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纂修考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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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4-08八年十月，“上謂宰臣曰：‘海陵時，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録之。’參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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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4-07《守道傳》云：“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謀克。（大定）二十年，修《熙宗實録》成，帝因謂曰：‘卿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據《世宗紀》可知，守道遷右丞相在大定十四年十二月，十八年八月爲左丞相，皆以宰相監修國史，至二十年《熙宗實録》成書，守道因不避家醜而受到世宗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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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3-31筆者在元人趙汸所撰《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中，找到一段趙汸對蘇天爵所藏金張行簡纂起居注草稿的詳細描述[44]，從而爲我們瞭解金修起居注的具體樣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綫索，彌足珍貴，當仔細分析。又如作爲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金國史院人員的民族構成問題較爲複雜，對此前人關注不多，需結合《金史·百官志》、《選舉志》等文獻記載梳理國史院人員結構的前後變化，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契丹、女真文字在金朝行用之消長。[44]趙汸：《趙徵君東山先生存稿》卷五《書趙郡蘇公所藏經史遺事後》，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年趙天羽刻本，葉4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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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3-31關於今本《金史》之取材，清代學者如顧炎武、趙翼及四庫館臣已有相關論述[38]，指出《金史》主要源自金朝實録，金末事則採自元好問《壬辰雜編》、劉祁《歸潜志》等書。近人金毓黻成稿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的《中國史學史》對這一問題也有一段值得重視的分析文字，他認爲元至正所修之《金史》乃是據王鶚《金史稿》爲底本[39]，從而爲我們追稽今本《金史》的成書過程提供了重要綫索。二十世紀下半葉，陳學霖、王繼光、張博泉、王明蓀等學者又相繼對《金史》一書進行了整體考察[40]，逐一考證諸紀、志、表、傳各部分的史料來源情况，並與其他金元文獻加以檢核比對，大大深化了我們對於《金史》史源的認識，其具體的研究成果筆者將在本書第三章予以詳細介紹，此處姑不贅言。此外，上文提到，還有一些學者探討過《金史》襲取元好問《中州集》、《壬辰雜編》、《遺山文集》以及劉祁《歸潜志》等書的情况。王福利則對《金史·樂志》的史料來源做了專門討論[41]，任文彪進一步分析了《金史》禮、樂、儀衛、輿服四志的史源問題及其與《大金集禮》的關係[42]，李甍着重探討《輿服志》的史源問題[43]，均是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38]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日知録集釋》卷二六“金史”條，欒保群、吕宗力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下册，第1471頁；《廿二史劄記》卷二七“金史”條，第597—599頁；《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金史》提要，第414頁。[39]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49—150頁。[40]前揭Hok-lam Chan, “The Compilation and Sources of the Chin-Shih”（《〈金史〉的纂修及其史源》）, pp.22-46.；王繼光：《有關〈金史〉成書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甘肅）1981年第2期，第62—67頁；張博泉：《金史論稿》，吉林文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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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3-31元初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而未果，至元十三年（1276）滅南宋之後，朝廷又有纂修遼、金、宋三史之動議，但儘管“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詔修遼、金、宋三史，此後三年之間，三史相繼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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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3-31何宛英着重論述金記注院和國史院的修史職責與職官制度，並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如她懷疑《章宗實録》其實是一部紀傳體國史就頗有新見，另外她還總結了金代史官的若干特點[10][10]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與史官特點》，《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24—30頁。同氏《金代史學與金代政治》一文亦談及金修本朝史，《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第60—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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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千年2018-05-15《金代女真研究》，金启孮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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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都统林黛玉2024-05-10壬辰年，隨蒙古軍渡河伐金，圍困汴京。次年，汴京守將崔立發動政變，舉城降。史載，此時蒙軍諸將入城争取金繒，惟張柔“獨入史館，收金實録、秘府圖書”④。其具體卷帙數目亦有相關文獻記載，元《經世大典·張柔傳》謂“柔收金實録，自始祖至宣宗共四百七十二帙”⑤，當即包括金朝所修十部實録之全本。後中統二年張柔又將這些金實绿進獻史館，但蘇天爵言“當時已闕太宗、熙宗實绿”⑥，至於此二帝實绿爲何丢失則已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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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都统林黛玉2024-05-11蘇天爵又謂“金亦常爲《國史》，今史館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紀”①，可知當時除金實録外，尚有金修紀傳體《國史》殘本可以參據，這四篇《國史》帝紀很可能也是張柔取金朝祕府圖書時夾帶而歸，後又上之史館的②。由此推斷，今本《金史》太宗、熙宗本紀之史源當爲金《國史》之《太宗紀》與《熙宗紀》。其實，在《金史》中明確提到過《國史·太宗紀》。卷二四《地理志上》在記述安肅州沿革時，引“《太宗紀》載天會七年分河北爲東、西路”⑧，然今本《金史·太宗紀》未載此事，此條記事想必出自金《國史·太宗紀》，這說明元末修史時曾直接利用過金朝《國史》。若如此，則今本《金史》太宗、熙宗本紀蓋纂於元末，而爲王鶚《金史稿》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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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PH2020-04-03關於金國史院人員的民族構成問題，之前學者鮮有討論，需要在此加以申説。據《金史·百官志》，同修國史，女直人、漢人各二員；編修官，女直、漢人各四員；書寫，女直、漢人各五人。這反映的其實是金朝後期的情况，此前史院中亦有契丹史官。“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强，與鄰國交好，乃用契丹字”，大概是由於金人後來創製的女真文字在實際使用時不太成熟的緣故，金代前中期契丹大小字仍十分通行，僅《金史》記載通曉契丹文字者即多達二十五人，而且在金朝各官署中亦不乏契丹譯史。國史院也有契丹同修國史、編修官及書寫，如《選舉志》記載：國史院書寫。正隆元年，定制，女直書寫，試以契丹字書譯成女直字，限三百字以上。契丹書寫，以熟於契丹大小字，以漢字書史譯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詩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韻，以契丹字出題。漢人則試論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