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心靈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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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19这些不是浪漫的疾病,也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每种文化都认为某些人在某些时刻疯了,文化会将他们视为异类。8(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有效诊断类别是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物质滥用和某些焦虑症,虽如我们将看到的,具体的患病经历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些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疯狂而成为萨满巫师、祭司或者艺术家,尽管艺术家可能因(轻微的)躁郁更加成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疯狂可能不会让你有创造力,但是如果你极具创造力,足以警见人类绝望的深渊,那么无限的精力和高度的自信可能会帮助你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天赋。)人发疯时无法照顾自己,只能在他人的慷慨和保护下挣扎着生存。毫无疑问,疯狂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不是精神病院或宗教活动转变而来的副产品。与此同时,疯狂也确实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回到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对疾病的理解似乎改变了个体表达和体验疾病的方式。正如苏,埃斯特罗夫(Sue Estro)在她那部关于精神病患者的经奥民族志中所写的:“做一个全职的疯子正在成为我们中某些人的职业。”从精神病学专家到我们所有人,都对精神病患者抱有期望,面我们将这些期望以或微妙或明显的方式制度化,导致患者模仿那些我们认为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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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19人类学家所接受的训练就是去理解观念和实践如何改变一个人。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比身处其中者更能观察到这些改变。我参与了很多正式的学习,但我不需要让自己成为该领域的专业人员。我的专业工作是观察自己学习,观察他人学习,对学习的过程进行剖析,然后去理解专业之外的东西。我的工作是去理解一个非精神科医生(前医学院学生)如何进入精神病学的文化之中,并且逐渐流利地说出这个世界的语言。这种非正式的学习显然不是人们在访谈中会去谈论的那类事情,因为它如此偶然地发生,又如此渐进地改变你,人们甚至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已经因为这些事情变得如此不同。像其他的医学学科一样,精神病学是一门手艺,包括与理论性知识各占半壁江山的实践性知识,这点引发了哲学家对于“知道”和“知道如何做”(也被称为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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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19目前,精神动力学和生物医学这两种方法的联盟关系并不稳定,它们之间存在冲突,因为它们针对痛苦如何产生所建立的模型是对立的。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被卷入这种矛盾之中,因此他们相信这些不同的模式应该被整合到精神病学的实践中去。虽然每隔一段时间,主流期刊上就会有新的出色的整合方法发表,但仍然没有人真正知晓真理在哪里。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回答哪一种方法更加正确,而是去理解这些方法作为一种“文化”,是如何对精神科医生及其患者产生作用的。我想要知道这些不同的方法如何改变精神科医生认知、感受和思考的方式,如何使他们感到兴奋、受到挑战或者觉得无聊。毕竟,这两种方法精神动力学和生物医学,都根源于西方更本质上的对精神和肉体的划分,我们的社会尽管对此有各种复杂的警告,但仍然认可这种划分。我们仍然认为肉体是无意识的、被给予的、个人无须负责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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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19体,而非他的思想。当精神科医生以这种方式来谈论精神病和抑郁症时,它们仿佛同样被写进了身体里。这通常被称为“生物医学”精神病学,是理解和治疗精神疾病的一类方法,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把精神疾病视为或多或少可以与其他身体疾病相类的一种身体疾病。有时候精神科医生认为痛苦是更加复杂的东西,它涉及你是什么样的人,包括你的意图、你的爱恨、你纷乱复杂的过去,这种解释模式与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有关,通常被称为“精神动力学”,它在20世纪中叶占据了精神病学的主导地位,直到现在,它也仍然是心理治疗的起源。从这个角度出发,精神疾病存在于你的思想和你对其他人的情感反应之中。它源自你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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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19东的想象更加残酷的绝望,令人兴奋和恐惧的狂喜,以及奇奇怪怪的围理性。用哲学家唐纳德·戴维森(n Davi1don)的话来说,我们大多数人总是对别人的行为做出善意的解释。我们假定别人和我们一样(是正常的),直到我们明显发现别人并非如此。精神病学以一种直面的、更突然的方式迫使你接受人类学所要教给你的事情:人类思想和情感的景象远比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小小世界中所能想到的就像霍雷肖0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所想的一要更加荒凉、更加崎岖,但也更加惹人惊奇。我想,我可以描述正在学习的观看之道,也就是精神科医生被教导的观察事物的方式。这正是一个人类学家通常会做的工作,只是这一次,我前往的是自己熟悉的领域,而非异国他乡。