中国佛教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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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3
  唐代凡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寺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民间施主亦到各寺院奉献盆及种种杂物。《佛祖统纪》卷四十一、五十等记载，唐代宗在大历元年（766）在宫中内道场举行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建巨幡，各以帝名缀幡上，自太庙迎入内道场。每逢此时，长安诸寺都作花蜡、花瓶、假花、果树等，精心点缀，各竞其妙。常例皆于佛殿前辅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竞修功德。到了宋代，盂兰盆会仍然盛行，但供养佛僧的内容逐渐减弱，而超荐亡灵的色彩有所增加，从以盆供僧转变为以盆施鬼，目的是救度死去的亡灵。道教中有天官、地官、水官的三官之说，“三官”也称“三元”。天官赐福，生于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地官赦罪，生于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水官解厄，生于十月十五日，为“下元”。道教吸取了佛教的有关教义，宣传七月十五日地官下降，能定人间善恶，于是，道士们在这一天日夜诵经，据称能使饿鬼囚徒得到解脱。佛教采取了道教中元节的说法，称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为“中元节”，后来，又俗称“鬼节”。《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中元节期间，寺庙印卖《尊胜陀罗尼经》和《目连经》，街上有人卖冥器包括鞋靴、帽子、衣服等，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面织成灯窝状，称“盂兰盆”。盆上挂着衣服、冥钱等，用火烧化，以祭奉祖先亡灵。人们还常演出目连救母杂剧，到十五日止，观者甚众。宋代民间均以此日具素馔享先祭祖，画目连救母像，作纸船、冥钱、竹盆等奉祠，而寺院也于此日为施主建荐亡祭祖的盂兰盆会。此后，孟兰盆节逐渐成为中国民间祀奉祖先、超荐亡灵的民间节日。后来，民间又把中元节改在七月十四日，据说在宋代末年中元节前夜，人们正准备过节，突然元兵人侵，大家只好提前一天举行祭祖仪式，此后相沿成习，就将七月十四日当作中元节了。在日本，此节一般在阳历七月十五日或八月十五日举行，主要活动大体上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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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摄政王: 1757年第七世达赖喇嘛逝世，清朝乾隆皇帝为稳定西藏地方政局，设立“摄政王”职位，并任命当时年仅35岁的丹吉林寺第六世活佛第穆阿旺降白德勒嘉措为第一任摄政王。摄政王的任期是上一世达赖逝世至下一世达赖年满18岁亲政为止。在此期间由摄政王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负责管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摄政王的人选也有严格的规定或条件：即必须从甘丹寺赤巴（法座）或四大林（寺）活佛，即功德林（寺）济咙活佛，策墨林（寺）策墨林活佛、丹吉林（寺）第穆活佛，锡德林（寺）热振活佛当中遴选任命。噶厦政府中设立“摄政王这一特殊惯例或制度，直至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彻底废除时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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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噶厦政府下设两个并列的主要机构，即仔康和译仓仔康是藏文r1si一khang的音译，意为审计部，仔康内设仔本4人，均为四品官职；仔康直接受噶厦政府的领导，负责管理俗官的委派、调遣与训练等一切事务，此外还掌管各地差税和噶厦政府直属各财政收支等事务。译仓，是藏文yig一shang的音译，意为秘书部。该机构虽属噶厦政府，但在体制上属于布达拉官的僧官系统，可直接受达赖喇嘛或摄政王的领导，其实权远远高于仔康。译仓除了日常事务诸如负责管理僧官的委派、调遣与训练等一切事务，以及掌管各地寺院和僧尼包括他们的争执案件等事务外，还保管或处理达赖喇嘛的印章或信件，特别是噶厦政府的一切公文命令等都必须经过译仓盖章后才能生效执行。因此，译仓在噶厦政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译仓内设4名仲译钦莫，意即大秘书长，均为僧官，是四品官职，而且都有资格成为将来僧官噶伦的候选人。在噶厦政府中除了仔康和译仓两个主要职能部门外，还设有10多个下属部门，各个部门藏语称“勒昆”（las一khuns），即办事机构。诸如喇恰勒昆（相当于政府的财政总局）、阿比勒昆（相当于建设主管部门）、索南勒昆（相当于农业局）、曼孜康（相当于医学院），等等。这些不同的办事机构或政府部门，分别管理或处理各种具体的事务，每个机构或部门的负责人由僧俗官员共同担任，均为四品官。此外，噶厦政府在西藏各行政区域又设立基恰（公署）和宗（县）二级行政机构。基恰相当于现在的专区行署。当时噶厦政府在西藏地区就设有昌都、黑河、山南、阿里、亚东、工布等基恰。每个基恰公署里任命僧俗官员各1人为基恰（即专员），都是四品官，职权是监督和指挥宗（县）政府的一切行政事务。