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小屋

• 连木木

  2024-07-31
  不能坐火车，并不只是一个乐趣的消失，也不只是对自由的剥夺，更不只是再也无法拥有新鲜经历这么简单。想一想里尔克的话，你就会明白，它实际上意味着自我的缺失——或至少，是更好的、更容易满足与更平和的那一半我。再没有滑铁卢车站，再没有乡间驿站，也再没有孤独：再也没有“前往”了，所剩下的，只是无休止的“停驻”。
• 连木木

  2024-07-31
  后来到了英国铁路系统走下坡路的时候，在家乡坐火车就变得不那么有意思了。企业私有化、站内商业化炒作、员工忠诚度降低，这一切都让我多少失去了兴致——而在美国乘火车的经历也全然无法令我重温记忆与热情。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的公有国家铁路却迎来了资金与技术革新的黄金年代，同时亦大量继承了过去网络与系统的特质。
• 连木木

  2024-07-31
  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令人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
• 连木木

  2024-07-31
  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
• 连木木

  2024-07-31
  我想我直到最近才开始完全理解幼时的经历所带来的影响。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优越地位回望，更能看清那个贫瘠年代所包含的品质。当然，谁也不希望它重演，但财政紧缩不仅是一个经济状况，它也是民心所向。
• 连木木

  2024-07-31
  一直以来我的对策都是：先一一检视自己的生活、思绪、幻想、真实的记忆、虚妄的记忆等等，直想到某件事、某个人或某个故事将我困在身体里的思维引开为止。这种脑力锻炼必须足够有趣才能集中我的注意力，使我不受耳内或后腰某处瘙痒的侵扰；却又不能过分有趣或出人意表，以便能作为睡眠的前奏，助我进入梦乡。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蛮可以把这种做法当作缓解失眠和身体不适的良方，虽然并不总是万无一失。一夜又一夜、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那曾经如此难挨的夜的煎熬，我后来竟能坦然面对了，如今想来仍不免惊讶。我醒来时，身体的姿势、思想的框架以及高悬着的绝望的状态都能与睡前保持完全的一致——就我的情况而言，做到这一点着实是个不小的成就。
• 连木木

  2024-07-31
  呼唤帮助的欲望在患病伊始几乎是难以压抑的：每块肌肉都需要活动，每寸皮肤都感到瘙痒，我的膀胱找到了一种神奇的、在夜间将自己注满的方法，于是也一再地需要被解放。总而言之，我当时绝望地需索光线、陪伴以及与人交流所带来的单纯慰藉。然而到了现在，我几乎已戒除求助的愿望，学会了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求抚慰与依靠。
• 连木木

  2024-07-31
  ALS是神经肌肉型疾病中最为罕见的一种，它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患者不会有感觉的丧失（这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其次是病症不会给患者带来痛感。与其他的大多数恶疾、绝症不同，患者在病情恶化的同时得以在几可忽略不计的不适中悠闲地静思。
• 连木木

  2024-07-31
  我的本行给我带来的优势，在于我已经谙熟故事大纲，只需往里填充事例、细节和说明即可。作为一个在默默自省中回忆过往细节的、研究战后世界的历史学家，我的叙事优势在于擅长串联、修饰那些相互脱节的记忆。
• 连木木

  2024-07-31
  低产的夜晚几乎对身体也构成了一种挫折。当然，你可以安慰自己说：你应为自己尚能保持清醒而自豪——哪里写着你还需要多产？然而，我对自己如此情愿就屈从了命运仍然感到一定的愧疚。可究竟谁在我的境况中还有能力做得更好？答案是显然的，一个“更好的自我”，而我们是多么频繁地想要成为一个比当下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啊——虽然明知眼前所做到的事已属不易。
• 连木木

  2024-07-31
  我得的这种神经退化型疾病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它虽不影响人的神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做清醒的审视，却会逐步截断人将其诉诸语言的所有途径。起先是丧失独立书写能力，须由他人或机器代为记录思想。接着便腿脚失灵，要想增添新的阅历，非劳心劳力不能成行，单只交通一项，解决起来就已过于复杂，以致交通本身变成了目的，能换来的好处倒无暇消受了。接着是失声：这不仅是一种说明一个人必须由机械或他人从中协助才能表达自我的隐喻，更是因为膈不能再泵出足够的空气，无法在声带上造成发出有意义的声音所需的不同压力，从而导致的真正意义上的失声。到了这一步，病人大多已四肢瘫痪，无论周遭有没有别人，都只能被迫处于一种静止不动的沉默中了。
• 连木木