精神科医生并不以单一的方式看问题。比如周四上午的讲座就非常多样化。在某些早晨,男人们会身穿白大褂讨论神经递质和儿茶酚胺,并在黑板上画出生化作用的示意图,说着我从高中以后就没再听过的话语。还有一些早晨,男人们(几乎总是男人)会戴着眼镜、穿着粗花呢夹克,双手合十地坐在那里,与我们讨论心理治疗中的丧失、悲伤和情绪低谷,说话间仿佛这些正发生在他们的脑海里。有人会用图表来解释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时间(他认为圣诞节的开怀畅饮可能要担一部分责);有人练习着心理治疗,但是从来都不相信潜意识;还有人认真地在黑板上写下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却从来不与别人讨论这些。我听过关于酗酒、斗殴、性虐待、睡眠障碍、癫痫以及各种精神药理学治疗的讲座,在这些讲座的背后,在这些建议、生化图表,关于心理治疗移情的评论背后,对于人的本质是什么,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作为一个人,要去感受、去选择、去行善、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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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19在上这些精神病学课时,我看到了一个男人被带进来接受治疗,人们在厨房里发现他时,他手里拿着妻子血淋淋的心脏,而他身边的地板上放着一把切肉刀。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她在全国最好的大学之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有着长长的金色头发,就像《海岸救生队》(Sawtch)O里的一样。她来的时候弯着腰,头发遮住了面庞,流露出了非常明显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也如鲠在喉,感觉自己要哭出来了。我还记得有个男人极其焦虑,他的焦虑使我想从椅子上跳起来跑走。但是当时教室里满是学生,这个男人来回打量着我们,没有人敢动。我开始害怕高速公路,因为有两位患者曾说他们考虑过自杀,自杀的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以每小时70英里的速度在公路上奔驰。不久后,我遇到了一位来就医的大学生,她精于人情世故、打扮时髦、口齿伶俐且身材姣好,是那种我读大学时非常渴望成为的人,仿佛是来自中央公园西区的奥黛丽·赫本。这位患者因厌食症来就医,她的父母当时正在办理离婚,她的妈妈从欧洲寄钱给她,却并不接她的电话。几个月之后,“这里”存在精神障碍的事实变得不容置疑。众多社会学理论声称精神病是对那些古怪且不守规则者的惩罚,但是我认为这种论调是荒谬的。我开始在学生、朋友,甚至超市装袋工们的身上发现在病例分析会上所看到的那些微小但疯狂的苗头,然后我开始担心我看到的比实际要多。我开始着迷精神科医生们所看到的东西,好奇他们是如何知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的,以及他们是否是正确的,而这些又意味着什么。精神病学总是极富吸引力的,因为它永远在改变你理解人类经验的方式。它能让你走进人类传统行为背后的“卧室”,从而得以在日常生活体面的表面之后,窥见人类情感中真实的怪异所在。它向你展示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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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这本书还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结论。现有的证据表明,对于大多数患者和疾病,无论我们如何理解精神疾病可能的致病原因,精神药理学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疗效是最好的。这两种方法一起被使用时,患者症状改善最快,出院后在院外所待的时间也最长。由此可见,两者都是重要且必要的,这一点,无论精神科医生所在科室的方向如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认同的。但是社会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正在合力将心理治疗从精神病学中驱赶出去。住院医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学习到心理治疗,更难看到它与医院环境的相关性,而患者和医生也更难因此而获得报销。如果医疗管理机构将心理治疗从他们的基础治疗中剔除,那么精神科医生就只能学习如何用生物医学的视角来观察、思考、回应。这大错特错。这对精神科医生不利,因为他们如果能够拥有一些心理治疗的背景,即使只是诊断和开药,也会给予患者更富有洞察力的建议。这对我们的社会也是不利的,因为生物医学所鼓励的对精神疾病的思考方式剥夺了身处痛苦者的人性。最重要的是,这对患者不利,如果纯粹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治疗的话,治疗效果会更差且效率更低。还有一种更微妙的风险。精神病学不可避免地与我们最深切的道德问题纠缠在一起:是什么让人成为人,痛苦意味着什么,成为一个善良且有爱心的人意味着什么。我这里所说的“道德”一词并不是指正确的行为,而是指我们对责任的本能意识,我们认为何时该进行指责,以及我们如何赋予我们的抱负以正确和美好的本质。生物医学和精神动力学通过塑造不同的基本类别来培育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本能,这些基本类别是工具,用以思考我们照顾身处痛苦者时的责任:这个人是谁(这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这个人的痛苦,我们要对谁进行干预,采取什么样的干预是好的。这两种方法教会对应的从业者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一个人,它们有不同的矛盾和底线,两者各有优缺点。每一种方法都会改变医生对患者的看法、社会对患者的看法以及患者对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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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共情(empathy)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柔软的、感觉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俗语所说的温暖和模糊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你,共情者,想象成为另一个人(你所共情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共情永远不可能完全准确。