宗，相当于现今的县一级的政府部门。当时噶厦政府在西藏地区设有一百多个宗。每个宗府内任命1至2人宗本（即县长），他们在上级基恰（专员）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宗内的行政、司法、粮赋、税收、差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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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1721年，清朝政府将西藏地方政权中总揽大权的第巴职位撤销，初设噶伦职位。后又封立郡王制。1750年，清朝政府废除郡王制，正式授权七世达赖喇嘛，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所谓“噶厦政府”，由达赖喇嘛亲自领导噶厦政府，管理西藏的一切事务。从此，西藏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进入更加巩固完善的新时期。噶厦政府内设噶伦4人，即1僧3俗，以僧官为首席噶伦，均为三品官。他们以合议方式秉承驻藏大臣、达赖喇嘛之命综理西藏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军务等重要事务，处理事务均在噶厦府共商行使，每位噶伦没有个人负责或分管部门的权力。在一般情况下，噶伦职位无任期，实行终身制。在特殊时期还可增设代理或助理噶伦数人，他们主要协助噶伦处理日常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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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一种由僧侣主持管理一切政教事务的地方政权体制。实际上，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册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将西藏13万户的教政大权赏赐给八思巴。从此，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开始形成。萨迦派法王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主持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近百年之久。为西藏后来的“政教合一”打下了基础。14世纪，由朗氏家族主持的帕主噶举在明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建立新的西藏地方政权，即帕主第悉政权，代替萨迦派掌管西藏政教大权，并设立“宗本”制度，拟定《法典十五条》等法规，使“政教合一”制度初具规模。15世纪，格鲁派产生并很快兴起，特别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并沿袭帕主时期的第悉（第巴）制度。不久，五世达赖喇嘛又受到清朝政府的册封，由顺治帝赐以十五叶汉、蒙、藏3种文字对照的金册，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坦喇达赖喇嘛”，并颁发四体合璧之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正式确定，格鲁派在西藏开始掌握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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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朱元璋首先对宗教进行清理门户，禁绝白莲教、明教、弥勒教等对统治阶级有极强威胁作用的宗教，又申明以儒家的学说来治国，对佛教则采取又限制又利用的政策。他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僧官制度，中央设僧录司、各府设僧纲司，各州设僧正司，各县设僧会司，并将各种僧职按地方行政级别套用，中央僧官六品到八品，其他地区的僧官九品。朝廷严格控制出家人的数量和素质，每三年发一次度牒，府不超过40人，州不超过30人，县不超过20人。“合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释氏稽古略续集》），禁止僧人与官府往来，试图减少佛教对政治的干预。他还把天下的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类，“其禅不立文字，必见性者方是本（禅）宗；讲者务明诸经旨义；教者演佛利济之法”（《释氏稽古略续集》），也就是说禅宗专门坐禅，讲者以讲经为务，教者则以做佛事为主，把佛教的僧人按所从事的教门予以定位。此外还规定了僧人穿袈裟的区别，“禅僧茶褐常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条浅红袈装；教僧皂色常服，黑条浅红袈裟。”（《明太祖实录》卷十五）就是做佛事的价格，也在朝廷颁布的（申明佛教榜册》里有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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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还要集中住到一些大的寺院。监寺制就是皇帝或官府直接委派俗人监督寺院，称监丞、监寺、道场监。监寺直接对官府负责，不受三纲的管辖，因此可以独立地行使职权，使世俗政权能够更好地、有力地、直接地控制教团。这种政策是得自于民间结社的启发，因为当时许多寺院在日常活动和经济事业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俗人力量的支持，有重大贡献者就被称为“监寺”。