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的艺术

• Mumu

  2014-02-12
  我要离开莫斯科的朋友们，即便不是永远离开，也要很长时间，就像我要离开我的故乡莫斯科一样，我的父母、祖父母皆生于斯，我亦长于斯。同国家这个强大无比的敌人英勇斗争，这便是失败之后的悲惨结果。然而我身在移动的列车上，这是胜利的果实。由于我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由于忠诚和机敏的朋友们的帮助，由于机缘巧合，我为心爱的小提琴所作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此时小提琴正躺在行李架上的琴盒里，随着列车的运动轻轻摇晃。
• Mumu

  2014-02-12
  一个年迈耳聋的炮兵将军因得罪了沙皇，被贬到一家地区歌剧团任团长。上任伊始，他花了一些时间来观察乐队，大感惊愕。于是他颁发了以下命令：承蒙沙皇陛下圣恩，由本官主持剧团，经查发现乐队音乐家玩忽职守，理当重惩。有音乐家疏懒成性，居然持硕大提琴于腿间。余者懒惰散漫，演奏时断时续，实不容宽恕。本官兹命令：一、所有提琴手均应持琴于颚下，无论提琴大小；二、乐队指挥举棒之后，全体乐手应齐声同奏，不得中途停顿。
• Mumu

  2014-02-12
  一九四〇年夏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要求所有的苏联机构每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于是这些负责音乐事务的行政官员得以一展他们的才能。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歌剧工作室，导演下令要求所有雇员、歌手和音乐家必须工作满八小时。为了保证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法令，还准备了一份排练和演出的总时间表。这份时间表包括了工作室上演的新作、柴可夫斯基的《叶夫根尼·奥涅金》的日程。像在平常的工作日一样，歌手和音乐家们在晚上演出时工作三个半小时，白天排练四个半小时。导演面临着一个与这个歌剧有关的棘手问题，很难解决。出演连斯基的歌手在第二幕结束时的决斗中死去，比其他演员提早整整一个小时结束工作，这意味着他只工作了七个小时，而不是规定的八个小时。这种公然违反政府规定的事是不能允许的，导演必须找出解决办法。他的办法是命令连斯基在决斗中死去后，坐在后台静待全剧落幕，不能脱掉戏装，不能卸装。可怜的连斯基身着厚重的皮大衣和海狸皮帽，静心在那里读书，直到他听见奥涅金最后的台词：“……耻辱、痛苦、我可悲可怜的命运！”然后他才冲到化妆室，脱下戏装和假发。
• Mumu

  2014-02-12
  梅耶荷德被捕几个月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溘然长逝。苏联戏剧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完成了。后来的十年中，偶尔发生的片离和迷失方向的事件都不重要了，这对苏联政府的基本政策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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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12
  在莫斯普斯剧院召开的会议上，政府法令宣读完后，让大家公开讨论，契尔文斯基、一个年轻的导演、起身说道：“我想说几句。”“讲吧，契尔文斯基同志。现在您发言。”会议主持人松了一口气。契尔文斯基缓步走上主席台，转身面对着他的同事们。“同志们。”他吐词清楚、声若洪钟，“今天可能将成为苏联戏剧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今天，本世纪最伟大的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领导的剧院被关闭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言语……”
• Mumu

  2014-02-12
  在维希涅夫斯基的剧作《最后的决战》中，舞台上的海员和边防军用真正的机枪和步枪瞄准观众席，射出空包弹，以此抵抗法西斯分子的进攻。射击一直持续到每一个角色都被射杀。但是早在落幕之前，观众中间就有妇女昏过去，被抬出观众大厅，剧院还给一些歇斯底里的观众提供了急救。中央剧目委员会不允许在彩排之后保留这场戏，在首演的晚上，哒哒声和鼓声代替了射击声。实事求是地讲，在欧洲和美国的所有现代主义剧院中，我找不到任何新鲜的手法或创新未曾被梅耶荷德在他的莫斯科剧院中采用过或至少提出过。
• Mumu

  2014-02-12
  理性的态度、出色的组织工作和普通的常识战胜了永远躁动不安的创造精神，使剧院得以继续开展他的工作，这是命运的嘲弄。只有最伟大的天才拒绝妥协，决心为创作的理想而投入生与死的斗争。
• Mumu

