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最新书摘:
  • Azeril
    2019-03-24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 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农民们会等到江水漫进地里才来收割庄稼。人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就是明天。
  • Azeril
    2019-03-24
    “为什么要担心?”他回答道。“那时候我都八十了!” 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做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安置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正是那样的东西连接着即将消失的村庄和簇新的新城: 总有人想方设法出售大家需要的东西,可能是浴室配件,也可能是方便面。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
  • Azeril
    2019-03-24
    在旧址上方山坡上修建的巫山新县城,有两条平行的街道,分别叫做平湖路和广东路。平湖路指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横渡长江、预想修建大坝时写的一句诗: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沿江的人们对这几句诗词非常熟悉,经常用国家的富强和建设的成就来说明这一宏伟的工程。1997年,长江在坝址处进行分流以为建设工程做准备,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这再次生动地说明,社会主义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一次我在青石村的一家餐馆看见老板张贴了一幅手写的对联: 移民荣,离老家,求新生舍小家,为国家,建新家。
  • Azeril
    2019-03-24
    我在新城很少听到有人对三峡大坝持批评态度。即便在偏僻的农村地区,人们享受到的好处少之又少,大家的抱怨也往往比较温和,而且只针对个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拿到的安置费杯水车薪,纷纷怪罪当地的干部太过贪腐。不过,这样的抱怨几乎从未触及三峡大坝的核心问题。我问黄宗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干什么,他说懒得管,只要他们用得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不再打鱼就行。他告诉我,修建三峡大坝很好,因为可以为国家多发电。巫山的一位出租车驾驶员告诉我,他的老家一下子就飞越了半个世纪。“要是没有大坝,我们还得再等上五十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他说道。
  • Azeril
    2019-03-24
    下午二点五十分,我回到了滴翠湖。昨天,我是沿着小路走进去的;今天,我却要坐船才进得去。我带着隔壁打鱼人家九岁的小男孩黄珀回访了周家原来的住处。黄珀一看见躺在瓦砾堆里的62分的数学试卷,立马捡起来,小心折叠好装进了衣袋。 “你要它作啥?”我问道。 “如果遇到她,我要还给她,”黄珀回答道。 “我认为她不会要了,”我说道。 小男孩俏皮地笑了笑,然后摸了摸衣袋。
  • Azeril
    2019-03-24
    大昌拥有该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黄俊带着我到各处看看。在老码头,一棵巨大的榕树下,他指了指通往河边的石梯上守着的两只石狮子。狮子的面部斑驳残缺,几十年间行人已经坐平了它的背部。这个地方即将沉入江底。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这两只狮子扔到了河里,”黄俊说道。“当时很乱,没有人知道石雕的下落。几年之后,一个老头梦到狮子出现在河里。他告诉了其他村民,大家在河里找了出来。那是 1982 年的事情——我还记得。这事儿很奇怪,但也很真实。”
  • Azeril
    2019-03-24
    不过,我在涪陵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一切。我在 1998 年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建设工程唯一可见的迹象是城市低处的建筑物描上了许多高度标记。标记是用耀眼的红色油漆描出来的 “177M”——这就是水库未来的高度。这个高度比白鹤梁上公元 1086 年那一段题刻正好高出了四十米。之后五年间,我时常回到三峡地区,沿江出现了更多的红色标记。大多标的是“135”或“175”,因为水库需要按计划分阶段蓄水,2003 年为第一阶段,2009年达到更高水位。不过,也能看到其他数字: 145、146、172。有些数字的特异性让人摸不着头脑: 141.9、143.2、146.7。这一切让我想起了白鹤梁——整个峡谷全都打上了标记和题刻,只等着洪水的到来。
  • Azeril
    2019-03-24
    1996 年至 1998 年,我在涪陵的一所学校给大学生教授英语,这是一座小城,位于长江边上,在巫山上游三百来公里远的地方。每一年冬天,长江的江水也会像其他事物一样随季节而枯竭。雨水稀少,西边的雪水停止了补充,直到长江露出那道被称作“白鹤梁”的砂石梁子。这道石梁狭长,呈白色,跟长江水流的方向平行,仿佛一艘搁浅的狭长平底船。上面覆盖着几千道题刻——数百年来,当地的官员一直用它来记录水位线。我于 1998 年 1 月前去参观这道石梁的时候,江水的水位只比最早记录题刻的时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时候低了五十毫米。上面的题刻清楚地表明,在这样的地方,长江自身的循环周期远比官家的时刻表更加重要。为纪念北宋神宗元丰九年时的石梁出露,留下了一段完工于公元 1086 年的题刻。实际上,神宗皇帝已经在头一年驾崩,但他的死讯——以及新帝即位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江流域。
  • Azeril
    2019-03-24
    我们下到了山坡,我问她想不想离开深圳。她立即摇了摇头。我又问她,她觉得城市里全新的压力会给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怎样的改变。 “结果是人们的能力更强,”她说道。“创造力更强。然后,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想法。而不是所有的人想法完全一样。” 我问道:“你觉得这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变化?” 她陷入了沉默。远处的宿舍大多已经熄灭了灯光。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尽管我乐观地认为只要每个人学会了照顾自己,体制就将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做出调整。不过,我看到的是深圳的一些片段——有围墙的城市、大门紧锁的工厂、独自生活的人们、远离家乡——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如何被归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看了看艾米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她并不重要。自从来到深圳之后,她找了一份工作,辞了,又找了一份工作。她谈了恋爱,违反了宿管规定。她向某个工厂老板寄过死亡威胁信,对自己的老板也毫不示弱。她才二十四岁。她做得很好。
  • Azeril
    2019-03-24
