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驢非馬

• Happy

  2024-11-26
  在這些新發展的鼓舞下，伍連德及其同僚開始為華人西醫師籌組一個專業協會。由於先前中國改革派人士並未意識到醫學與國家大政的關聯，很少留學生選擇習醫。根據估計，在一九○五—六年間的巔峰時期，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約有八千人，但其中主修醫學的不到一百人。33他們之所以對於醫學教育興趣缺缺，是兩股力量共同造成的結果。
• Happy

  2024-11-26
  在日本習醫的中國留學生，滿懷苦澀地注意到現代醫學在日本有著遠高於在中國的重要性。一名學生在一九○七年簡潔扼要地描繪兩國的對比，「日本後以德（國）為正鵠，其學則科學的，其事則國家的、社會的，故有進。而我西學醫者，其學則習見的，其事則宗教的、個人的，故無功。」以為這就是西醫在日本持續進步，在中國卻停滯不前的原因。
• GoTill

  2024-03-17
  根据拉图的精彩分析，要一直等到二十世纪晚期，当西方人发现现代性宪章不再能“有效运作”之后，他们才终于开始看到大量被“内部断裂”所否认的转译与混种。为了有效地辨识与规范充斥于当代世界的混种物，STS学者投入草拟新宪章的政治工程，是以致力于彻底反思科学的概念，因为科学的概念——一旦与自然的概念合而为一——正是现代性宪章最重要的理论基石。相较之下，有些非西方人很久之前就已经发现现代性宪章有问题，就规范他们急速现代化的生活而言，根本就不适用。中医师愿意信守现代性宪章，所以投入中医科学化，但之后他们立刻发现必须与这部宪章进行协商，创造出一个修正版本，才能实现及发展中医潜在的价值。无怪乎在与现代性宪章协商的历史过程中，他们会与许多当代STS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近身肉搏，包括再现主义的真实观（representationist conception of reality）、知识的实践理论（practiced theory of knowledge）、科学的不统一性与异质性（disun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science），还有客观性的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 of objectivity）等等。不过，和当代STS学者的处境截然不同，他们的论点在当年不仅没有得到有识之士的认真看待，而是被鄙夷为无可救药地反现代（antimodem）。
• GoTill

  2024-03-14
  Three salient features of this methodology are actually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1930s.First of all, its inventors deliberately avoided a fundamentalist war over ontology and refrained from fashioning Chinese medicine into a system incommensurable with the modern germ theory.79 In fact,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medicine rejected the two proposals of either excluding the germ theory from Chinese medicine (Yun Tieqiao) or establishing Cold Damage as a new category of “seasonal disease” independent of the system of biomedicine (Shi Yiren). As most reform-minded practitioners appreciated the strength of the germ theory in diagnosing, controlling, and preventing infectious disease, they embraced, if selectively and thus partially, the germ theory of disease f...
• Happy

  2024-11-26
  西醫所不滿中醫者，以未經解剖實驗也。茲編採中西醫全體生理諸書，以代解剖。中醫所不滿西醫者，以未識陰陽氣化也。茲編故特補氣化一門，以存精要。1
• Happy

  2024-11-23
  ”因此香港總督卜力（Henry Blake；一八四○—一九一八）決定在一九○三年舉行一場對照實驗，比較接受西醫與中醫治療的病患死亡率。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兩群病患死亡率的差異僅有百分之一．八三。卜力也提到有一名鼠疫病患在接受中醫治療後痊癒，是一個獲得首席醫務官認證的成功案例。49卜力總結指出：「就目前看來，中國醫師開立的處方確實有效。」“”滿洲鼠疫期間，東北商人也曾企圖採用中醫抗疫，他們「致命性的冒險」卻是當地民眾開始接納西醫防疫措施的轉捩點。“”這兩位醫師沒有佩戴口罩，不僅自己受到感染，更將病菌帶入尚未染疫的隔離者病房。十二天之內，這兩位中醫師與兩百五十名病患及接觸者就全部染疫身亡，無一倖免。統計顯示滿洲鼠疫中，中醫師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五十，西醫師只有百分之二。司督閣對此總結：「那是一項代價高昂的實驗，但是〔奉天〕因此學到了教訓。」“
• Happy

  2024-11-23
  儘管無法治癒任何一名染疫的病患，這些嚴厲措施極可能是當時抗疫的最佳選項
• Happy

  2024-11-22
  中醫如何由現代性的死敵變成中國現代性的象徵，關鍵就在於本書的書名：「非驢非馬」。簡單地說，這個歷史性的轉折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過程中誕生了一個中醫的新物種（species），一個被譏評為「非驢非馬」的新中醫，而這種新中醫具體地證明了中醫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並非必然相互對立、水火不容。以中文為母語的讀者都非常清楚，非驢非馬是一句罵人的話，而且粗鄙不文，是以我曾經感到猶疑不安，是否真要用「非驢非馬」當成一本中醫現代史的書名？幾經掙扎後，我認為這個貶抑的成語精確地捕捉了中醫改革者所承擔的歷史性挑戰 ── 獻身於推動一項普遍公認為無從想像而且注定失敗的計畫。
• Happy

