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

• bij Akshara

  2024-07-11
  Geertz认为，对于人类，最难以忍受的，是自身的概括能力遭到威胁，只是实践而不能提升到理性的认识。这是“意义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aning）”，它有以下三个原因：人类的认识和分析能力有限、忍受情感痛苦的能力有限、道德判断能力有限。Geertz的“意义”，是包括认识、感情、道德的一般性思维，是包括知觉、情感、判断、观念、理解等在内的综合性概念。他称之为“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的常识、宗教、艺术等等，都可理解为各自在其特有形式下，面对着“意义的问题”。 Geertz将广义的“意义（meaning）”和“象征（symbol）”融合。象征就是在任何物体、行为、事件、语言中，充当某种意义“载体（vehicle）”的东西。这意味着：①意义需要有形之物；②有形之物承载了意义便成为象征；③但意义并非内在于象征。 由此可得，文化是“象征和意义的体系”。象征是“人类传递并扩展生存知识和生命态度”的手段。文化是历史地继承由这种象征所表现的观念而形成的体系。也可以说，文化是“文本的聚集”。对于文化的解释，并不像考古学者，把潜藏于某种暗示符号中的固定意义，作为“活生生的事实”加以重新认识，而是如同领会文本，重新构筑其中被能动地创造出来的意义。这种“文本”以象征为先导，并由有组织的行动这一能动的象征撰写，阅读它的也是行动的人本身。因此，人类学者的任务，是追究行动的人本身如何理解自身所书写的文本。这样理解“理解”、解释“解释”的双重工作，就是“解释人类学”中“解释”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