唐代在僧官制度上基本上继承隋代的做法，仍以中央和基层僧官两大块组成。隋代的监寺一职只是在基层发挥作用。唐初在最高层的中央一级机构是鸿胪寺，属于尚书祠部。在中央僧官里，增加了十大德一职。“大德”是佛教里称年长又有学问和德行的僧尼。但这里的“大德”不仅具有上述的特色，而且还负责统领全国僧尼及事务。至唐太宗时则将中央一级僧官归鸿胪寺崇玄署管理，高宗时又将鸿胪寺改为同文寺，但到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主持僧尼事务又由鸿胪寺的司宾改归祠部，后至玄宗天宝时代（742一755），佛教僧官的变化就比较大了，一部分僧尼管辖权由功德史掌管，而度僧权和僧籍还仍由祠部掌管。功德使是皇帝为建立修行功德而特设的官职，有内功德使、修功德史、京城寺观功德史等专职，后来又有左右街功德使，均由禁军中尉兼领。功德史后来演变成朝廷负责佛教事务的官员，但不管僧官的任命。安史之乱后，重新出现了中央和地方三级僧官，在功德使之下，中央一级设左右街僧录，地方一级设僧正、僧统及僧长（特殊区域），以及基层的监寺、寺主、维那、上座等，同时还出现了“寺衙”，说明寺院僧官制度与世俗的政权风格接近了。这与佛教的衰落和进一步世俗化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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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隋文帝继承北朝的传统，在僧官的设置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对此做了一些补充，使之更加完备。他对僧官制度的贡献，是在原有的魏齐以来的僧官体系之外，另设立外国僧主、二十五众主及五众主等僧官。 外国僧主是专门管理译经及外籍僧人的僧官。二十五众主是教化僧徒学习的僧官，多由一些学有专长的人来担任，主要职责是进行佛教知识的普及教育，而层次较高的学术教育则由五众主来承担。“五众”是按讲习内容来分的五种学僧团体，在众主的指导下或讲习大乘经义，或习禅法，或研读《大智度论》，或讲习《十地经论》，或读《大涅槃经》，非一般信众所能了解。五众主在京城教授来自全国各地具有较高水平的学僧，其学问在同行中处佼佼者的地位。到了隋炀帝时代，僧官制度又起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就是直接加强基层的僧官的力量。文帝、炀帝父子看到佛教发展太快，僧尼素质低下，对自己的统治有危害的风险，于是想到了要控制佛教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削弱僧官的权力，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以保证佛教的质量，因此他们实行了寺额制和监寺制。寺额制就是凡是寺院必须得到政府颁给“云标”，为官立有额寺，否则属不合法的私寺。寺内的僧尼也必须持有僧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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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寺院经济管理及财产支配权，以及管理外国僧尼权等。权力的过滥也造成了一些弊病出现，机构庞大，僧人素质下降，有时过多的干涉世俗事务。特别是北朝的佛教以修行实践坐禅为其特点，在理论义学上不如南朝发达，直接影响了佛教界自身的素质提高，所以后来到北周时以“三藏”为僧官官职名称，一改过去的旧称，力图体现义学的特色。中央一级有昭玄三藏、国三藏，地方上有州三藏等，强调僧人的学识水平和文化素养。此外，在北朝还有不属于僧官机构的断事沙门，这是由皇帝派遣的饮差大臣一类僧官，他们针对教内出现的种种弊端和腐败现象，而进行整肃和处理，以保证佛门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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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南北朝时期己形成完备的僧官制度。南朝的僧官是继承东晋而有所发展，并且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三级僧官系统。中央僧官单位是僧司或僧局、僧省，最高僧官为僧正或僧主、天下僧主，由皇帝敕命，有的朝代中央僧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再属于其他世俗的政权机构。僧正的意思是“以法而绳之、令归于正”，所以通常由在僧伽内有威望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总领全国僧徒，处理教内事务。僧正还配有一些助手，如副职都维那，或称大僧都、悦众、大律都等，协助僧正具体处理僧徒事务，并主管纲纪诸事。地方上的僧官有两种，一是区域性僧官，如京邑大僧正、十城僧主、荆州僧主等，州郡设有某州、某郡僧正、都维那或僧都，这些僧官都是由中央僧司任命。二是基层寺院负责人寺主、上座、维那三纲，实行三纲制管理寺院。这类人有的是按传统推举上来，或者由施主指定，也有由皇帝敕命，或者由政府委派的。南朝刘宋朝还将尼众分别管理，设尼僧僧局、尼僧僧正、京邑尼僧都维那、尼僧寺主。梁武帝则指定俗家弟子的居土来粗任僧官，名日“白衣僧正”。能够担任僧官的人，或是出于名门，或是有学问。或是有戒行，总之都是一些有名望的人。僧官的任期一般都不固定，而且还可以迁升，国家付给一定的俸禄，有的人还配备侍者，提供交通工具等。如果碰上皇帝高兴、赏识，或有显著“攻绩”的话，那么还可以得到奖励，这种奖励通常是俸禄的好几倍。北朝的僧官继承北魏初期的制度而加以发展。与南朝一样，其僧官制度也是从中央到地方三级体制。中央机构是监福曹，主僧官为道人统或道人都统。后来监福曹改留玄寺，僧官进一步充实和扩大，道人统改为沙门统，有大沙门都（大统）、沙门统二人并置，副职为都维那。僧官之下又设下属机构和吏属，称为功曹和主簿员，管理诸州郡沙门曹。州、郡、县几级地方僧官，均设沙门曹机构，称州统、州都、畿郡都统、郡维那、县维那。基层寺院的寺主、维那、上座三纲，与南朝无异。北朝的佛教势力超过南朝、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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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2
