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时代：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

• 沉璧

  2020-06-21
  列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那种心理学暴力的显著例证”。2列宁痴迷于武力，几乎到了闻到武力的气味就垂涎唖嘴的程度。“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的节日。”一个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取武器的知识，不训练武器的使用，不拥有武器，一个这样的被压迫阶级只配被压迫，被虐待，像奴隶一样被对待。”他的著作充满了军事比喻：围攻状态，铁戒指，钢板，行军，军营，街全，要塞，进攻，机动单位，游击战，行刑队。也充斥着表示暴力活动的动词：燃烧，跳跃，点燃，驱赶，射击，摇撼，夺取，攻击，熊熊燃烧，击退，焊接，强迫，清除，消灭。
• 沉璧

  2020-06-21
  克鲁普斯卡娅证实了他的苦行，并告诉我们，列宁放弃了所有他喜欢的东西：溜冰，阅读拉丁文著作，象棋，甚至还有音乐，为的是把精力完全集中在政治工作上。他的一位同志评论道：“他是我们当中唯天24小时为革命而活的人。”他告诉高尔基，他之所以拒绝听音乐，常常是因为“它让你忍不住说一些漂亮的蠢话，忍不住去抚摸那些生活在这个可耻地狱却能创造出这样一种美的人的头。而当今这个时代，你千万不要去摸任何人的头一一你可能会让自己的手被咬掉。”9我们不得不猜想，驱使列宁去做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动力是种炙热的人道主义情怀，类似于圣徒对上帝的爱，因为他身上丝毫没有政治野心家通常具有的那些缺陷：他没有虚荣心，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对行使权力的明显爱好。但他的人道主义是种非常抽象的激情。它包含一般意义上的人，但他对具体的人似乎没多少爱，甚至也不感兴趣。他没有把那些跟他打交道的人（他的同志）看作鲜活的个体，而把他们看作接受其观念的容器。他就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他们，没有其他的依据。因此，他的朋友关系没有亲疏之别；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朋友，这些人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同盟者。他对人们的判断不是根据他们的道徳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观点，或者毋宁说是根据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接受自己的观点。他从不记恨。
• 沉璧

  2020-06-21
  搞政治革命的人似乎主要属于两种类型：与宗教有关的和浪漫主义的。列宁（这是他在1901年采用的笔名）属于第类。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在他痛恨宗教这个意义上，宗教对他来说很重要。不像马克思（他鄙视宗教，认为宗教无足轻重），列宁把宗教看作一个强大的、无处不在的敌人。他在很多作品中（1913年1月13日给高尔基的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都清楚地表明，他对任何宗教性质的东西都有一种强烈的憎恶。他写道：“不可能有比宗教更可恶的东西。”从开始，他创立的国家就设立了一架庞大的反对宗教的学院宣传机器，并维护至今。他的反教权并不像斯大林，后者不喜欢教士是因为他们腐化堕落。列宁刚好相反，他对腐化堕落的教土没什么真正的感觉，因为他们很容易打败。他真正害怕和痛恨（后来则是迫害）的人是圣徒。宗教越纯洁，也就越危险。列宁认为，一个献身上帝的教士远比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不道德的教士更有影响力。最需要压制的教士，不是那些热衷于为剥削辩护的教士，而是那些声称与工人和农民团结一致的教士。这就仿佛他在真正的上帝仆人的身上认出了他自己身上同样具有的那种热情和精神，并希望把它据为己有，用于自己的事业。没有哪个人比他更能体现权力意志取代宗教推动力。要是搁在早先，他肯定会成为一个宗教领袖。
• 沉璧

  2020-06-21
  1917年4月8日，列宁离开苏察世回俄国。他的几个流亡中的同志陪他去火车站，一路上争吵不休。应鲁登道夫将军之邀，他将途经德国，后者保证给他提供一条安全通道，前提条件是：沿途不能对德国工会主义者发表演说。战争养育了革命。养育革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战争形式。德国人称之为Revolutionierungspolitik（德语：革命化的政治）。如果说协约国可以鼓动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起来反对同盟国及其同伙，那么反过来，德国人也可以（而且确实这样做了）鼓动爱尔兰人和俄国人。如果德国人只是利用列宁，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那样，“就像利用一株伤寒杆菌”，那么，他们并不认为列宁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他们把他与另外30个流亡者和不满者等同对待。
• 沉璧

  2020-06-20
  那么，《凡尔赛和约》是不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呢？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就是这样；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持同样的观点。但接下来，知识分子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强烈的种族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既决定了《凡尔赛和约》的性质，也确保了它不会起什么作用。欧洲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到1919年有十多场这样的运动）都是由学者和作家开创、领导和煽动的，他们强调各民族之间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牺牲的却是促使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和持续不断的经济利益。到1919年，欧洲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更别说他们的长辈）几乎全都同意这样一个论点：民族自决权是首要的道德原则。只有少数例外，卡尔・波普尔是其中之一。这些少数人认为，自决权是一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原则，因为“解放”各民族和少数民族只会制造出更多的少数民族。但一般说来，自决权被欧洲不容争辩地接受了，正如1950和1960年代它被非洲不容争辩地接受一样。
• 沉璧

