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

• Kate_Linden

  2018-07-30
  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是责任与自由的结合，是不假思索的服从与适中得当的自主的结合，是为自己自豪与对他人理解的结合，是严厉与同情的结合。假如失去这些联系，就会变成麻木冷漠地服兵役，就会堕落为心胸狭隘和刚愎自用。
• 迖羹乐比萨

  2018-07-09
  人在处境艰难的时刻，假若没有伟大的神话，就无从效仿先辈战胜挑战的榜样，就无法从中汲取信心和希望。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稳定而言，政治神话最重要的贡献可能在于，它们能够让人产生自信心和自我安全感。这种自信与安全感不是靠着惊天动地的行动或长篇大论得来的，它们构建了处理日常问题和应对非凡挑战的坚实可靠的基础。
• 迖羹乐比萨

  2018-07-09
  在奥地利，纳粹主义被外来化，人们把它说成是外来事物，把自己看作希特勒的第一个受害者。与此相反，联邦德国把纳粹时代内部化了，因为联邦德国提出自己是德意志国家的合法继承者，所以它承认纳粹时期是自己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不同程度上研究这段历史。而民主德国把纳粹时代普遍化了，把纳粹主义解释称日趋尖锐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阶段。如果把法西斯主义说成是资本主义对正在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的过激反应，那么就不必在德国的历史中寻找纳粹主义的根源和起因了，而可以将其视为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 迖羹乐比萨

  2018-07-09
  在西方，也总能听到怀疑的声音，人们无法确定是否应该赋予这些军官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民主派分子，而是在政治上信仰独裁统治的思想······但是，制造政治神话的人都有一个误解，认为只有与当今的思想观念一致的东西，才堪当立国神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美国也就无所谓国父之说了，因为他们当中有几位曾是奴隶主。施陶芬贝格在立国神话中的典范作用，在于他的行动、勇气和坚毅，而不是他的宪法政治观念。
• 志遠²

  2018-04-22
  像这样一场经过专业策划和运作的宣传战，不可能是本书意义上的政治神话。但是从某些方面看，它具有政治神话的功能起到了替代建国神话和价值观神话的作用。它要加强“我们”的意识，让人们甘愿为共同体尽责效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强烈地打动人们的情感。假如说过去传统的政治神话是通过讲述英雄的牺牲故事、预预言集体的未来、强调共同的义务以及叙事证明，来激发人们的情感，那么在现代的宣传攻势中，叙述退到了次要位置:人们只用少量的说明文字，代之以大量地使用图片，图片成了主要的宣传媒介。当然，这种运动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叙述表达的方式，只不过不再轻易地进行改编和讽刺，也不随意地表示肯定或否定，而是从一开始，运动的策划者们就掌控着一切，他们精心打磨宣传文字，将其植入电视广告短片、广告印刷品和公共场合的宣传栏中，让运动的目标家喻户晓。政治神话需要一百多年的历史才能日臻成熟，而这样的运动则可以速见成效。“你是德国”的运动仅仅开展了四个月，就宣告圆满地结束了。2要想达到如此速度，运动必须从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然后排除一切随意性，直奔目标而去。德国的经济要想适应市场竞争，就必须让人民打起精神来。所以，“你是德国”运动的目标很明确:让人民心情舒畅起来，让气氛活跃起来。这样的运动从规划上来讲，比政治神话要精细得多。一小群富有创意的专家掌控着运动的一切，而所有其他人都处于被动旁观的地位。尽管大众受到了激励，变得奋发向上，就像前联邦总统罗曼·赫尔佐克( Roman Herzog)在1997年春发表的“励志演说”(可谓“你是德国”运动的先声)中所期望的那样，但他们只是被动的旁观者和接受者。这种自相矛盾不禁让人怀疑，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运动是否真的能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中，起到与神话相同的作用。2因为它们太精致，太短暂了，虽然可以期许发挥巨大而快速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也的确如此)，但也很快就会烟消云散。综上所述，宣传运动...
• 志遠²