一个人的体验的复杂程度并不是观察者所能掌握的,因此,共情的过程就像生活,有许多真理,每一个都是从共情者和被共情者的特定连接中产生的。你可以选择共情多一点或少一点,但是你共情的方式,你对一个人生活中的什么事情产生共情,以及如何共情,这些都与你是谁,还有那时那刻你如何看待自己的任务有很大关系。”当学生被教导去执行一项共情任务时,共情就有了观察者可以观察到的部分:如何感知被共情的人、如何与他建立关系、如何与他及跟他亲密的人相处得当。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以我们聆听和回应彼此的方式呈现;我们将所看到的人视作我们希望自己所成为的,我们将被鼓励着去接受他们的感受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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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例如,另一位人类学家休·古斯特森(Hugh Gusterson)描述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的自由派年轻人是如何变成武器专家的。他们毕业于精英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不是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持自由主义立场,不过很多人是,而且很多人对促进核军备竞赛抱犹疑态度。但是这些人不相信单边裁军,而且武器专家的工作报酬丰厚,比“非升即走”的大学教职也更有保障。于是,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工作,多年后,他们发现自己以丝毫不亚于反核抗议者们的热情认同核武器的重要性。这位人类学家认为,这些人通过工作中的亲身经历,逐渐化解了对辐射和毁灭的恐惧;同时他们也为自己的技能自豪,慢慢地,他们会强烈而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在道德上对人类生存是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古斯特森发现了这群人日常生活环境的三个特征,这三个特征对这种意想不到的转变至关重要。首先,成为机密人员给他们带来兴奋感,他们体会到一种特殊身份,同时还处于持续的全天候监视中,这种独立的秘密世界缓慢侵蚀了个人生活的私密性,因此,实验室在科学家的自我意识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然后,他们用玩笑来处理内心的恐惧,把自己定义为机器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意味着他们像炸弹一样强大,而不像被炸弹燃烧的躯体一样脆弱。古斯特森描述了他们如何从实验室文化中学习着对爆炸兴奋,而非绝望。(至少那些留在实验室的人是这样的,其他人则离开了。)最后,当核试验真正成功时,这些武器专家体会到掌控感。对科学家们来说,在圆满完成工作的喜悦中,这些试验变得有趣,也变得看起来合理、正常,变成了实验室正常运转的固有要求。”所以,这些伯克利的博士生成为了伯克利激进分子抗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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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所以我能够观察到人类学家所说的“主体性转变”(transformation ofsubjectivity)。你无法观察一个人的所思所感,但如果有一群人,你就能观察到这个人如何做才能成为这群人中的一员。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在群体中学会了如何反应,如何开玩笑,以及这个人开始害怕什么。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指出,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所能发现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那些公开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内心是无法被观察到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人的内心如何被现实和日常的事物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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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许多人都似乎有过与解离斗争的经历,这是他们童年采取逃避机制的长期后果。当一个孩子遇到欺凌或者虐待,身体却无处可逃时,他们就会采取逃避机制来应对。这样的孩子学会了在痛苦开始时就“退出”,她将不再待在那里,就像你也可以在牙医的钻头开始转动前“退出”一样。成年以后,这些女性难以集中精力,难以合理掌握时间,也难以在人际关系中变得有效和可靠。有些人从受欢迎的畅销书[例如《勇于治愈》(The Courage to Heal)],从支持团体、网络聊天组,以及从对男性性权威的危险感到敏感的女性主义治疗师那里了解到自己的痛苦由男性侵犯所引起,同时也体验到了她们与生活脱节是因为自我已经破碎。解离是一种技能,这种技能的使用是可以学习的。有些人不由自主,他们的解离状态是病态的:非自愿、侵入性、不受控制。有些人出于自愿,以此来进入恍惚、附身、灵魂出窍或者通灵的状态。解离的内容同样是可操纵的。有些人可以通过走神来解离,然后他们会学着把这种感觉看作被附身。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女性通过学习如何操纵自己的多重人格来处理自我的解离状态和痛苦。”在那个时候,治疗师会帮助这些女性通过召唤出她们的其他人格来控制那些令人困扰的、并非出于自己意愿出现的解离状态,这种帮助在当时被认为是恰当而有效的,尽管治疗师做的工作和自己以为的可能并不是一回事。历史塑造了人们所经历的疯狂的类型和频率。贫穷、战争和流离失所是不好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如果你认为精神疾病纯粹是遗传性疾病,上述认知就也变得非常重要。最近一项关于世界精神健康的调查发现,在世界各地所有不同年龄、性别和文化类别的人群中,对精神健康最大的威胁是社会动荡。”社会隔离似乎也会造成很大影响。抑郁和心境障碍在20世纪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普遍,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人处于独居状态。25(然而,我们很难弄清楚什么可以算作证据,也很难判断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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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这些不是浪漫的疾病,也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每种文化都认为某些人在某些时刻疯了,文化会将他们视为异类。