  依据元代的《钦定百丈清规》记载的僧职方丈: 寺院的一寺之主，也称住持，意谓久住护持佛法之人都监寺: 也称都总、都管、库司。早期禅寺只设监院，总管庶务。后来随着寺院的发展，另设都监寺，“以总庶务”，担当寺院行政事务最高负责人。监院: 也称监寺、院主。寺院在不设总监寺的情况下，只设监院作为管理寺院内部日常事务的总负责人。维那: 这是梵文的音译，汉语意译“悦众”。“纲维众僧，曲尽调摄”，负责寺院僧众的进退威仪，遵照清规维持寺院日常秩序。 副寺: 也称库头，协助都监寺管理寺院财务和收支账目。又分上副寺、下副寺。典坐: 寺院伙食管理人员，“职掌大众斋粥、一切供养，务在清洁，物料调和，检束局务，护惜常住，不得暴殄”。直岁: 负责维护和修理寺院房舍、门窗、墙壁诸务。（以上是“知事”诸职） 首座: 也称禅头，寺院禅僧的统领者，由学德兼优者担任，“表率丛林，人天眼目”，在有的场合可以代替方丈说法。由在僧堂率众站立的位置，分前堂首座和后堂首座。书记: 也称记室，执掌起草寺院各种文翰、书状等事。知藏: 或称藏主，“职掌经藏，兼通义学”、负责管理寺院图书。知客: 也称客司，“职典宾客”，负责接待各方面来的容人。禅堂、 水菩萨客堂、库房、衣钵寮，称“四大堂口”，说明在这里的负责人的地位也非常重要。除此之外，还有“列职杂务”，有：寮元，管理住宿、经文、日用杂物的僧人；净头，负责寺院各处平时的清洁卫生，还有管水的水头，管炭的炭头，管磨坊的磨头，管菜园的园头，管种粮食庄园的庄主，管理僧人身体健康以及与人治病的延寿堂主，管理塔院的塔主，负责敲钟的钟头，击鼓的鼓头，以及类似传达室人员的庙院主等。可以说，一个寺院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机关，有的大寺院里不仅配备了以上的种种僧职，还为这些正职的僧人又配备了副手，如堂头侍者等等。随着佛教寺院的发展，元代以后寺院的制度和僧职更加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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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1
  即色宗认为世界万象皆由因缘条件和合而生，既然借助因缘才生，故无自性，就是空，支道林《即色游玄论》说：“色不自色”， “虽色而空”。（安澄《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原来《般若经》中讲的“色即是空”，理由就是因为色（地水火风四大因素及其所造）是由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此宗是就现象（色）直探本体（空），认为现象就是本体，这与以郭象为代表的玄学的自生独化论有相似之处。心无宗主张让主观精神脱离外界，使心不执著于世界万物，但同时并不否认外界的存在。据称：“诸法空者，欲令心体虚妄不执，故言无耳：不空外物，即万物之境不空。”（吉藏《中观论疏》卷二引）这实际是把般若性空的理论看成是指导修心的原则：一是不去理会现实世界的一切；二是断除世俗的观念和情欲烦恼。玄学中的崇有论虽反对将有否认的说法，但又肯定其“静一守本无”，抑制情欲的方面。心无宗与此有相似的地方，但作为出世的佛学理论又有其特定的思辨方式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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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21
  早期有六家七宗说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和名宗的名称是：道安的本无宗；竺法琛、竺法汰的本无异宗；支道林的即色宗：于法开的识含宗：道壹的幻化宗；支悠度、竺法蕴、道恒的心无宗：于道邃的缘会宗。以上七宗当中，本无、本无异二宗可作一家，总为六家：如按案计算，可作七宗。其中影响较大的只有本无、即色、心无三家。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所谓“一切诸法，本体空寂”，称此本体为“本无”。它所讲的“空”“性空”或“本无”与《般若经》中讲的“法身”“真如”等同义。这与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的“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主张是相应的。本无宗也受先秦道家的以道、气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的影响，所谓“无在万化之先，空为众形之始”，但又强调“本无”的空寂方面，反对“空豁之中，能生万有”的简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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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17