  2018-04-22
  在科尔总理的前半段任期内，这些女工神话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妇女们被奉为经济奇迹的拓荒者，从而以这种方式把经济奇迹提前到了1948年以前。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清除废墟的女工们也为社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虽然她们当时没有缴纳养老保险，但理应被视为参保者，享受社会保障待遇。德国人当初想用女工的神话来突出自自己的贡献，却没想到引出了社保问题，联邦德国的建国神话最后变成了改善养老待遇的呼声。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神话，它的主人公不再局限于贵族精英，而是包括了所有人民大众。在民主德国，为了便于驾驭神话，反法西斯主义建国神话从交流记忆变成了文化记忆。与此不同的是，联邦德国的货币改革和经济奇迹的神话，同时靠着文化和交流这两种记忆方式确立传播开来。也就是说，它不仅仅依赖于广播电视节目、学校教学大纲和教材、历史书和纯文学作品这些记忆媒介和形式，而且也一直存在于个人的讲述当中，从而把个人的记忆与政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个人记忆为集体记忆提供了佐证，官方的记忆文化得到了各个子群体的记忆活动的响应和支持。因此联邦德国能够不折腾，泰然面对自己的建国神话，既不用大搞庆祝活动来神化它，也不用借助周而复始的仪式来强化大众的记忆。所以，人们不需要举行什么军事检阅、分列式，或竖立什么纪念碑。每个人的兜里都揣着作为德国神话物质根基的货币
• 志遠²

  2018-04-13
  1794-1805年，在歌德与席勒的共同努力下，魏玛“创造”了德意志古典文学。尤其是在在这十十年间，魏玛成为德意志知识市民阶层的神话。在这一点上，同样也可以说，“魏玛神话”造就了具有德意志特色的知识市民阶层。在魏玛提出的文化纲领，把经济和政治生活列为人类活动的低级形式，相反却宣布，只有实现文化追求的全部人类活动，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所在。正是凭着这一点，处于上升时期的部分市民阶层，把自己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也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如代表“文明”的的法国和代表“商人精神”的英国。德国人自豪地称自己是“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这首先是建立在魏玛神话的基础上。神话的影响在于，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德国的市民阶层在政治上一直处于缺乏训练或“没有教化”的状态，更准确地讲，他们总是过分地强调文化至上。在表达政治愿望的时候，不去考虑使用现成的经济资源和建立政治联盟。托马斯·曼所说的“受权力保护的精神生活”，就一语道出了他们的特征，即在放弃政治与要求从超政治观点出发制定政策目标之间摇摆不定。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以及在它毁灭之后，魏玛神话都代表了德国人对政治和文化的矛盾心理。当德国的某个宏大计遭到军事失败，而又必须寻找新的开端时，人们总是率先想到歌德。人们常常搬出精神和教育，因为它们与帝国主义政策和军事行为不同，是清白无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弗里德里番艾伯特这样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Jaspers)也这样做了。精神和教育，也就是“魏玛”，被说成与失败
• 志遠²

  2018-04-13
  1933年5月10在柏林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大学对面广场上发32生的焚书事件，是瓦尔特堡焚书的重演，不过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受到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的支持和纵容，包括帝国部长戈培尔，他做了最重要的发言。另外，这也是官方销毁书籍的开始，之后大多情况下是在背地里进行的，不是把书烧掉，而是捣烂成纸浆。“纳粹政权通过公开焚书昭示要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首先“清除了”公共图书馆中不受欢迎的藏书。从这一点来看，纳粹焚书更多的是继承了宗教法庭销毁异端论著的传统，而不是路德和学生社团成员的叛逆反抗传统。当然，这个从“运动”中产生的政权，有意识地渲染了焚书事件的反抗和革命色彩。整个焚书以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 Alfred Baeumler)教授的第一节课开始。他刚被聘为柏林大学的哲学和政治教育学讲席教授。穿着冲锋队制服、举着大旗的学生代表们站在讲台的左、右两侧。博伊姆勒结東讲课时说道:“您现在就走出去，烧毁那些用德语出版的、表现与我们对立的外来思想的书籍。在您堆起的木柴垛上，不是要烧死异端者。…我们今天要消灭的，是有害的东西，它们是在错误的容忍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们的任务，是要让德国的精神牢牢扎根，让那些有害的东西再也不能积聚起来。”接着，大家来到大学的内庭，从那里开始火矩游行，向奥拉宁堡大街的大学生宿舍进发。在那里，已经有近两万五千册书被装上了大卡车，车上插满了纳粹旗帜和政治标语。在冲锋队乐队吹吹打打的带领下，游行队伍经过帝国议会，穿过勃兰登堡门，经过菩提树下大街来到歌剧院广场。广场上搭起了一个柴垛，成千上万的围观者拥塞在道路两旁。游行队伍中，教授们穿着长袍。这一幕似乎主要受到维滕贝格焚书事件的启发。而午夜之前不久开始的焚书，又是在效仿当年的大学生社团成员，许多学生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麦克风前，大说着火刑判词，把马克思、弗洛伊德、托洛茨基和雷马克等人的扔进火中。在焚书过...
• 志遠²