18(世界范围内公认的有效诊断类别是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物质滥用和某些焦虑症,虽如我们将看到的,具体的患病经历可能有很大差异。)这些人不会因为自己的疯狂而成为萨满巫师、祭司或者艺术家,尽管艺术家可能因(轻微的)躁郁更加成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疯狂可能不会让你有创造力,但是如果你极具创造力,足以瞥见人类绝望的深渊,那么无限的精力和高度的自信可能会帮助你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天赋。1)人发疯时无法照顾自己,只能在他人的慷慨和保护下挣扎着生存。毫无疑问,疯狂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而不是精神病院或宗教活动转变而来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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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疯狂是真实存在的,将它单纯视作浪漫的自由是一种道德的怯懦。大多数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都非常不快乐,受到严重困扰,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在屈辱和巨大的痛苦中生活。“慢性精神病患者没有病,他们只是与大多数人不一样而已”,有些人试图用这种说法来保护他们,然而,对患者以及他们那些勇敢地与之并肩作战的家人来说,这种错位的自由主义极度麻木不仁。因为大多数真正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都病得太厉害了,他们并不能成为宗教领域里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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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视角非常重要,理解精神科医生的观看之道也非常重要,因为精神疾病是令人恐惧、触手可及却又难以捉摸的存在。精神病学中是没有诊断测试的(至少,没有针对真正的精神障碍的诊断测试:有一些症状,例如脑瘤,起初看来是典型的精神疾病,但实际上并不是)。你无法通过抽血、核磁共振,或是通过任何医学读数来明确知道一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如何教导精神科医生看待精神疾病尤为紧要,因为我们无法将“如何看待疾病”和“疾病是什么”清楚地区分开来。要了解精神病学的观察方式,我们必须不断认识那些所谓的“事实”,它们其实是你通过有色窗户观察世界的结果,而你无法走出这扇窗户去观察这个世界。过去在学术界很流行的说法是,精神疾病根本不存在,在社会对秩序的追求过程中,社会将某些人定义为异类,由此才创造了精神疾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就粗暴地表达了这一点,而米歇尔·福柯做出了巧妙的阐释。福柯确实认为疯狂一直存在,但是他把疯狂浪漫化了,因而他虽颇有洞见,却为这种痛苦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他认为精神病院在18世纪出现,是中产阶级道德的体现,像一种“巨大的道德枷锁”,将疯狂这种自由情绪压制成“令人窒息和痛苦的责任意识”。他动情地写道,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后,真正的疯狂的天才就只有在哲学家和诗人的作品中才能看到了。其他人出于对过去的天真向往,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们认为我们现在称为精神病人的人,本有可能被尊为宗教上的先知。(其中一些争论者也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想写一篇论文,内容是今天我们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在过去是如何成为萨满巫师的。)乔治·德弗勒克斯(George Devereux)是一位精神病学方向的人类学家,他并不那么浪漫,他深信他所观察的社会中的萨满巫师很古怪。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认为萨满教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社会角色,这正是我们社会明显缺乏的。“简而言之,我的立场是萨满巫师的精神是错乱的。”2他认为,公众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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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肉体的缺陷无法怪罪于个体,肉体在道德层面永远无辜。然而,精神的缺陷则是可以被控制和操纵的,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在道德上就是有过错的。如果一个人因为屈服于自己的欲望而发胖,我们可能会嘲笑他;显然,在社会上肥胖意识最强烈的几十年里,很多人,尤其是肥胖者自己,都认为肥胖的人在道德层面上有所欠缺。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新陈代谢异常而发胖,我们就必须佩服他的勇气。如果一个孩子成绩不好是因为有学习障碍,我们就不应该因不学习而惩罚她,反而应该给予她特殊帮助,就像帮助那些有其他特殊生理需求的人一样。如果我的懒惰是因为生来如此,那么我就不必为事业的滑坡而感到内疚和尴尬。生物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漏洞。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它是完全不合适的,身为一名优秀的美国人,我认为让人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负责是错误的。然而,将身体视为别无选择和无须负责任的、将精神视为可以做出选择和需要负责任的,这样一种道德观点对我们如何认识介于两者之间的精神疾病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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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精神科医生继承了笛卡尔的二元论,这也是我们精神和道德层面的一个显著特征。有时候他们谈论精神上的痛苦,就好像在谈论心脏病一样,他们让精神障碍患者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并给出一些关于正确饮食和生活的建议。