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02：繁荣与革命（1953-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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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3BU0vJHiYU2024-09-02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带有嘲讽意义的命运，究其原因，具有教育意义。5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产生的背景在于其“30年代”的复兴计划。纳粹在通讯、军备、车辆制造、光学、化学和轻型发动机产业及有色金属方面的投资，原本是一种战争经济，但却在20年后见效了。路德维希·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就根植于艾尔伯特·斯皮尔的政策之中，实际上，战后爬上高位的联邦德国商界年轻经理和政界规划者原先都是在希特勒手下起步的；他们为联邦德国各委员会、规划局和公司所提供的政策和实践都是些受到过纳粹官僚首肯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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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3BU0vJHiYU2024-09-02Wmm。王少从1871年以来，法国就直在走向衰退，主要表现在军事失败、外交屈辱、殖民撤退、经济受损国内不安定等一系列事件上。戴高乐的目标是要结束法国的衰落时代。他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终我一生，我对法国都抱有一种理想而现在正是他付诸实现的时刻。处这位法国总统选择了外交作为他表演的舞台，这主要取决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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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3BU0vJHiYU2024-09-02美国的核武器在20世纪50年代增势迅猛：1946年仅9枚，1948年拥有50枚，到了50年代初，达到了170枚，到1952年，美军装备可供使用的核武器达到了841枚，在德国加人北约组织之前，又扩展到了约2000枚（7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前夕，其数量达到2。8万枚）。为了能运输这些炸弹，美国空军组建了一支B-29型轰炸机近程机群，从1948年柏林封锁时期的约50架飞机，扩建到了远远超过1000架，历时仅5年之久；1955年6月，首架带有洲际导弹的B-52型轰炸机开始服役。由于苏联在欧洲拥有人力和常规武器上的绝对优势，所以这些机载的核武器不可避免地成了华盛顿方面的核心战略，尤其是在杜鲁门总统1950年3月10日下达加速研发氢弹的密令之后。1949年8月，苏联试验成功了一颗原子弹，这促进杜鲁门下定了决心。美苏之间在核武器能力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1952年11月1日，在太平洋埃鲁吉拉伯环珊瑚礁试验成功第一颗热核武器；而苏联第枚热核武器试验成功则是在时隔10个月之后，即在1953年8月12日宣布在塞米帕拉金斯克首次试验成功。同年9月，美国第一批战地核武器运抵联邦德国；次年1月，杜勒斯宣布了艾森豪威尔关于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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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phiel2019-10-131950年后的45年里，世界出口量增长了16倍。就连法国这样一个几十年在世界贸易中一直维持10%左右份额的国家，也从全球不断激增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益。实际上，所有工业国家这些年来都获利良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贸易条件明显有利于它们这一边，因为从那些非西方世界进口的原材料和食物价格一直在下跌，而制成品的价格却一直在上涨。在和“第三世界”长达30年的不公平贸易特权中，这些西方国家简直就是获得了印制钞票的许可证。 然而，西欧经济的繁荣最主要体现在它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欧洲统一体。早在《罗马条约》之前，后来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那些国家的主要贸易往来就已经在各国之间展开：1958年联邦德国出口量（按价值估算）的29%都是销往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另有30%销往欧洲其他国家。在签订《罗马条约》之前，比利时的出口中早已有44%销往欧共体成员国。即使是那些事隔多年以后才正式加入欧共体的国家，如奥地利、丹麦和西班牙，它们也早就融入了这一贸易网络：1971年，即在奥地利正式加人入欧共体20年之前，它就从欧共体最初的6个成员国中进口了约占它本国进口总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欧共体（后来的欧盟）并没有为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打下基础，而是代表了一种正在实际形成中的体制。战后欧洲经济革命的另一关键因素是欧洲工人的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从1950年到1980年间，西欧的劳动生产力比过去80年间提高了3倍：每小时生产的GDP增速甚至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速。考虑到就业人数的增加，这说明生产效率也在大幅度提高，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劳动关系都得到了很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竞争的结果：过去30年来的政治动乱、大规模失业、投资不足以及人们身体上遭受的伤害等等，使欧洲大部分国家自1945年以来处在一种历史的低起点。即使没有当代人那种对现代化的兴趣，也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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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2017-02-28在1957年前后，欧洲历史上才首次出现年轻人开始自己为自己买单的现象。在此之前，年轻人还并不是一组明显的消费群体。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年轻人”。在传统的家庭和社区里，孩子永远是孩子，除非他们离开学校并工作了，才能算年轻的成人。处于两者中间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新群体是根据年龄而非社会地位来归类的一代人，他们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承认，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有可能会代表一个明显的消费群体，这种想法在几年前还匪夷所思。