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第7辑）

• Jovanallen

  2020-08-16
  在德国，过度治理属于纳粹主义和战争体制，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指导性的计划经济，形成于1914到1918年这段时期对资源和人的广泛调配。它也是“国家社会主义”。他们针对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只有一个：完全漠视市场机制的经济治理。而市场机制只能通过价格波动来调节。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就是在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的基本主题上运转。它试图对在体制和法律框架内组织起来的（而非计划和引导的）市场经济作出明确的界定。而这个框架，一方面提供了法律的保证和限制，另一方面，又相信自由的经济过程不会导致任何的社会扭曲。
• Jovanallen

  2020-08-16
  上述反思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所谓透彻“解释”，毋宁说，它是对“治理理性”可能性分析的一个计划。治理理性即某些合理性，它们在方法的层面上运作，国家行政通过这种方法来指导人的行为。1948—1962间的德国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的美国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都把自己表述为对“过度治理”所特有的非理性进行的批判，对富兰克林所说的“俭省治理”技术的回归。
• Jovanallen

  2020-08-16
  自由主义，诱使我在其中看到的，既不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教义，也不是去寻求一些或多或少被清晰地界定目标的政治学，而是对治理实践进行批判反思的形式……如果政治生活真的存在的话，那么，自由主义确实是政治生活的构成性要素之一。
• Jovanallen

  2020-08-16
  自由主义寻求法律的管理，但不是借助于对它来说自然而然的条文主义，而是因为法律界定了普遍干预的形式，它排除了个体的、特定的、例外的尺度；也因为被治理者参与了法律和议会体制的形成，这种参与构成了最有效的治理经济的体制……法治国的民主并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而自由主义也不一定是民主的，或者，并不一定致力于法律形式。
• Jovanallen

  2020-08-16
  自由主义也不是来自于法律思想，正如它不是来自经济分析一样。不是从契约性纽带产生并奠定了一个政治社会的观点出发，而是在寻求一种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以法律形式构成的管理工具，较之一个温和的或者英明的统治者，要有效得多。
• Jovanallen

  2020-08-16
  在自由主义批判中，作为现实的市场，作为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市场，在自由主义批判中，扮演的角色是“尝试”，是一个特殊经验，在此，人们可以确定过度治理会引发什么效果……在经济活动的优化发展和治理程序的最大化之间，并不存在着基本的可比性。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观念游戏，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才脱离了财政主义和重商主义。他们对经济实践的思考，摆脱了国家理性的霸权和治理干预的渗透。经济学家将它作为“管得太多”的尺度来对待，因此，也将它置放在治理行为的“极限处”。
• Jovanallen

  2020-08-16
  我们不能说，自由主义是个从未实现的乌托邦……相反，它成为对治理现实进行批判的工具……它批判的现实包括：一、人们试图摆脱的先前的治理术；二、人们试图先将其解散，然后进行重组和合理化的当前的治理术。三、遭到反对的，并限制其滥用的治理术……它是治理实践的一个管理图式，它的主题，间或是激进对抗的。更为明显的，它也是对边沁及边沁主义者的发展和曲解。
• Jovanallen

  2020-08-16
  人们通常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视为一种历史普遍性，进而使得他们考察全部的具体制度。与此相反，我们只是将它看做一种具有特定治理技术的图式。
• Jovanallen

  2020-08-16
  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来说，治理实践的理性化暗示着最佳环境的最大化。自由主义思想的出发点不是国家生存，而是社会。前者在治理中预见了要达到那个自为目的的手段，而后者同国家处于一种复杂的内外关系中。社会，既作为一个前提，也作为一个结局……社会，这一观念的出现，使治理技术的发展奠定在这一原则之上：治理“过多了”，“过量了”，至少，它是一个额外的多余物：它的必要性和有用性总应该受到置疑。
• Jovanallen