但是这又与心脏病发作非常不一样,心脏病患者罹患极其严重的疾病,但是心脏病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心脏病发作于他的身体,而非他的思想。当精神科医生以这种方式来谈论精神病和抑郁症时,它们仿佛同样被写进了身体里。这通常被称为“生物医学”精神病学,是理解和治疗精神疾病的一类方法,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它把精神疾病视为或多或少可以与其他身体疾病相类的一种身体疾病。有时候精神科医生认为痛苦是更加复杂的东西,它涉及你是什么样的人,包括你的意图、你的爱恨、你纷乱复杂的过去,这种解释模式与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有关,通常被称为“精神动力学”,它在20世纪中叶占据了精神病学的主导地位,直到现在,它也仍然是心理治疗的起源。从这个角度出发,精神疾病存在于你的思想和你对其他人的情感反应之中。它源自你的“你”。当然,这是个错误的二分法,大多数精神科医生也都同意这一点,但这就是精神科医生受到的教育。在我看来,很明显,精神科医生在培训中一般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技能需要掌握:一是诊断和精神药理学,这通常是精神病学治疗住院病人的重要手段;一是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这区别于医院精神病学的技能,通常是针对门诊患者所需服务而开展的专业教学。在与精神科医生和医护人员的相处过程中,我们就心理治疗和生物医学精神病学之间的差异进行了一些随意的谈话,他们在讨论精神病学的时候,把这种二分法视为理所当然。他们的培训计划(每周至少有两次讲座,通常一次是关于精神药理学和诊断,另一次是关于心理治疗)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前辈们认为这是两大不同领域的技能,他们学习的是两种不同的用以识别、理解和回应精神痛苦的方法。年轻的精神科医生需要同时掌握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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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在日常生活中,你不会看到最终住进精神科病房的患者,或者,至少你不会看到他们发病。在一间有一百名学生的演讲厅里,其中有几个学生可能会有严重的精神问题,但奇怪的是,我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这些问题,非精神科医生一般都是无法看到的。当有人有点过于冲动、过于悲伤、过于消瘦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这些人的表现理解为他们正在经历糟糕的一周,会认为他们还是正常的,像“我们”一样。[当然,曾经有个学生非常反对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她在期末考试的早上给了我一本烧焦的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态》(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这显然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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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11临床医生通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和其他精神疾病的生物医学模型来揣摩患者的痛苦根源,他们认为药物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推进这种方法的英雄是那些在幕后工作的科学家,他们研发药物来治疗疾病。疾病并不是患者真实的组成部分,它更像一条断腿,一个不幸的问题——可以被药物治愈。在这种治疗精神疾病的方法中,人们经常会谈论某个东西坏掉了,人们甚至会说“脑子坏掉了”。这带来了道德挑战:如果人们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坏了”,那么若这个人没有康复,他自身和他周围的每个人就会认为他的脑子是永久性地坏了。这或许会是一个可怕的负担。精神动力学对于精神疾病的理解则完全不同。在这种路径中,临床医生认为,解决患者痛苦的最好方法是心理治疗。这一模型的英雄是心理治疗师,他们认为疾病是一个人真实的组成部分,心理治疗师和患者会从不同的角度经验这些疾病,这些疾病的治愈靠的是心理治疗师和患者之间的关系互动。这个模型的道德挑战是:人们从这个角度理解疾病时,通常会认为患者的其他关系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疾病负责。这对寻求治疗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沉重的道德负担。在这本书中,我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或许就是关于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对于痛苦的不同理解方式中蕴含的道德意义。这是我们不曾思考的,但是它却改变着我们。我们在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困境时所做出的实际选择,可能会对我们理解自己的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抑郁症是一种身体的体验吗,还是更像一个精神失落的灵魂?抑郁症是由身体关节疼痛、难以起床这些症状所组成的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一种巨大而可怕的悲伤?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塑造抑郁症的症状,它们改变了我们对于抑郁症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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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2025-03-20阴茎嫉妒(penis envy)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女孩在性心理发展期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因为自己与男性在生理上的差异而产生委屈、自电,甚至嫉炉的心理。这种“嫉妒”不仅是对生理特征的羡慕,更暗示着对权力社会地位的渴望,该建论为这种感受会影响女性的性格形成及其成年后的关系模式等。现今也会用于因自身生理构造产生自卑的男孩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