  2020-06-20
  《凡尔赛和约》的受益者当中，波兰是最贪婪、最好战的，1921年，经过3年战斗之后，波兰的面积是巴黎和会上预期的两倍，它进攻乌克兰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加利西亚省东部及其首府利沃夫。它为争夺切申而和捷克人打仗，但没能得到这个地方，这是1938年波兰为什么不同情捷克人并在1968年实际上帮助俄国入侵他们的原因之一，尽管在这两个实例中，支持捷克独立符合波兰的长期利益。在波罗的海和西里西亚，它凭借武力成功地实现了它对德国人的“权利”。它最近入侵了自由的立陶宛，占领了维尔纽斯，并在一次“全民公投”之后把它吞并了。它对俄国发动了一场旨在获取领土的全面战争，1923年在西方列强的劝说下批准认可了它的新边界。
• 沉璧

  2020-06-20
  特别是，威尔逊在这一阶段对“国际联盟”并不热衷，那是英国最早在1917年3月20日提出的想法。威尔逊认为，那会增加和谈会议的困难。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了秘密条约，这让美国的盟友形象受损，看上去就像旧式的食肉动物，并让威尔逊惊惶失措。列宁关于普遍自决权的呼吁迫使威尔逊出手，因为他觉得，美国作为自由民主的守护人，不能被一个非法算取权力的革命政权抢了先。因此，他匆忙起草并在1918年1月8日公开递交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第一点拒绝接受秘密条约，最后一点提出了“国际联盟”，其余各点大多是具体的保证：被占领土必须交出，战败国不会受到丧失人口的惩罚，民族性将是决定性的因素。2月11日，威尔逊増加了“四点原则”，充分阐明了十四点原则”中的最后一点。9月27日，他拿出了最后一块压顶石“五项具体原则”，其中第一项原则是承诺一视同仁地公正对待朋友和敌人。这二十三点原则是威尔逊独立提出的，与英法两国无关。
• 沉璧

  2020-06-20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10月25日夺取了俄国的控制权，并立即把沙皇政府的外交档案据为己有。他们把那些秘密条约的副本转交给了西方记者，12月12日，《曼彻斯特卫报》（ The ManchesterGuardian）开始公布这些文件。与之相伴随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强有力的宣传，旨在通过承诺给所有民族自决权，从而鼓励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
• 沉璧

  2020-06-20
  事实上，在4~15世纪的有关战后安排的过程中，以及在18世纪之后城市化集中的阶段，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地区被混杂种族所占据，迄今为止，他们的忠诚是宗教的和王朝的而不是民族的。君主政权是这些多民族社会唯一的联合原则，唯一的担保（尽管经常是很不可靠的担保）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这一原则被去掉，有什么东西能够取而代之呢？唯一可用的原则是民族主义，及其时髦的副产品：领土收复主义（ irredentism）。领土收复主义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语的Risorgimento，意思是整个族群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新的黑话短语“自決权”（ self-determination人们把这理解为：根据种族优先的原则进行全民公决，再据此调整边界。
• 沉璧

  2020-06-20
  1918年11月9日，当人们认识到德意志共和国可能会得到更优惠的和平条款时，威廉二世皇帝便立即被毫不犹豫地赶下了台。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皇帝查理三天后宣布退位，结東了这个一直靠明智联姻和巧妙欺骗维持的千年帝国。罗曼诺夫皇室一家在7月16日被杀害，并被埋在座无名坟墓里。东欧和中欧三个君主帝国，“旧制度”赖以立足的正统三角，就这样长眠了，全都在一年之内消失了。到1918年末，恢复其中任何一个君主政权的机会少之又少，三个全都恢复的机会就更渺茫了。土耳其苏丹很有能力，但也完蛋了（尽管直至1922年11月1日オ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
• 沉璧

  2020-06-20
  就这样，战争证明了现代政府能够以怎样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扩张自己，并因此以怎样贪得无厌的胃口发展自身，既是为了消灭敌人，也是为了对自己的公民行使专制权力。
• 沉璧

  2020-06-20
  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过度的无情和残忍通常并非出自公然的恶意，而是来自被激怒的正义感。对于一些合法构成的政府，情况就更是如此，它们表面上有议会和法院赋予的所有道德权威。个体不管多么凶残，其破坏能力都很小；而国家，不管意图多么良好，其破坏能力几乎都是无限的。扩大政府，其破坏能力必然也随之而扩大。正如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尔纳在1917年干涉前夕所吼道的那样：“战争是国家的良药”时。此外，历史痛苦地证明，集体的正义感远比任何个体对报仇的追求更难控制。
• 沉璧

