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最新书摘:
  • 处安川
    2022-05-20
    在具有强烈门阀气息的文化语境下,个人成就成为祖业的一部分……一个人能够从出身得到声望,但是如果无法达到其祖先的业绩,他的家族地位便容易下降。
  • 处安川
    2022-05-19
    中央政府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僚精英皆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环境,并极大程度上保持对权力的掌握。九世纪的后半期,国家精英的京城社会网络很好地接合了所有潜在的向上流动道路。
  • 寒鲲
    2021-02-10
    然而,唐朝并未因宫廷政变而亡,而是因为一系列异常残暴的叛乱,从而整个京城精英网络本身被肉体消灭。880年黄巢叛军占领两京,导致了二十五年的暴力风潮,影响到帝国大部分地方。在短暂占领京城期间,许多大族子孙被杀,因为他们大量聚居,容易引发更大规模的杀戮。那些在政治中心成功躲过大屠杀的人,在随后数年遍布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和暴力中大规模死亡。随着在十世纪前半期统治中国的唐以后数个政权的建立,曾经权力最大的京城精英网络,开始分解并名落千丈。幸存的人在新朝廷仅占一小部分比例,从而不再能够影响国家政策,或延续他们在政府和社会上的主导性。
  • 寒鲲
    2021-02-10
    安禄山曾出仕唐朝许多年,熟谙中国政治文化,并期待尽快建立起可行的统治。相反,黄巢与唐王朝或京城精英都无联系,而且少有统治经验。安禄山发动叛乱两个月后即称帝,黄巢却在整整四年内都在各个地方大肆破坏,直至其有心问鼎为止。安禄山寻求利用唐朝的官僚机构,黄巢(以及九世纪晚期跟随他的数位军阀)则发起了对唐朝文官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
  • 寒鲲
    2021-02-10
    九世纪末和十世纪初的政治暴力特具破坏力,因为其造成的一波波政治动荡和数十年战乱,影响了整个帝国。即便权势很大的人能够躲过一次或多次屠杀或清洗,他们也无法在整个后黄巢时代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
  • 寒鲲
    2021-02-09
    到晚唐,最具全国声望的精英都定居于长安和洛阳两京周边。其中大部分不住在京城的人都住在两京走廊,即两京郊区及两京之间的地带。一小部分国家精英的徙居地可能集中于两京地区之外的有限几个地点,尤其是扬州和长江下游地区,他们中有些人会在此间长期定居。还有江陵和襄州,一些京城精英会在此处持有第二处私第。除了这些较小的徙居地以外,大部分迁移到地方的京城精英的后代一往往占有家族在同一地区为官所累积起来的财富一一可能明白,一且失去与在朝为官的亲戚们的联系,他们自己的后代要想重返政治生活将会非常困难。
  • 寒鲲
    2021-02-09
    京城精英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差异值得注意,京城精英倾向于在朝廷重要职务上累世为官;相应的地方精英只能间或在地方谋职。事实上,将二者放在一起观察会有惊人的发现。至少98.5%(1018/1033)的一一任职于朝廷重要机构且具有“强大”家族仕宦传统的——“国家精英”( national elite)墓志出土于洛阳、长安或两京之间。
  • 寒鲲
    2021-02-09
    构成本研究的唐代精英,……包含基于良好教养的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气质、礼仪行为和道德准则,并由此而引向持续的联姻。其优越感根植于古老的(真实或虚构的)血统,记载于能够追溯数百年的谱牒中。……这类精英,根据积功原则,他们拥有事实上(而非法律上)的世袭权力。总之,这类精英同时拥有道德和政治的主导权。他们的权力和声望也必然独立于政权,并能在多次改朝换代后持续下去。
  • 爱夏
    2020-08-11
    十世纪见证了一个全新社会秩序的整合。在第一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了声望的中古世族,在经过多次改朝换代后,完全消失于历史舞台。降及宋朝,事功文化(alture of merit)使得早期的门第观念黯然失色,旧秩序一去不返。
  • 秋彥小兔
    2020-07-17
    在这些当权者的影响下,科举制度被调整为更有利于京城精英。因此,在京兆府解(Chang‘an prefectural exam)中取得前十名的应试者,会取得“等第”( degree worthy)的身份,这往往能确保其在全国性考试的及第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种策略谓之“拔解”( freeing the dispatch),即允许住在长安或洛阳的人,完全通过外地州府解送礼部应试。但是,在科举中有优势并不仅限于居住在京城这一条件,一个人的社交网络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荐请关系(Patron- client bonds)在科举过程中的所有阶段都很重要。应举之前,应举人需将诗文散章呈递给荐举人以及知贡举,希求获得权贵的荐举。而后,及第考生会私下以“谢恩”礼拜谢座主。这一仪式的展现揭示了他们的成功更多取决于政治关系,而非一次公正的考试。
  • 石小为
    2018-06-10
    韦庄(847~890)的《秦妇吟》
  • 石小为
    2018-06-10
    四川的剑南溪和淮河流域的淮西
  • 石小为
    2018-06-07
    此地(清河)在唐代一直被称为贝州
  • 石小为
    2018-06-07
    正如韩明士在其关于宋代福州精英的研究中所说
  • 夕颜
    2018-01-19
    中砂明德提出了更为大胆的理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央政府积极利用藩镇政府来维护在地方上的更多控制。九世纪早期的一场干旱,影响到中国南方粮仓之地江淮地区,通过对此的研究,中砂氏指出,藩镇当局与中央政府合作,组织水利设施发展计划,用以向京城提供粮食。受中砂氏启发,郑炳俊—主要基于九世纪中叶的朝廷政令—认为中央政府试图给予藩镇统治者一系列职权,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 夕颜
    2018-01-18
    唐代精英保持着他们对“贵族”气质的信念,即仕宦大族更具有才赋,也更能积累历代祖先的能力。这样一种意识,合法化了一系列官僚选拔和任命的程序,包括门荫特权和“等第”身份。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有关社会资本(social captal)的观点有助于解释这些家族持续的主导地位。京城精英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可交换资源,其本身即有价值,并可用来交换政府中的清职。这种社会资本渗透在居住于长安和洛阳的精英婚姻网络中,保障了旧时大族中的特定房支在人才竞争中的特殊优势。
  • 寒鲲
    2021-02-10
    总而言之,京城精英在保持其仕宦影响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他们是门荫特权和科举考试两者的主要受益人,使他们能够主导官员出身资格。一旦他们获得了任官身份,比那些努力获得任官资格的局外人,在铨选上更具优势,任命至更好的职位。在某些情况下,京城精英所享有的这种优势会被制度化,正如“等第”身份的出现。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广泛的宗亲和姻亲网络。这些血缘和婚姻关系,在多种背景下互为支持。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对于藩帅、卿相和知贡举考官主动成为他们年轻亲的举荐人,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