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心事：卢作孚传

• 四万

  2021-01-26
  他从1925年起就与恽代英等人渐行渐远，明显地对建立秩序更有兴趣。1936年，有一位在贵州军中任职的年轻人杨亚仙，看了卢作孚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来函表示敬仰并探讨社会问题。卢作孚于繁忙之中复函，表明了他对理想与秩序之间关系的理解：先生谓作社会运动。必要明白标示一主义，使全国人有所归趋。诚是。但主义之解释，应为人群活动所应率循的道路及应到达的境域，则绝非一个名词或几个名词可以代表，尤以中国字含义，每苦不明了，读书人又每苦不求甚解，因而标一主义，反有误解之处。弟因向来主张，中华民国究竟是建设成功一个甚么样的国家，需要悬一具体的理想在这整个的秩序之下，再造成更具体的四川或贵州的理想，再在这整个的秩序之下，再造成更具体的巴县的理想、合川的理想…
• 四万

  2021-01-26
  乡村建设于他，乃一生中必须完成的一项社会试验。他所筹划的乡村建设不单停留在扫盲与脱贫这一层级。他以为，中国的根本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而为此要完成的任务有：提升经济水平、建设新的文化体系、重建公共道德、营造安宁的社会环境。乡村建设的意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在这一个乡村里为中华民国做小小的试验，供中华民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卢作孚接掌峡防局的宏远抱负，是“要把三峡经营成为一个灿烂美好的乐土，影响到周围的地方，逐渐都经营起来，都成为灿烂美好的乐土”。
• 四万

  2021-01-26
  卢作孚与恽代英、萧楚女等本为同龄人，所受的时代影响并无二致。卢作孚之所以未选择革命之路，自有他的一贯思路。数年后，他曾就此谈道：纵然产生了新的集团的招牌，亦没有方法产生新的集团的实际。乃至于屡次变更招牌，而不能变更实际。政治上最初一切学日本，间接也许学了一些当前强盛的德国，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一部分聪明人觉得学错了，没有将一个中国弄好，于是学英美、学德谟克拉西。闹了几年，只闹了一种空气，则又学俄国、学布尔什维克。几年之后，觉得不对，又到世界上去另外找学的。然而有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上的团体，仅仅进化到从政治的机会当中拼命维持其所集聚的或依附的一群人的利益，还没有进化到以这一群人或竟牺牲这一群人去维持所在的社会或国家的利益，这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任何国家是不会学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