    放眼看下去,宿舍的一盏盏灯已经熄灭。我想起了那天早些时候受伤的工人,想起了最近跟艾米莉说过的几句话。我们一直在讨论,深圳的外来者在处理新获得的个人自由方面有什么应对之道,艾米莉说她欣赏的是人们学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在过去经常做出这样的评判,可她现在又说,有时候孤独也会让她感到恐惧不已——所有的人都得靠自己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她说道。“人们分群而居。这样的群体最终演化成了家庭,现在呢,这样的群体却又要解散成一个个互不相干的人。他们终究会变成独自一个人。”早在几天前她就说过,深圳的变化来得太快——年轻人学会了独立,由政府统管变成老板说了算。“如果存在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话,那就再好不过,”她说道。“但根本不可能。那不过是美好的理想罢了。”
  • Azeril
    2019-03-24
    那天晚上,我们在镇上主路边的一家露天餐馆吃了饭。那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夜晚,我一直偏爱中国的夜色,簇新的城市所具有的瑕疵都隐藏在了夜色之下。深圳的各大卫星城镇更是如此,白天人们大多要在流水线上劳作。白天的街道往往空无一人——仿佛是一座被人遗弃的城市。但当工人们在傍晚时分涌出厂门之后,情况立马有了改变。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但大多数设法另换了衣服。他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露天大排档和台球室,往往是同性结伴而行: 一帮帮小伙子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一群群女孩子开怀大笑。很少看到家庭或是小孩。基本上看不见老人。这就是深圳的自由——这里没有陈规,也没有过去,大家都远离家人。
  • Azeril
    2019-03-24
    当时,深圳四周围绕着一道一百多公里长的链环铁丝网。这道围墙高达三米,有些网段装有铁丝倒钩。如果从北边进入城市,需要经过这道围墙上的一个检查点,随后沿着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穿越几座低矮的绿色山丘。越进入市区,新建的楼房就越高大。在深南路和红岭路的交会处竖立着一块巨大的广告牌,说明这里至少是精神层面的市中心。广告牌上是邓小平以深圳的城市天际线为背景的巨幅画像,以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句话。当地人和外来者经常在这里拍照。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成千上万名深圳市民自发地聚集在巨幅画像前,敬献鲜花和挽句。他们唱着《春天的故事》,这也是深圳市的市歌: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 Azeril
    2019-03-24
    至此,纳吉夫和美国全国和平队协会的关系开始每况愈下。这个机构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但我听其他人说,它对纳吉夫的策略不太满意,在他和其他人公开发表针对莱希的评论员文章之后更是如此。对于这种非正统的方法,华盛顿人做出了迥然相异的反应。共和党人相当支持,他们似乎很喜欢纳吉夫的个人主义和外来者身份。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和其他要人总是非常佩服他的胆识。负面反应好像多来自年轻人,尤其是国会的助理们。“他总是把事情搞得很私人化,”其中一位这样对我讲,其他人则抱怨他时常骚扰他们,并且不遵守规则。纳吉夫告诉我,国会的每一间办公室都像一个微缩的小村庄,助理和官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这些村子里,代际陈规被颠倒: 年轻的人往往最墨守成规,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处理着同样的事务。曾经在民主党众议员山姆·菲尔身边工作过的职员马克·汉森告诉我,官员往往善于品味政治事务中私人和自然的一面,而工作人员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操作次序。“他们会想方设法操控某个事件,”他说道。“而纳吉夫干扰了这样的程序,并强迫大家在没有写进日程表的日子里听别人讲和平队的事情。”
  • Azeril
    2019-03-24
    ”他说道。“华盛顿是一个村子。国会所做的各项决定,有些还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全都有赖于个人行为。”
  • Azeril
    2019-03-24
    胡同的要义在于精神而非结构: 砖块、木头和瓦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往来互动。这样的环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所以产生了王老善这样讲求实际、足智多谋,而又灵活多变的居民。没有理由让这样的居民首当其冲,经受现代化的侵扰——如果真有所谓的现代化,也应该是把胡同精神发扬光大,因为这里的居民不是很快就把麦当劳和奥林匹克卫生间创造性地融入到自己的生活程式之中了吗?然而,当这样的侵扰变成全面的破坏之后,正是他们的灵活多变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这便是老北京的反讽之处: 胡同人家最有吸引力的一面为它自己铺就了毁灭之路。
  • Azeril
    2019-03-24
    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生活,才意识到牛康民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光是体格,还有他说话的样子,观察人的方式。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新闻记者之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还有一些则致力于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口吃。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 乐透喜中八百万
    2015-01-18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的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用用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人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忽然之间更显衰老: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
  • 豆儿友
    2019-11-21
    下午,我们披荆斩棘。徒步考察的过程中,石彬伦有时候会循着猎物的踪迹行进,而且总会沿着城墙的顶部行走,因为这个高度的灌木较为稀疏。不过,偶尔他也会无路可走,只能在荆棘丛中顺山脊而行。他把这叫做“蒙古人的徒步之旅”,对此我非常讨厌。我讨厌荆棘,我讨厌脚下不稳。我讨厌衣服被刮破,我讨厌石彬伦那古怪的城墙攀爬装备比我高级。我讨厌划脸庞的树枝只到他的胸部。最主要的是,我讨厌蒙古人害我以这种方式徒步行进。
  • 鹿川没有粪
    2021-09-12
    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
  • -托xxx-
    2014-12-29
    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也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额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这就是认知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觉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