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庭永远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是消费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家里的任何一个年轻人独立挣得的钱都应当属于家庭收入的一部分，应当被用来支付家庭集体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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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2017-02-28你们知道，条约就跟少女和玫瑰花一样：到时候自然会凋零。——夏尔·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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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en2017-02-28西方的消费社会不再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剥削的基础之上，而是将人们的精力从寻求满足（特别是性满足）中转移到商品消费和幻想上。真是的需求，例如性需求，社会的、公民的需求，已经被一些虚假的需求所代替，而这些需求的满足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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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事实上，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自杀式的。这些意图鄙视并憎恶“消费文化”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了文化消费的目标，反映出了言论普遍脱离行动。那些咄咄逼人地宣布要“改变世界”的巴黎人和柏林人往往都是些目光褊狭而又耽于身体情绪影响的人，他们沉迷于自我遐想，这些都预示着接下来10年里唯我论者以“我”为主的政治倾向的出现。早在这个年代结束之前，“60年代”就成了一种崇拜对象。然而，如果说60年代的逝去最终并没有留下什么令人悼念的东西或几乎没什么永恒的纪念丰碑的话，那或许是因为，从70年代初看来，它们带来的这些变化是如此包罗万象，而又如此正常。在70年代初，欧洲一直由那些年长者控制着，并且看上去也是在为这些年长者服务。无论是在卧室还是在家里，在街上还是在教育机构和工作场所，还是在媒体或政治上，权威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在1年里，这些年长者（丘吉尔、阿登纳和戴高乐）相继过世。权威不是从大多数社会生活领域里隐退，就是在社会生活出现裂缝时才被人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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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当时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一切所具有的反讽意味。正如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在学生与警察在罗马博尔格斯花园里发生对抗之后所说的，阶级的角色如今已完全颠倒：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子弟在喊叫着革命口号，殴打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工资微薄的南部佃农的儿子。对于任何一个对意大利过去几年有着成年人记忆的人，这种转向暴力的做法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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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尽管它的应用千变万化，但如果说万物都是“结构性的”，那么有些重大的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费尔南·布罗代尔或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甚至米歌尔福柯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揭示文化系统中的深层活动。这也许是、也许不是一种具备颠覆性的学术冲动，在布罗代尔看来显然不是，但它的确忽视了变化和转变，或者将其最小化了。特别是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证明用这种方法解释是不妥的，因为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事情在某一阶段必须改变，但很难解释这些改变是如何产生的，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是如何促进这一改变过程的。因此如果要对人类经验做出解释，任何依赖于消除了人类选择的结构的理论都被其自身的假设所阻碍。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具有颠覆性，在政治上却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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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60年代浮夸的一面，比如时装、大众文化、性等，都不应该被当作做秀的无聊玩意儿而不屑一顾。这是新一代人与其祖父母时代一刀两断的方式一一老人们（阿登纳、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有赫鲁晓夫）仍掌控着欧洲大陆的各种事务。当然，60年代沉溺于自恋的现象将永远被后人与这一时代联系在一起，其引人注目的、装腔作势的各个方面集中起来，听上去确实很假。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人而言，这些都是新颖的、鲜活的。即使是冷冰冰的、生硬的当代艺术，或是60年代后期那些愤世嫉俗的电影，在同之前作假得令人昏睡的小资艺术的对比之下也显得真实、令人耳目一新。年轻人们认为“做自己的事情”、“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要做爱，不要战争”就可以改变世界，那唯我独尊的时代心态一直是种幻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这并不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有的唯一的幻觉，更不是最愚蠢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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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每一代人都把世界看作崭新的。60年代的人眼中的世界不仅崭新而且年轻。历史上大多数年轻人都踏进了充斥着年长者的世界中，年长者们占据着有影响力、为人榜样的地位。而对于60年代中期的一代青年而言，事情并非如此。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以远超过以往的速度在发生变化。横亘于这数量庞大、生气蓬勃、娇生惯养、志得意满、文化上自成一派的一代人与数量奇少、毫无安全感、被萧条和战争所压垮的他们的父辈之间的代沟，比一般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退一万步说，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其价值观、风尚、规则，就在他们的眼前，顺应着他们的要求而在不情愿地改变。流行音乐和影视界完全由年轻人所主导，并且越来越取悦年轻人，因为他们就是受众和市场。