  2020-08-16
  而自由主义则和这一原则相呼应：“管得太多。”或者，至少，人们总是担心管得太多。治理术不受批判就不应该实施。这种批判较之最优化尝试要激进得多。它应该置疑的不仅仅是取得其效果的最佳手段，也包括要取得这些效果所要实施的计划的可能性，甚至是合法性。对管得太多的危险的怀疑寄寓在这个问题中：实际上，人们为何要管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批判很难同那个时代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区分开来。
• Jovanallen

  2020-08-16
  治安科学是国家理性原则所主导的治理技术形式，它是以一种“完全自然的方式”来讨论人口问题。要使国家强盛，人口问题或许是最为重大、最为活跃的要素。就此，健康，出生率，卫生，理所当然地在其中找到了重要的位置。
• Jovanallen

  2020-08-16
  德国人在18世纪之所以发展出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既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大的政府形式，也因为狭隘的领土分割使他们能够进入极其方便观察到的局部地带——如果考虑到那个时代的技术和观念工具的话。这种治安科学总是服从这种原则：关注不够；太多的东西失去了控制；太多的地方没有调节和监督；没有充分的秩序和管理。总之，管得太少。
• Jovanallen

  2020-08-16
  自由主义同“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发生了决裂，后者自19世纪末以来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强化寻求一种意图：既能为不断增长的治理术进行辩护，也能为其发展进行调整。
• Jovanallen

  2020-08-16
  治理（治理government在此指的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在国家机构的框架内，并借助这种框架，来对人的行为进行管理的活动）的目的并非治理本身。它没有理由为自己而存在。它的最大化，即便在最可能的条件下，都不应该是它的调节原则
• Jovanallen

  2020-08-16
  这种合理化遵从——这是它的特性——经济最大化的内在规律。合理化的治理实践，旨在取得最大的效果，同时又尽可能地缩减成本（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成本）。
• Jovanallen

  2020-08-16
  尝试一种历史唯名主义方法论的需要。尽管有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我还是不打算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或是意识形态来分析，当然，更不会将它看做“社会”的“自我表述”方式。相反，我将它看做一种实践，也就是说，一种“行事方式”，它针对客观对象，通过不间断的反思来调整自己。这样，自由主义就被看做使治理实践变得合理化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 Jovanallen

  2020-08-16
  这些问题不能摆脱政治合理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它们显现和酝酿了其迫切性。在此，“自由主义”进入了这个画面……在一个急切地要求尊重法律主体和确保个人自由进取的体制中，“人口”这一现象，连同它的一些特定效应和问题，当如何解释？
• Jovanallen

  2020-08-16
  其主题是“生命政治”。我用这个词，意在表明一种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问题合理化。一群活着的人组构成人口，这一特定现象，使得治理实践必需面对这些问题。
• censored dump

  2020-04-08
  伟大的古典哲学史家皮埃尔·哈东特（Pierre Hadot）责备福柯，说古典哲学家的自我关照并无把生命建构为艺术品的意思，相反，所谓自我关照，实际上是对自我的剥夺。(10)哈东特不能理解的是，这两回事互相吻合。你必须记住福柯对作者概念的批判，以及他对作者身份的彻底免除。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生活，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是别的某种东西：当你的生命变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你就不再是它的起因。我的意思是，在这点上，你感到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就是某种“思想”，而主体，作者，已经不再。生命的建构与福柯引述的“抛弃自我（se deprendre de soi）”是一致的。这也是尼采的观念：没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 Cory

  2017-08-09
  豪尔夫：对于那些三十年来一直试图形成一种新的非排外的政治形势的人来说，尼采是最重要的影响来源。为什么他对您来说不那么重要呢？阿甘本：哦，尼采对我来说也很重要。但我跟本雅明的立场更为接近，他说，永恒回还就像监禁的惩罚，在学校里让人抄一千遍同一个句子的惩罚……豪尔夫：可马志诺·蒙提那里（Montinari）时代及其后的意大利哲学学派正向我们证明了这点，即尼采并不是一个强硬、专横的作者，就像一直以来人们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相反，毋宁说，他是一个开放、横贯而纵横交错的阅读与观念体系——一件没有作者的艺术品，正如您刚才呼吁的那样。阿甘本：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记得忘记主体的存在。我们必须保护作品免受作者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