  2024-11-22
  一言以敝之，因為中西醫之爭背後是一個更巨大而關鍵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兩大意識形態 ── 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與科學主義（scientism） ── 之間有著無可調解的矛盾。基於郭適所做的意識形態分析，我進一步主張所謂的中西醫之爭實際上包含了兩種不同但相關的鬥爭：一是醫療政策之爭，關鍵是中醫在國家醫療體系當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是意識形態之爭，關鍵是中國現代性的本質。
• Happy

  2024-11-22
  儘管清廷在一九一○年的滿洲鼠疫爆發之前並不關切醫學與公共衛生，但到了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已決意成立一個獨立的衛生部 ── 和英國在一九一九年成立全世界第一個衛生部僅僅相隔十年。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在憲法中納入了公醫制度（State Medicine）：這是一種非比尋常的國家衛生體系，人員與資金完全由政府提供，也全然由政府掌控。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鉅大的轉變，從原本被視為「全世界最晚採行科學醫療的社會之一」，21變成政府堅定承諾要為全體公民提供現代醫療服務，乃至後來共產黨政府建設出舉世聞名的初級衛生保健體系。
• Happy

  2024-11-22
  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在憲法中納入了公醫制度（State Medicine）：這是一種非比尋常的國家衛生體系，人員與資金完全由政府提供，也全然由政府掌控。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歷了鉅大的轉變，從原本被視為「全世界最晚採行科學醫療的社會之一」，21變成政府堅定承諾要為全體公民提供現代醫療服務，乃至後來共產黨政府建設出舉世聞名的初級衛生保健體系。
• 一块红布

  2024-03-01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一個令人好奇的事實：雖然民國時期的公醫倡導者都強烈地感到醫療人力不足，他們卻從未考慮過讓中醫師加入。實際上，歐特（Frank Oldt）在一九三七年發表〈公醫問題〉一文時，便向聽眾警告指出：「中醫師很有可能要求政府承認，並要求在公醫制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同這項警告所透露的，公醫倡導者之間存在著一項心照不宣的共識，就是要把中醫阻擋於這個系統之外。就這一點而言，雖然在定縣的社區醫學實驗、民國政府提倡公醫的努力，以及在共產時期終於獲得實施的公醫制度這三者之間存在著明確的連續性，但前兩種型態與最後一種共產時期之間卻也存在著一項鮮明的斷裂，就是對於傳統中醫在公醫制裡所扮演的角色。教育部醫學委員會在一九四○年的一場研討會中，明確討論了是否應該納入中醫的問題。這個委員會在審議公醫提案之時，主席胡定安指出，這場研討會的目標是要改革國家醫學教育體系，將其轉變為一套六級制度，以便為公醫的運作提供六種不同層級的人員。在此脈絡下，一份訓練中醫師的提案被提出討論。委員會決定擱置這份提案，並決定「設立中國固有醫學研究機關，用科學方法研究中醫，相當時期後，俟有研究結果編為教材，加入醫學課程。」在整個民國時期，這可能是中醫最接近被納入公醫制的時刻。儘管如此，「科學」仍阻擋了這項整合。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回顧的話，唯有當一種新的、另類的科學觀在共產黨時期興起後，中醫與公醫間系統性的、大規模的整合才終於得以發生。這種另類的科學觀使得人們能夠想像一種與發展於資本主義西方的科學截然不同的「中國科學」。
• 一块红布

  2024-02-28
  在十九世紀末之前的中醫領域，傳染病並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病因範疇。「傳染病」這個詞語本身是晚近從日文轉借而來的，正式引入中國要等到民國政府於一九一六年頒布《傳染病預防條例》，那時距離滿洲鼠疫結束已經六年了。這份條例的第一條，明確指出政府定義的傳染病只包含以下這些疾病：虎列剌（霍亂）、赤痢（痢疾）、腸窒扶斯（腸傷寒）、天然痘 （天花）、發疹窒扶斯 （斑疹傷寒）、猩紅熱、實扶的里（白喉）以及百斯脫（鼠疫）。這八種疾病和日本殖民政府在一八九六年於台灣規範的疾病，還有日本政府在一八九七年於本土規範的疾病，完全一模一樣。值得一提的是，這八個疾病的名稱都是借自日文翻譯，而且其中至少有五個名稱根本就是生物醫學用語的日文音譯。很明顯地，中國與日本醫學現代化的推動者，在一項關鍵要點上有志一同：他們都認為應該要強調在東亞醫學的傳統宇宙中，傳染病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奇事物，無論是具體的個別傳染病，或是八個病共同構成的概念範疇。
• 一块红布