  2024-07-31
  我父亲把拉特兰和缪伦视作免疫于历史潮流的地点，除此之外，他没有再写到过这两地。这个决定不是纯粹而简单的否认，也不是一种道德矛盾。对爸爸来说，历史是一项鉴别性的技艺，其中必须有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张力，而在现代欧洲的宏大图景中，缪伦或拉特兰看起来似乎毫无问题。“那里甚至没有过不对劲。”他写道。但是，我觉得爸爸这一拒绝背后有更多的东西。他理解历史可以多强大。档案工作尤其如此，即我此时所实践的专业化历史，以及我爸爸践行和相信的历史。口述史能以意象快照的形式出现，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感，也没有为迷思制造提供足够的空间。档案能够击碎怀旧之情和多数人的记忆。在显而易见的益处之下，还有一些遗憾地不可更改的东西。我们可以修改历史，历史学家也常常这么做。但是撤销历史，收回我们知道曾经存在的历史，这要难得多了。
• 连木木

  2024-07-31
  当我阅读他关于铁路的文字时，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的写作与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个人——私下里的托尼，作为父亲的托尼——之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对那个托尼来说，铁路显然是单一的、与历史无关的。他最关心的两列火车都不是关于共同前往某地的：一列在叫作缪伦（Mürren）的瑞士小镇，另一列在比前者稍微大一些的、叫作拉特兰（Rutland）的佛蒙特州小镇。它们在开往永恒之境的路上，在那里，过去并不要紧，历史从不存在。
• 微微一日

  2022-02-08
  英大学生常常想着性爱，动真格的却惊人的少。法国大学生这方面要积极的多。他们的政治理论性强，性别歧视严重。而在德国，政治的目的即是性。积极进行单纯意义上的随意性交，这能帮他们肃清其纳粹父辈由于性欲过分压抑而导致的民族主义大男子情绪。 我，一个东欧犹太出生，精修历史，掌握几国语言并在自家这半个欧洲大陆上周游甚广的大学生，竟对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场灾难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冷战时期西欧有多封闭。 回头一想，我不禁觉得我们根本没上对船。我们付出什么带价？我的熟人中少数几个最勇敢的，只不过蹲了一晚上监狱。这样的我们怎么能理解华沙大学生几年监禁只因为他们敢于追求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 我们有这么多天花乱坠的历史理论，却竟然忽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正式在布拉格和华沙，在1968年的那个夏天陷入困境的。 西欧出生的这一代是幸福的，我们不必像现在的年轻人担心找不到有趣的工作，没必要浪费时间屈尊去念什么商业学校，最后也大多数在教育、公务领域谋到了切实有用的职位。我们致力于讨论世界问题与改善世界的方法，本着良心反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事务和现象。至少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尽管很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
• augustus

  2018-02-14
  对我来说，爱是这样一种境况，它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如果这听起来悖谬，请想一想里尔克的告诫：爱既要予所爱之人以空间，又要予其呵护，助其成长。小时候的我，在人前总是忸怩而局促，特别是在家人面前。孤独是幸福，却不易得到。“停驻”总令人紧张——无论停驻在哪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取悦不玩的人，不是要完成这个义务，就是要勉强扮演那个角色：感觉上怎么都不妥。然而反过来，“前往”则令人轻松。我从来没有像要独自前往某处时那样愉快过，且路程越长越好。步行令人高兴，骑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车，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觉。
• Célès

  2014-01-31
  集体的根基不能仅凭记忆来担当。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犹太人本能地揪住犹太人大屠杀不放，倒是做对了：这样便给犹太人提供了身份的参照，朝拜的地点，祭奠的事例以及道德的引导——且帮助他们贴近历史。然而反过来说，他们也犯下了大错：将祭奠的手段和目的混同了起来。难道我们之所以是犹太人，只因为希特勒曾煞费苦心铲除过我们的祖辈？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个认识，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有什么理由要与我们同根？在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已经成了官方昭示非犹太种族之残酷至极的御用事件。各种对该事件的祭奠，给游离于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给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热爱正名，再是强化了辛酸的自我认识。在我看来，这是对记忆的滥恶意用。我选择不拘于传统的方式来看待犹太人的过去：打开交流的渠道，而非切断它们。犹太人的民族性对我而言是对自己的审慎自省，是只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人曾经为人所熟知的达夫卡（一种知难而上、几近自找麻烦的品格）式的耿直与特立独行。然而，仅仅不与其他民族同流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对自己进行比他人更严厉的批判。我感到自己对这样的过去负有未尽的责任。也正因此，我才是一个犹太人。
• Julia