到1965年，专门以年轻人为服务对象、依赖于他们的惠顾而生存的行业纷纷出现，电台和电视台、杂志、各种商店、各类产品，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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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英格兰的国立重点学校取消入学考试，只能把更多的中产阶级人士推入私有领域，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收费的重点“公立学校”的期望和利润，而这是当初工党激进分子所蔑视的。与此同时，选择还在继续，不是凭考试成绩，而是以家庭收入为标准：有能力的父母在“好”学校周围买房子，而穷人的孩子只能在最差的学校和最差的师资环境下学习，将来升学的希望也相应降低。中等教育的“综合化”是战后英国实施的最倒退的社会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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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这种劳工和农民的联合由极为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促成，出现在虔诚的新教徒社区中，不受传统农村中牧师和地主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由欧洲最成功的社会民主政治建立起来的长期平台。“红一一绿”联合阵营（最初是农民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后来则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都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斯堪的纳维亚却成了一种模式。社会民主党是一个载体，通过它，传统的农村社会和工业劳力共同进入了城市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也是一种现代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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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社会民主主义总是被当作杂种；而事实上左派和右派的敌人就是用这个观点来反对社会民主政治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项长期寻求理论的实践活动，是2世纪初欧洲整整一代社会主义者深刻见解的产物：就像19世纪社会主义空想家预言和计划的那样，近代欧洲中心地带激进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过去，而非将来。19世纪的城市暴力起义的范式作为对工业资本主义不公正和无能的解决办法，已经不仅不理想，也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它也已经是多余的。真正要改进一切阶级的状况，只能采用渐进、和平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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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电视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可选性，大多数地方只有1个或至多2个频道，而且播出时间仅限于下午和晚上那几个小时。然而，电视还是对社会起到了颠覆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边远社群的孤立和闭塞状态，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同样的经验和共同的视觉文化。人们不再通过最初所受的教育和公众庆典来区分何为“法国式的”，何为“德国式的”或“荷兰式的”，而是通过电视所投射到每个家庭时，人们心中所能理解的程度来对国家形象做出判断。无论是好是坏，“意大利人”更多地被塑造为共同热爱观看“意大利国家广播网”播出的体育运动和各种“秀”节目的一群，而不是一个已统一了百年之久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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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而艾森豪威尔此刻正处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一周——他再次当选的日子正是布达佩斯打得最激烈的一天。直到苏联占领3天之后，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才开始讨论起匈牙利问题。他们针对纳吉的行动（尤其是纳吉放弃了一党制）而采取的正式行动慢了几拍，因为这个国家在美国的全盘战略中没有意义（反而是最近的波兰危机引起了华盛顿更大的关注）。在1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当匈牙利问题真正被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程上时，艾森豪威尔和下属们都一致认为，那都是英国和法国的错。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入侵埃及的话，苏联就不会有借口出兵匈牙利。艾森豪威尔政府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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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对于大多数联邦德国人民而言，生产、节省、获得、消费不仅仅是首要的，而且也是普遍认可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目标，多年后，回顾当时联邦德国的这种奇特的集体大转型以及全民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热情，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森斯伯格写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们已经把缺点转换为优点的话，你就无法理解德国人的这种令人惊异的能量。从某种实际意义来讲，他们失去了思想，但这也造就了他们后来的成功。”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联邦德国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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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虞语2022-07-14柏林危机的最终结果显示，两大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的共识远大于他们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异议。如果不是莫斯科再次提出盟国在柏林的地位问题，华盛顿有可能会接受民主德国政府存在这一事实，而顶住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压力，双方都关注着中欧的稳定；但更关键的是，美、苏都对来自它们各自庇护的两个德国的抱怨声和不断需求感到了厌倦。冷战的第一个10年，把德国的政治家们划分为力量很不平衡的两派，分别依赖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因为害怕对“他们的”德国人失信，列强们只好同意阿登纳和乌布利希的胁迫，分别“坚决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