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密码

最新书摘:
  • 老虎 wong
    2022-01-13
    有人举报陈平早年行为不检,和自己嫂子不清不楚,很可能有不正当关系,而且还贪财收受过贿赂,之前曾经两次跳槽,没有忠减观念。对此,刘邦就是一笑了之。通常来说,只有在技术层面找不出人家罪过的情况下,人们オ会用道来否定一个人。反过来说,有人举报陈平有道德污点,这些事情的真假暂且不论,这恰恰说明了他在做事方面让他们挑不出毛病从领导者角度说,过分的道德洁癖,绝非一个好习惯。德可自律,而不可律人。对用人而言,只能凭借几个量化标准来管理人,毕竟在很多时候,道德这个东西是很难量化,也很难统一认识的。适当的包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管理者的一个必备要素。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过分的道德洁癖氛围之下,没准儿就会有人给你的手下设个仙人跳之类的局,以此要挟他就范,让他出卖企业的关键信息。显然,这是得不偿失的。有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说法,狮子不可以犯狮子的错误,狐狸不可以犯狐狸的错误。规章制度,必须要在不同的群体间统一标准,而在现实操作中,道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乃至不同的环境下,其实是难以统一的。当然,一切终归是有度的。国家终归是要有一个道德风尚的间题,企业也肯定要考虑公众形象。对于这个题,在战国时代,孟子就给出了答案:贤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把道德模范放在标杆的位置上,把有能力的人放在做实事的位置上去,二者互不干涉并不悖。刘邦用的人,有个说法叫无耻嗜利之徒。恰恰因为这帮人嗜利,激赏机制才好运转,要是这些人天天玩情怀,死活不提利益诉求,可心里算盘又打得噼啪响,面对这么一群人,估计老板会直接疯掉。在大汉开国之后,刘邦一方面论功行赏,另一方面又四处寻访老学者,恢复了儒家经典一《尚书》,这就是为全社会树立道德基准。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道德终归只能是提倡,而不能去硬性规定...
  • 老虎 wong
    2022-01-13
    能逆袭的“草根”,其实他们与王侯将相相差的无非是财富和社会地位,就心智乃至价值评判标准而言,二者别无二致,甚至他们的才智远比那些王侯将相要出色得多。当乱世降临,契约、职务、社会地位这些传统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力将会大为缩水,这种时候像刘邦这样的异类,就有了和上层贵族竞争的机会。如果在太平盛世,刘邦、韩信之类的人和普通人相比,反倒是毫无优势。刘邦那种大开大合的处事方式,在面对柴米油盐的时候会显得格格不入,这些都会让他的生活面临很多麻烦。如今人们依然在讨论寒门子弟如何获得上升空间的问题。其实从国家层面来说,历朝历代,哪一朝都不会为了给寒门子弟提供上升通道,而压低选用人的门槛,这就好比你不能因为山区的孩子没条件学某一门类的知识,高考就不去考这一门。从国家层面来说,最明智的做法并非是靠政策来扶持寒门子弟上学、当官,而是要在社会分配层面,减少寒门的比例,尽最大可能去增加中产阶层。刘邦、陈平、樊哙这些人家虽然不是贵族,但也不是我们现在语境下的贫困户,严格说他们都应该是出自中产之家。社会中下层要想挤入上层,最大的障碍恐怕并非是财富和人脉,而恰恰是他们脑子里的那套估价体系。一个平民之家,不精打细算肯定过不好日子,但是一个人天天忙于精打细算,也的确不太可能有精力再去算大账。细说起来,这世上又有哪个富翁的钱是靠省出来攒出来的?身份和思维如果脱节,不会是一件舒服的事,王者的思维配上底层的地位,如果没有机遇,那就是一个悲剧;反过来如果地位上升了,却依然没摆脱穷人的思维,那你可能就是《人民的名义》里那个“穷怕了”的赵德汉。刘邦身上有帝王潜质,从外部条件说也赶上了好时侯,但仅仅靠这两样,尚不足以激活他身上的帝王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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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这么实惠的赏,为什么有时候却能赏到你胆战心惊呢?如果你立了功,国家要赏赐你,而你想客气一下,说“愧不敢当”“不要了”,那么官员很可能会立马翻脸,直接把你丢进大牢里去。秦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功而不受赏,为罪。这一条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是太惊世骇俗,孔子对这一条,应该是赞成的——别忘了,儒家和法家一直都是不对付的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说白了还是一个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无论国家对你的赏赐有多丰厚,可是对一国来说,真不缺你这仨瓜俩枣。受赏者如果自己玩高风亮节,拒绝赏赐成就虚名,还获得了社会的认同,那必然就会给后来者形成道德压力,一旦立功得赏了,别人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有你这么一个所谓的标杆在那,人家该怎么自处?不接受,好些草根出身的人,可能就指望这条途径改变命运呢。你玩“高风亮节”,玩“道德标杆”,看似为国解忧,事实上从根本上破坏了国与民之间劳而必得、功而必赏的契约,由此产生的危害会危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有你这么一个恶例在这,今后谁还敢为国家立功?做了贡献,不但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反倒会让立功者背负道德压力。你这是在惩善扬恶、奖懒罚勤,孔老夫子看到了也是要骂人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恰恰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做着事实上最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在秦国,则干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你这种“装”,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是在挖大秦帝国的墙脚。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其实反倒不如古人高明。如今在我们的宣传中,似乎已经形成这么一种惯例: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必须是过得越惨越有宣传价值,清贫都已经满足不了某些人的“道德癖好”了,最好是他们全家十几口人挤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自己或者家人重病缠身,孩子得不到像样的教育,要是没孩子那就更好了……好容易得着一笔奖励,甚至可能是烈士的抚恤金,你不拒绝,或者不把它捐给希望工程,你就是严重地不...
  • 兢伍英雄
    2020-06-17
    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利
  • 粗缯蓑雨
    2019-04-07
    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只拿道德说事,往往意味着在实际利益或是法律层面,对方根本挑不出毛病,而这还没考虑造谣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对管理层负责人给予必要的安全感,作为具体执行者,在发现上级信心不是很足的时候,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恃才傲物,这些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改革需要的不是上下同心,而是上下同欲——大家的基本利益必须是一致的。而适度的外部压力是实现上下同欲最佳的途径。再正的三观、再光明的目标,都不应该拒绝必要的谋略和技巧,心是佛手,手为鬼手,这才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改革能不能推进,首先取决于人,取决于是否可以让足够多的人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政治永远是一门“玩”人的艺术,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先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所谓的基本盘,细说起来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利益一致者。第二个层面,支持者。第三个层面,核心圈子。拓展关系网的最根本之处,是首先要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一个人是否能让其他人接纳,不在于他是否对人低三下四,而在于他本身的价值。任何权力机构的设置,都必然要考虑相互制约的问题,可如果两个互相制约的机构之间,关键人员能够来回调动,那么这种机构层面的制衡作用,就必然要被削弱。员工和老板之间的议价能力。除了贡献与公正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员工的可替代性有多强。越是难以替代的人,他的议价能力自然就越强。有句话叫“大政在野不在朝”,意思是说真正要改变一国的政治走向,最终靠的并非是上层的官斗,而是要改变整个社会的认知。这一点,无论是变法的推动者,还是反对者都意识到了。成功破坏一样东西的前提,不是憎恶,而是了解。权大而利小,则容易滋生贪腐,责大而权利小,会打击士气,流失人才,责小而权大,则容易滋生弄权者,架空上级领导。舆论战中,造谣并不可怕,只要公开透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