  2014-02-12
  阿历克塞·波波夫住在五楼，他的套间有一个小阳台俯临楼内的院子。他在这个阳台上养了花，为了使窄小的空间不至于过分拥挤，他用金属条把花盆牢牢地固定在阳台外面的栏杆上。一天，一个管理员给波波夫送来了鲁斯拉诺夫的便条。便条的措辞非常礼貌：亲爱的阿历克塞：请把花盆搬到阳台内的栏杆上。它们可能会掉在房客的头上。提前向您致谢。您忠诚的列夫·鲁斯拉诺夫波波夫当场就写了答复，让管理员送回去：亲爱的列夫：请别担心我的花盆。它们固定得很牢靠，不会掉到任何人的头上。您的阿历克塞·波波夫鲁斯拉诺夫的答复是一份正式的通知，盖有他作为公寓经理的印鉴。通知是这样写的：阿历克塞·波波夫同志收到此通知后，应把花盆搬到阳台里面的栏杆上，以免造成事故。列夫·鲁斯拉诺夫公寓经理波波夫并没有理会这份通知，也没搬走花盆。第二天早晨，区警察局的一个警察带着区警察局局长的命令，要波波夫立刻搬走那些惹事的花盆，“因为他们会给居住在楼内的苏联优秀戏剧艺术家的生命造成危险。”阿历克塞·波波夫和鲁斯拉诺夫一样强硬，他也有重要的社会关系。第二天他拿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长乌尔同志的授权书。授权书声称，去警察局局长签发的命令没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花盆不会给楼内的居民造成任何危险，“因此阿历克塞·波波夫同志有权把上述提到的花盆固定在阳台外面的栏杆上。”但是，列夫·鲁斯拉诺夫不是一个忍气吞声、屈服于莫斯科警察局局长的人。同一天他去看望他的朋友、苏联全国警察总部部长马卡利安同志，立刻从他那里得到一份文件，宣布废除莫斯科警察局的命令，必须立即搬走花盆。阿历克塞·波波夫为了反击，以红军剧院导演的身份请求紧急拜见红军总司令、国防部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元帅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命令“立即停止对红军剧院导演阿历克塞·波波夫同志的无聊骚扰，因为他在工农红军剧院的重要创作活动需要安宁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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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12
  在世界艺术是和俄罗斯艺术史上，现实主义一直起着并将永远起着重要和光辉的作用。悲剧在于苏联政府为其自身的艺术趣味找到了理论依据，这碰巧便是现实主义，它无疑也可以是印象主义、结构主义、自然主义或超现实主义。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在艺术形式方面建立了单一风格的权威。这种权威侵犯了创作精神的内部圣殿，恐怖地摧毁了艺术家的天赋。一个优秀的剧院被迫去上演一部低劣的作品就够糟了，但被迫以某种形式上演则更糟。一个作曲家被迫去写关于集体化题材的交响乐就够糟了，但他被迫用柴可夫斯基的风格去写则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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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11
  一九三一年春，我去艺术剧院工作室之一的瓦赫坦戈夫剧院看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当时的情景仍然栩栩如生。观众大厅的门关上。剧场的灯光暗下来，全部熄灭。脚灯亦熄灭。最后熄灭的是出口处的红灯和乐队的指示灯。剧场暂时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所有空间的感觉似乎都消失了。剧场里一片寂静，观众们屏息以待。突然一个炫目的银色光圈像一面巨大的银幕覆盖了整个舞台。光圈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一个矮个男人站在中间，满头浓密的挥发。他穿着棕色的外套、白色的袜子和系扣的黑鞋。他的外表和服饰看上去好似一个典型的德国作曲家。像贝多芬，或亨德尔，或巴赫。观众的确感到面对着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惟一不自然的是，他一直站在那个熠熠生辉的银色光圈中，像一面巨大而古老的撒克逊瓷盘上精描细绘的人物。他也许是幻灯片上的人物，也许是投影在银幕上的彩色电影的开头，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演员。他指挥棒一举，优美宏伟的音乐便响彻大厅。演员的动作使人感到他是一个真正的乐队指挥。小号和管乐婉转萦回，长号间或奏出高音，最后整个乐队加入。音乐的波涛由澎湃而低回，从中引出优美其妙的旋律。银色的光圈淡出，随着大提琴的旋律从乐队中飘然而至，光圈消失于无形。一位优秀音乐家奏出庄严沉着的大提琴旋律。光圈再次淡入。左边稍低的地方是一件朴素的房间。同样是那位穿棕色外套和白色袜子的老者坐在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的不是指挥棒，而是一把大提琴。那是米勒，一个老音乐家，是席勒《阴谋与爱情》中的主角。这部戏在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中就是这么开场的。剧终男女主人公死去的时候，大厅里的灯光再次熄灭，炫目的银色光圈出乎意料地又一次出现。米勒这位老音乐家再次站在光圈中心，脚边是她女儿和她情人的尸体。难以言述的恐惧和极端的绝望写在老人的脸上。他不再穿外套，衬衣的领口敞着。他举起手，亮丽的小号再起响起，这一次却是那么悲哀和绝望。老音乐家的绝望变成了愤怒。他愤怒而无助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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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11
  瓦赫坦戈夫去世的次日，第一工作室原准备上演他著名的作品《洪水》。观众入座、灯光熄灭后，在莫斯科以机敏著称的第一工作室剧团演员阿历克塞·亚历克谢耶夫走到幕前。“由于叶夫根尼·瓦赫坦戈夫英年早逝，我们今晚上演《幻灭》，来代替《洪水》。”他深情地宣布。“不能原谅！为什么不找一个演员代替？”前排党的高级官员的座位上一个愤怒的男低音说。亚历克谢耶夫又走上前一步，直视那个男人。“整个剧团都表示遗憾，昨晚叶夫根尼·瓦赫坦戈夫临终之时你没有代替他。”他毫不犹豫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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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11
  文化的凋落应当被归咎于专制，它扼杀了自然的创造力，使艺术家不能全面、真诚地表现生活。
• Mumu

  2014-02-12
  苏联政府尽管付出了艰巨的努力，并兼以威胁利诱、允诺、奖章、奖金、住房和汽车，苏联的艺术界人士仍然不能创作出一流的作品，艺术水平一年不及一年，以致一切优秀的艺术均遭毁灭，只余下一些平庸和逢迎的艺人。这并非说他们中间没有天资出众的艺术家。苏维埃俄罗斯拥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包括像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天才。但这些可望成为艺术大家的人已经不可能创作出比斯大林颂歌或者植树造林赞歌更高尚、更优秀的作品了，他们永远不可能了。他们签署了一纸卖身契，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些艺术界的悲剧人物没有创作的自由，而自由对于他们远比为鼓励他们而设的勋章和斯大林的奖赏重要。俄罗斯艺术可悲的堕落无可辩驳地表明，物质的诱惑绝不可能带来艺术的繁荣，除非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