  2018-04-13
  瓦尔滕贝格的学生觉得自己应当效仿先辈的壮举。但是他们的焚书行动是纯粹的学生活动，耶拿的教授基泽尔( Kieser)、奥肯(Oken)和鲁登( Luden)，虽然赞同支持大学生社团的目标，但因怕遭受处罚而没有参与进来，而弗里斯也禁不住凛冽寒风的侵袭匆匆离开。剩下的全是学生社团成员，他们认为自己是德国的未来，焚书会让精神和道德焕然一新。这是路德教派传统的革命信号，矛头对准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的警察局长康普茨遣责学生社团成员欲发动革命，想“把博士帽换成雅各宾派的帽子”。
• 志遠²

  2018-04-13
  的这次焚书，是在重演1520年12月10日路德与一些学生和教授共同进行的一场活动。当时，众多的学生和教授聚集在维滕贝格的埃尔斯特门旁的圣十字教堂。这次行动的组织者约翰·阿格里科拉( Johann Agricola)点燃了柴垛。除了多版本的天主教教会法规之外，路德的敌人约翰内斯·埃克( Johannes Eck)和吉罗拉莫·埃姆塞尔( Hieronymus Emser)的著作也被烧毁。最后，路德亲自站到火边，把一份革教令扔进火中，还一边说道:“因为你败坏了上帝的真理，上帝今天就毁灭你。到烈火中去吧。”然后，路德与教授们返回城里，而学生们则继续留在这里，为教会法规举行葬礼。在第二天的课堂上，路德再次谈起前日发生的事情，他说，要烧毁的绝不仅仅是几本书和几篇文章，而是必须烧毁教皇的宝座座。他一语道出了行动的革命要求。焚书只是一场小范围的行动，实际上，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在整个基督教会进行
• 志遠²

  2018-04-07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有三大支柱，每个支柱都体现在了政治神话当中。首先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与法国启蒙主义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与伏尔泰的联系。他经常在无忧宫宴请哲学家，把哲学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都吸收到皇家科学院来。弗里德里希大帝活跃于哲学家的圈子，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而且他还亲自著书立说，这些书具有深刻的学术内容，仍被后人研究学习。”在德国，像这样的国王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第二大支柱是在柏林的犹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是摩西门德尔松( Moses Mendelssohn)。因为他既用希伯来文，也用德文发表作品，所以他的著作不仅在德意志的犹太人社团中，而且也在德国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基督教读者圈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恰恰是柏林成为德意志犹太启蒙运动的中心，主要原因在于柏林是德意志唯一不把犹太人圈禁在隔都里的国都。在这座城市里，形成了以亨利特·赫尔茨( Henriette Herz)和拉赫尔·列文( Rahel Levin)(瓦恩哈根， Varnhagen)等犹太妇女为代表的沙龙文化，这种文化在19世纪初发展成普鲁士知识文化的重要基础。“最后，第三大支柱是菜辛，尤其是以康德为代表的德意志启蒙运动。前者多次到过普鲁士，后者主要活跃于柯尼斯堡。在《什么是启蒙运动》这部著作中，康德为普鲁士的这位君王树立了一座理性的丰碑，以此揭示了普鲁士的另一种矛盾心态康德不再认为国家及其检查制度阻碍了启蒙运动，而是提出著名的“未成年”说，即有些人总也无法成熟，责任在于自己“懒惰和胆怯，是造成许多人在心灵获得自由后……却愿一生都处于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也是其他人为何能轻而易举以其庇护人自居的原因。未成年是多么令人舒服和惬意。”他说，事实上不再需要启蒙，而只需要权利，“在各个方面公开地使用理性。但是现在，我从各方都听到有人在大喊:不要思考!军官说:不要思考，只要操练!财政官说:不要思考...
• 志遠²