  2020-06-20
  正如佳吉列夫所言，野兽派的第一次展览将在巴黎举行。1913年，佳吉列夫把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 Sacre du Printemps）搬上了舞台；到那时，勋伯格已经发表了他的无调性《三首钢琴曲》，奥尔本·贝尔格发表了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3号）；马蒂斯发明了“立体派”这个术语。也正是在1909年，未来派发表了他们的宣言，库尔特・希勒在柏林创办了他的“新俱乐部”，它是一场艺术运动的策源地，这场运动将在1911年首次被称作“表现主义”2。1920年代的几乎所有重要艺术人物都已经在1914年以前发表、展览或演出过自己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一个9战前现象。但是，需要一场巨大斗争所带来的剧烈动荡，需要它所促成的政治体制的分崩离析，只有这样才能给现代主义带来它迄今为止所缺乏的激进的政治维度，并让它感知到一个已经土崩瓦解的世界，而它正是在这个旧世界的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因此，佳吉列夫在1905年奏响的那挽歌般的（甚至是不安的）音符引人注目地反映出敏锐的洞察力。这场变革的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密不可分，正如1790~1830年的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不可分割一样。
• 沉璧

  2020-06-15
  如今我们知道，精神分析的核心观念在生理学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在弗洛伊德阐述这些方法的时候，人们还没有发现孟德尔定律和染色体遗传理论，还没有认识到先天性代谢缺陷，也不存在激素和神经刺激机制，这些东西联合起来证明他的治疗方法是无效的。正如彼得・梅达沃爵士所指出的那样，精神分析有点类似于催眠术和颅相学：它包含彼此孤立的真理碎片，但整个理论是错的。此外，正如年轻的卡尔波普尔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弗洛伊德对待科学验证的态度完全不同于爱因斯坦，而更像马克思。他在闻述自己的理论时，不是使用经得起实验检验和反驳的具体内容，而是使之包罗万象，很难检验。而且，就像马克思的追随者一样，每当看上去能够驳倒其理论的证据出现，他就修改自己的理论，以迎合这些证据。因此，弗洛伊德的信念主体需要连续不断地扩张和渗透，就像一套处在形成时期的宗教体系。
• 满

  2012-11-03
  马克思、佛洛依德、爱因斯坦给20世纪20年代传递了同样的信息：世界不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我们对事件和距离、正确和错误、法律与公正以及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本质等观念是通过感官的直接感觉形成的，而这种感觉是不可信的。
• 牧

  2021-12-25
  旧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新的社会秩序最终会取而代之。......有一些令人不安的思潮，暗示了一个漂流世界的想象，这个世界已经离开了传统法律和道德的停泊锚地。在既定的合法权威方面，还有一种新的犹豫，不敢把世界这首大船拉回来，重新置于传统手段或者任何手段的控制之下。这构成了一种邀请，邀请别人来接管。德国三位富有影响力的伟大学者在19世纪对人类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解释，1918年后的世界继承了他们的思想遗产。尼采。在先进的民族当中，宗教推动力的衰落和最终崩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是他所说的权力的意志。在宗教信仰的位置上，将会有世俗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权力意志会产生出某种新的弥赛亚，不受任何宗教法令约束，对控制人类有贪得无厌的胃口。强盗政治家被呼唤出来。
• 福隆

  2021-04-01
  正如丘吉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他所列举的那些恐怖行为被“高度文明的国家”所实施。事实上，它们完全超出了个人（不管这个人多么邪恶）的力量。常见的情况是，人们过度的无情和残忍通常并非出自公然的恶意，而是来自被激怒的正义感。对于一些合法构成的政府，情况就更是如此，它们表面上有议会和法院赋予的所有道德权威。个体不管多么凶残，其破坏能力都很小；而国家，不管意图多么良好，其破坏能力几乎都是无限的。扩大政府，其破坏能力必然也随之而扩大。正如和平主义者伦道夫・伯尔纳在1917年干涉前タ所吼道的那样：“战争是国家的良药”3。此外，历史痛苦地证明，集体的正义感远比任何个体对报仇的追求更难控制。伍德罗・威尔逊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他在1916年以一份和平政纲赢得连任，他警告：“一旦把这个民族带入战争，他们就会忘掉世界上还有宽容这么回事.....残酷无情的精神就会进入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中
• 沉璧

  2020-07-04
  马克思发明的“资产阶级”是这些仇恨理论当中最广泛的，它继续为所有的妄想狂革命运动提供基础，不管是法西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代理论的反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派生物，涉及选择（为了民族、政治或经济上方便的原因）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部分作为攻击的目标。比起纯粹按阶级分析，它更明显地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列宁为什么使用“反犹主义就是傻瓜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的原因。
• 沉璧

  2020-08-06
  “中日冲突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极好的扩张机会。我们的政策是：把我们百分之七十的努力用于这一目的，百分之二十用于对付政府，百分之十打日本人。这政策将分三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我们将和国民党合作，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第二阶段，我们将实现在カ量上和国民党并驾齐驱。第三阶段，深入渗透中国的各个地区，建立对国民党发起反攻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