  五蕴论本来是佛教用来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婆罗门教所奉的创造之神）造物说的重要理论，是原始佛教的哲学基础。从它与人生的关系，可以证明苦、集、灭、道四谛。由五蕴的聚散离合，可以推论出佛教的“三法印”（三种基本标志）：一是“诸行无常”，谓一切事物、现象生灭不定；二是“诸法无我”，指一切事物、现象没有主宰者和常住不变的本性、本质；三是“涅槃寂静”，谓永远超离生死苦恼的涅槃境界是清净永恒的。如果再加上“一切皆苦”则成“四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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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17
  何为因缘或缘生？佛教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产生、变化都有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便是因缘。因是内因，是根本原因；缘是外因，是辅助因素。有时因、缘通用，因为缘也是一种原因。由于具备一定因缘便有相关事物生起或消灭，此为缘起。佛经中常见的解释是：“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十二因缘是讲造成人生苦恼的过程和原因，按照佛教的理解把人生现象分成十二个连续的环节：无明一行一识一名色一六处一触一受一爱一取一有一生一老死。据认为，它们前后之间互成因果，互为生灭的条件，是用来说明四谛中的苦、集二谛的。“无明”即“痴”，是对佛教的教义（四啼等)不了解，被认为是造成众生流转生死的根本原因。“行”是指由一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影响作用，形成力（业力）。“识”是指感觉和意识活动，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原始佛教有时把“识”看作是独立的精神实体，称之为“识神”，即灵魂。“名色”是指人的肉体和精神。“名”指受、想、行、识四蕴（也称四阴）；“色”指五蕴中的“色”，相当于物质，由两者构成生命体的形神关系。“六处”是指人的感觉器官和意识机能，包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触”是接触外界时产生的触觉和知觉。“受”指感觉。“爱”即贪爱，对物质的或精神的东西的追求、爱恋意向。“取”是执著地求取，占取各种东西及固执错误见解等。“有”指众生和生存的环境。“生”是生命出生。“老死”是生命的终结。在原始佛教的后期，在讲十二因缘时已经把其中的“识”解释为“识神”，把“名色”解释为胎儿，从而把十二因缘解释为人生秉承前世业因投胎、出生和生长的过程。到了部派佛教时期，以“说一切有部”为代表的学僧对十二因缘作了“三世两重因果”的解释。 “五蕴”也译作“五阴”，即色（地水火风四种原素及其所造的一切，相当于物质）、受、想、行（意志、意向）、识。佛教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世界万物和众生的五种因素。认为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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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8-17
  一、 佛教的传入和民族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佛教与儒、道二家的互相争论与彼此吸收的过程，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哲学比较重视以家长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自然）人（社会）关系的考察，而不注重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宇宙的本体的探讨，虽主张敬神祭祖，但对灵魂和死后世界缺乏神学论证。佛教拥有极其庞杂的教义和哲学理论，从大的方面说，它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染净以及对心理作用的详细分析，对心在解脱成圣过程中的作用的说法、善恶因果报应论等，都对中国哲学的丰富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标志中国传统哲学高峰的宋明理学的形成，是与儒学大量地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分不开的。 三、历代佛教僧人重视在山高林深的清净的地方建寺修行和传法，同时在寺院周围地区开辟农田果园，种植花果林木，为开发山林地区经济，活跃地方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佛教极大地影响中国文学、美术、雕塑、音乐、建筑的发展。 五、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图书文献最多的国家。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宝库，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唐代四部图书有5万余卷，佛教经典约有它的1/10；清代修《四库全书》收编图书3503种，79331卷，而大致与此同时编纂的《龙藏》收佛典1675卷，按卷数相当于它的9%。现正在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续编（正编已经完成），计划总收佛典4200种，23000卷，按卷数相当它的29%。此外中国还有很大数量的藏文佛典。佛教文献，体裁多样，既有佛典的经、律、论，也有对佛典的注释、各种论著，还有传记体和编年体的史书，以及年表、偈颂、语承、类书、词书、游记、变文、目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