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十年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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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新闻集团董事长默多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年轻人不会等待某个神圣的数据来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是重要的，他们想控制他们的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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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大部分今天看来成功的所谓战略决策，常常伴随着偶然的被动选择，只不过是决策者、执行者的奋勇向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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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程序员出身的马化腾是一个产品主义者，他把腾讯的渐进式创新解释为“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种带有试错特征的理念，是完全不同于制造业的新商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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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四万亿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创业板的推出，互为勾连呼应，以极其激进的姿态构成了2009年中国经济的新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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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吴敬琏警告说：“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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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任何制度的创新，都很少是一厢情愿的，绝大多数竟是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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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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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2007年2月，汇丰银行宣布北美住房抵押贷款业务遭受巨额损失，减记108亿美元相关资产，次贷危机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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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而且这样一种遗忘，更别说忘却内容本身，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抵达纵深。——《过去与未来之间》汉娜·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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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在历时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史上，我们发现，所有重大的变革主要是有两个因素造成的。其一是制度的创新与勇气，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经济和城市化运动，以及数十年间一直处于徘徊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现出中国式制度创新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二是技术带来的破壁效应，它绕过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垒，从而在一个貌似固化的产业里别开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对公共舆论和思想市场的促进，以及电子商务对制造、流通和金融业的再造。前者可逆，后者不可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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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是世界更需要中国，还是中国更需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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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速度可以掩盖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冲决过去，可是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尤其是制度建构层面的，却始终无法绕将过去，你不得不勇敢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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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中国的制造产业长期依赖于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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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1975年，哈维尔在一份给总统胡萨克的信中说：“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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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我们进入了一个失去共识的时代，或者说，旧的共识已经瓦解，而新的共识未曾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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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当一代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创造和记录历史的时候，历史本身也许有它的思考和评价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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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6-13文字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它是水平和无限的，它永远不会到达某个地方，但是有时候，会经过朋友们的心灵。（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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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铁柿子2019-03-02其一，互联网经济的技术变革周期结束，阿尔文·托夫勒所定义的“第三次浪潮”谢幕，“杀龙青年”长出龙鳞，成为新的巨龙统治者，信息化革命的推动力日渐式微，而新的产业变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经济出现了以通货紧缩为共同特点的产业“空窗期”。其二，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国际贸易的增长在这一阶段几乎陷于停滞，各国相继通过货币竞赛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利益，由此，“黑天鹅”频飞，民粹主义再度流行，2016 年的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更是让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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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jasmine2018-08-08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但专注是赚钱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