  2018-04-05
  路德在沃尔姆斯的辩论，也是与上述类似的情况。按照固定的说法，路德“在皇帝和帝国面前”声明信奉自己著述中的观点，顶住了所有的攻击。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不会改变!”两次用“我”，既表达了他的信仰之坚定，也表达了一种自豪的自我意识。尽管有人处心积虑地想最终实现和解，尽管教皇的特使们发出严正威胁，自以为可以轻而易举拿下这个维滕滕贝格人，但全都丝毫不能撼动这个“我”。路德的这句话标志着，他内心中持续十多年的信仰斗争以胜利告终。按照民族类型学的说法，德德意志人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喜好在内心冥思苦想，然后向外爆发出来，能经受所有的外部威胁，能战胜所有的内部分歧。他在帝国议会的雄辩，谱写了德国新教教会英雄的一幕。他顶住了皇帝、教皇以及魔鬼的攻击。所以，他在沃尔姆斯的雄辩就是对恶魔本身的胜利。2在神话中被压缩成一瞬间的事情，实际上持续了两天。而且此前还有一小段插曲，不过与整个的事件相比，显得有些不协调。路德在去沃尔姆斯的路上，从埃森纳赫起就患上了肠胃病。3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恐惧，似乎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体。路德从中再一次看到了魔鬼在作怪。他在给格奧尔格·施帕拉丁( Georg Spalatin)的信中写道:“我们来了，虽然撒旦不仅仅妄图通过一场疾病来横加阻止在从埃森纳赫到这里的一路上，我的身体一直处于虚弱的状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情况，并且直到现在也不见好转。……但是献身于耶稣基督，我们要去沃尔姆斯，即便所有地狱之门和所有天上的力量都来加以阻挡。”当路德被带去接受第一次问讯时，身体明显很糟糕。他说话有气无力，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皇帝一见他这副模样，就说“这个人不会让我成为异端。”特里尔大主教的法庭代理约翰・冯·德·埃克( Johann von der Eck)提了最重要的问题:路德是否坚信自己著作中的观点，还是愿意有所悔侮改。对此，路德回答说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考...
• 志遠²

  2018-04-02
  与施米特有所不同，海德格尔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很久，就是一个坚定的民族社会主义信徒，尤其表现在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思想传统和大学方面。吕迪格尔・萨弗朗斯基( Rudiger Safranski)精辟地总结了这一区别:“海德格尔想要革命，施米特想要秩序。”施米特毕竟在1932年还参加了保守派精英与部分工运分子结成的联盟，目标是通过赋予总统兴登堡类似独裁的权限，阻止纳粹党掌权。2从1月中开始，施米特似乎受到抑郁的折磨，而此时海德格尔却激情高涨，渴望实现德国的思想改革。1945年以后，海德格尔承认，自己当时在政治上很幼稚，期待着饱受屈辱和陷入萧条的德国出现获得拯救的转机。他说:“关于1933年:我期盼民族社会主义能带来整个生活的精神改革，带来社会矛盾的调和，让西方免遭共产主义的威胁。”然后，海德格尔一一列举了自己的校长任职讲话和其他几个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期盼。他进而总结概括道:“我今天回头再看，其中的几句话有失妥当。我要说的就这些。”然而在“独立自主的德国大学”这篇讲话中，海德格尔的革命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说，德国的大学生正在前进，正在大刀阔斧地把古老而传统的学术自由逐出大学，代之以义务与职责。对人民共同体的义务体现在工作职责上，对民族荣誉的义务体现在从军当兵上，对德意志民族思想使命的义务体现在科学事业上。他还说:“所有意志和思想的才能、心灵的所有力量，以及身体的所有能力，必须通过斗争加以释放和发挥，在斗争中加以提升，并用斗争加以保持。”但是，与施米特一样，海德格尔也同样高估了自己驾驭历史进程的能力。当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科学和哲学观念与纳粹领导人格格不人时，自己的大部分设想都已落空或成为笑柄时，就辞掉了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职务。海德格尔曾设想逃出柏拉图所说的黑暗洞穴，从而进入存在的光明，但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可他周围的人却不以浮士德与梅菲斯...
• 志遠²