  2015-02-10
  我们仍然奴役在工业时代的观念下，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由他的工作来体现：然而这在当今的主流人群中已明显不再属实。倘若我们非要重弹19世纪的老调，不妨想想“懒的权利”：一篇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1883年无意中写就的具有前瞻性的小散文，暗示了现代生活会提供更多通过闲事一爱好来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职业本身则会如人所愿，扮演一个越来越次要的角色。我最终做到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且用它嫌来了钱。多数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大部分工作也都很多无趣：既不能丰富一个人又不能巩固一个人。
• Célès

  2014-01-31
  回头一想，我不禁觉得我们根本没上对船。说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去华沙与伟大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和他的学生探讨修正主义最后的残章。说反抗，我们又似乎没有切实的原因，而且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熟人中少数几个最勇敢的，也不过是蹲了一晚上监狱，第二天统统都能赶回家吃午饭。这样的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华沙的大学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捱过了监狱里长达数周的审讯，紧接着又被判处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监禁，只因为他们敢于追求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有这么多天花乱坠的历史理论，却竟然集体忽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布拉格和华沙，在1968年的那个夏天陷入困境的。中欧学生反动运动所质疑、破坏且最终颠覆了的，不单是几个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政权，最终，它毁灭的是理想本身。我们在西欧有口无心地谈论着理想，而倘若我们对那些理想的最终命运多一点关心，或许就会关注到那理想的耀眼光芒之外，在欧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了。不过，没有人应该为出生的时代、地域碰巧很好而愧疚。在西欧出生的我们这一代是幸福的。我们不去改变世界；世界自为我们而变。万事看来都有无限可能：那时的我们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从不担心找不到有趣的工作，于是便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屈尊去念什么“商业学校”，最后也大多都在教育、公务领域谋到了切实有用的职位。我们致力于讨论世界的问题与改善世界的方法，本着良心反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现象。至少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尽管很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
• 竹嬾

  2015-05-21
  即便以我的职业对理性的极高标准来衡量，我也一直称得上是个“理性派”：在所有有关“历史学”的老生常谈里，最吸引我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严肃感就像色情作品一样，难以定义，但一望便知。它要求言行一致，要求政治责任伦理。所有的政治都是可能性的艺术，但艺术也有艺术的道德。若将从政比作绘画，将罗斯福比作提香，丘吉尔比作鲁本斯，那么艾德礼就是这行为中的弗美尔：精确而内敛——且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比尔·克林顿或许追求萨尔瓦多·达利的高度（如此比较大概会被看作诗对他的恭维），托尼·布莱尔则在地位——和贪婪程度——上都很像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艺术作品的道德严肃感体现在精简的形式和克制的美感上：就像《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一样。我们在娱乐产品上运用铺天盖地的资源，不过是为了掩饰它们本质的贫乏；政治也一样，戴着装腔作态的面具去喋喋不休，不过是为了掩饰哈欠连天的空洞无物。艰苦朴素的反面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穷奢极欲。只知在消费上人人“休戚与共"精神贫瘠的社会，就是现在的领导人所能给我们的一切。P25据文学理论家勒内·吉拉尔说，我们变得希冀并最终爱上的，总是其他人爱的人。我的个人经历却与此相左。对我来说，爱是这样一种境况，它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如果这听起来悖谬，请想一想里尔克的告诫：爱既要予所爱之人以空间，又要予其呵护，助其成长。小时候的我，在人前总是忸怩而局促，特别是在家人面前。孤独是幸福，却不易得到。“停驻”总令人紧张——无论停驻在哪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取悦不完的人，不是要完成这个义务，就是要勉强扮演那个角色：感觉上怎么都不妥。然而反过来，“前往”则令人轻松。我从来没有像要独自前往某处时那样愉快过，且路程越长越好。步行令人高兴，骑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车，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觉。...
• Célès

  2014-01-30
  对我来说，爱是这样一种境况，它能令被爱的人满足于独处。“停驻”总令人紧张——无论停驻在哪里，总有做不完的事、取悦不完的人，不是要完成这个义务，就是要勉强扮演那个角色：感觉上怎么都不妥。然而反过来，“前往”则令人轻松。我从来没有像要独自前往某处时那样愉快过，且路程越长越好。步行令人高兴，骑行令人享受，坐巴士也很好玩。而乘火车，简直就是天堂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