  2018-04-02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 swale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罗列了他认为的“浮士德文化”的本质:“要求行动，坚决果断、自主;反对舒适生生活，以及各种瞬间的、眼前的，无关紧要的想法，去实现那些普遍持久的、联系着过去与未来的思想，这是所有浮士德式命令的基本内容，包括了从最早期的哥特，到康德和费希特，此外还包括了孕育我们的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巨大力量与意志表现的伦理道德。”这种高远的志向，与古希腊罗马时代及时行乐的观念正好对立。“古希腊罗马及时行乐的观点，完全对立于歌德、康德和帕斯卡，完全对立于教会及无神论者认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行动、斗争和战胜一切。”在施本格勒对世界上不同历史形态的比较中，浮士德文化构成三大发展阶段的最后一环。这三个阶段，相继出现在所谓文化的大空间中(欧洲和近东、印度、中国，以及哥伦布登陆之前的美洲)。在浮士德文化之前，是古典文化(或称和谐文化)、神秘文化(有时也称作中世纪或阿拉伯文化)。他认为，区别这三个文化中人的标准的是他们认识自然的方式，以及他们与数学、艺术和建筑、空间，尤其是与时间和历史的关系:“古典文化时期的人眼中只有自已，把自己的命运视为静止的，而且也不再问何去何从。……神秘文化中的人把历史看作世界在创造与毁灭之前的伟大戏剧性变化，看作灵魂与精神、善与恶、上帝与魔鬼之间的较量，把一个严格限定的、带来史无前例转折的事件，即救世主的出现，作为历史的高潮。浮士德文化中的人认为历史是为实现某个目标而经历的紧张的发展变化过程，他根本不能想象历史还会是别的样子
• 志遠²

  2018-03-17
  我们坚持认为，政治神话表达了一个政治团体的自信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自信从政治神话中汲取了养分。它们是一个国家象征体系的叙事基础，当象征的手法自己不能展现出来，或者要改变象征意义的时候，尤其需要发挥政治神话的叙述功能。当政治神话及其象征遭到内部或外部的攻击时，神话叙述便构成了象征体系的最重要的防线。当然，政治神话也可用于攻击，对政敌的权利和要求提出质疑或引发争议。
• 志遠²

  2018-03-17
  从原则上讲，把日常政治神圣化会导致停滞和僵化。从表面看，这与上文的观点相矛盾。前文曾提出，政治神话能够帮助深化改革，而缺乏政治神话会促成结构性的保守主义。因为政治神话是通过三方面来发挥作用的，即:叙述上的改变、具象化的加工和仪式活动。所以它的作用绝不仅限于支持变革，相反也会变成一股固执保守的力量。叙述上的变化指，神话不仅仅被传承，而且还被续编或改编，从中涌现出各种新说法，主要是为了进行政治上的某种解释，为政治团体开启新方向做好铺垫。这一点在巴巴罗莎神话和尼伯龙人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具象化的加工指不仅要通过绘画，而且还包括雕塑创作，把神话表现出来。就过去已完成的具象化加工而言，它们可以不受各种变化的影响比叙述表现出更强大的固执力。因此，可以这样假定，叙述促进了变化，而直观表现神话的图画和纪念碑，以及因神话而设的节日，主要具有守成的特征。这一点并不难于理解，因为叙述述的东西是最容易改变的，经常会走样，反之，具象化和仪式化所带有的 神圣性，会阻止人们随意篡改人物、事件和报道，并把各种变化斥 为异端邪说。与此相对照的是，放弃政治的神圣化会带来更大的 灵活性，能够彻底探究神话所未能预见的各种可能性和前景。而 把政治神圣化，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去神圣化的痛楚，就像20世 纪90年代初，民主德国一些城市所遭遇的那样，纪念碑被拆除，街道被重新命名。
• 志遠²

  2018-03-17
  就像施仁普低估了名称及其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一样，许多政治家也常常轻视神话的重要作用。但当政治不再是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必须进行重大改革或开辟新时代的时候，神话故事就具有了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特别是神话会让人坚信，他们一定能战胜困难，不辱使命，因为曾经在“那个时候”就有成功的先例。神话给人指明方向，增添信心，因此是政治的认知和情感资源。施罗德第二届内阁提出的所谓2010议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由于缺乏神话故事的宣传和象征的渲染，即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改革也未获得足够的支持。人们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用技术象征手法把各个改革措施包装起来。例如，为哈茨改革编上序号，或者把改革的目标年读成“二十一十”。但是，这些象征的说法非但没有激发人们的政治想象，反倒带来了负面的感受。大批选民离开社会民主党以及左翼党的出现，在产定程度上是缺乏神话故事和象征的结果，而施罗德的2010议程正是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启动的。所以，德国缺乏政治神话是要付出代价的。缺乏神话故事的烘托和渲染，就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和激发他们的斗志，不仅政治改革无法顺利进行并获得圆满的结局，相反还会出人意料地导致结构性的保守主义
• 志遠²

  2018-03-18
  如果我们做更细致的考察，就可以看到有两种政治神话种推动革命，促使人们在它的影响和感召下直接采取行动，另种讲述历史的不可改变性，导致人们屈从于不可更改的命运。除恩斯特・卡西尔、法国结构主义大师克劳德·列维一施特劳斯和罗兰·巴特等三人外，汉斯·布鲁门贝格( Hans- Blumerberg)是第四位20世纪最重要的神话理论家之一。他认为，神话更具有解放的、保证生存的功能。他说，在神话的叙述中，古代的恐惧被神话故事祛除了;人们远离了阴森可怕的事情;同时神话让世界变得有意义，变成了人的世界。2人不是通过革命行动来创造自由，而是通过叙述来征服与他敌对的世界。布鲁门贝格广泛地阐释了神话的作用，这些可以用德国人的政治神话来加以理解:通过叙述性的阐释，把自己熟悉或者完全无知的政治世界改头换面，将其罩上一层解释性的叙述，借此获得某种确信和把握，从而避免听任权力斗争偶然性的摆布。这至少是当代大多数神话诗人的看法。不管政治神话是具有解放的作用，还是東缚的功能，它们都有助于塑造集体记忆，而这一点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特性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神话提供了各个集体的自画像，它们可以确定前进的方向，引导人们的政治行动。鉴于列维一施特劳斯提出的“冷社会”和“热社会”之说，在此基础上，文化学者扬·阿斯曼( Jan Assmann)对神话的推动作用做了以下区分:冷社会力求抹杀历史对社会平衡的影响。在这里，神话中和了变革的推动力，变化被冻结住，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会再度出现的神话思想起到了确认历史连续性的作用，而这样的社会正是依赖于此种连续感而存在的。与此相反的是，热社会真正地渴望变化;在这样的社会中，神话让人们对历史的断裂和骤变记忆犹新，并且预预言翻天覆地的巨变即将来临，从而推动了发展和变革。在此基础上，阿斯曼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神话更加保守，而另一些神话却具有革命性的效果。有些神话具有支持的作用，它们...
• eastvirginia

  2019-08-07
  　　1943年4月11日，亨尼希·冯·特雷斯科夫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为自己的几个儿子举行了坚信礼，他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透彻地阐释了这种反对无条件服从的精神。最后，他明确告诫孩子们说：“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在普鲁士的土地上和普鲁士的思想中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代表老普鲁士精神的最神圣的地方举行了坚信礼。普鲁士精神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责任，那就是誓死捍卫真理，服从内心和外在的纪律，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如果不指出普鲁士精神不止于此，就谈不上普鲁士精神，而人们却经常在这方面产生误解。真正的普鲁士精神从来与自由这个概念密不可分。真正的普鲁士精神是责任与自由的结合，是不假思索的服从与适中得当的自由的结合，是为自己自豪与对他人理解的结合，是严厉与同情的结合。假如失去这些联系，就会变成麻木冷漠地服兵役，就是堕落为心胸狭隘和刚愎自用。普鲁士精神在德国和欧洲的使命，以及‘普鲁士的梦想’，只存在于这种结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