  2024-02-27
  在我看來，相較於科學主義的概念，他所提出的「科學界定的現代性」（science as modernity）更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會把中醫存廢當成事關中國現代性生死存亡的終極之戰。科學主義通常是指將科學的權威擴充至明顯屬於科學「之外」的領域，例如「人生觀」。但在中醫存廢的論辯脈絡中，辯論的焦點並不在於將科學方法應用在科學「之外」的領域，而是在一般認定屬於自然科學「之內」的領域裡 ── 例如醫學 ── 現代科學能否壟斷一切文化權威。這兩種辯論雖然都涉及科學的文化權威，卻分屬一個光譜的兩極。想到當年的進步知識分子在各種文化場域內致力於極大化科學的權威，就不難理解當他們在中醫存廢論爭中竟被迫採取守勢、捍衛科學的權威之時，為什麼會顯得如此憤怒且焦慮。五四運動領袖之一的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在一九三四年寫下這段措辭強烈的文字：「中國現在最無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傅斯年這樣說是有道理的，因為中醫論爭的影響將遠超過關於「人生觀」的科學主義辯論。由於支持中醫意味著正面質疑「科學界定的現代性」（即等於主張「非科學」的中醫對於現代性「正面價值），因此也對普世主義的現代性概念（universalist conception of modernity）構成了極度危險而不容妥協的挑戰。
• 一块红布

  2024-03-01
  拉圖拒絕接受普世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這對雙胞胎，而倡議一種「非現代」（nonmodernist）的觀點：不再以抽象的概念來對比現代與前現代，而聚焦於在兩者之間「建立關係的〔具體〕過程」。拉圖強調聚焦於歷史中具體實現的關係，這一點與後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關於非西方地區現代性的論點相互呼應：兩者都承認非西方社會的歷史現實與歐洲現代性的理想之間有落差，但兩者都拒絕將落差當成是非西方社會的遲緩、失敗，或者扭曲。可惜的是，拉圖未能以實證研究以落實他的「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就我所知，幾乎沒有學者曾研究過非西方人如何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一方面致力於追求現代性憲章所揭示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致力於為現代性的「外部斷裂」的兩側 ── 「現代」與「前現代」 ── 建立一個比較平等互惠的關係。相較之下，中醫現代史便構成一個具有獨特啟發性的案例。由於中醫遭遇現代性衝擊後依然存續至今，而且過去八十年來又致力於將自身的實踐與理論和現代科學與生物醫學建立連結，因此能夠為STS學者提供一個具體案例，以供他們反思現代性的議題，尤其是現代科學與非西方知識傳統之間的關係。希望這段中醫現代史能夠幫助我們看到、乃至欣賞更多我們至今視而未見的「雜種」實踐。如果「我們」因此而能夠理解為何「我們從未現代過」，那麼這項洞見應可幫助我們更能夠欣賞眾多他者的歷史性努力與志業 ── 為人類全體創造出多元化的現代性。
• 一块红布

  2024-02-29
  標準研究程序預設中藥只是來自自然界的「草根樹皮」。但實情恰恰相反，與現代科學創造出來的其他物品相比，常山 ── 乃至中藥整體 ── 並不是全然不同類別的東西。常山這個東西的存在，也是靠著一個社會技術網絡，包括本草文獻、在地藥局、區域藥市、經驗良方、疾病分類、中醫師，以及他們的臨床經驗。只有在這個網絡的支撐之下，人們才能毫無困惑地使用常山這個詞彙、從當地藥鋪買到「道地」（因而有效）的常山、毫不遲疑地推薦藥方給他們罹患瘧疾的親友、乃至適切地使用「截瘧丸」。要是常山真的只是「草根樹皮」、只是存在於「自然界」的原始物質，上面的這些語彙、商品、信任、知識都不會發生；反過來說，沒有上述這一切，常山便無法在我們身處的社會中發生治療瘧疾的效果。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中醫師、草藥家以及其他人員長期累積相關知識、技術與實質物體，終而將常山納入充滿異質元素的社會技術網絡之中。就這個實際的意義而言，常山曾經過上千年的人為努力，而被轉變為一種以實作為基礎製造出來的物體（a practice-based, fabricated object）。
• 一块红布

  2024-02-28
  實際上，早在清代，針灸在中醫的地位就持續遭到邊緣化，因為中國人愈來愈厭惡侵入式治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名醫徐靈胎（一六九三—一七七一）更公開埋怨自己找不到精通針灸的人來教導他這種醫術。直到民國時期受到日本啟發性的影響後，中醫師們才開始高舉針灸。透過對漢醫實行了一次性登記措施，日本的明治政府有效地終結了這種傳統醫療。即便如此，政府卻持續對針灸師發行執照，因為長久以來這個職業都保留給盲人從事。基於日本的啟發，國民黨在成立國醫館的提議裡就將針灸列為四大改革領域之一，將其與理論、診斷及製藥置於相同的位階上。國醫館官定版本的「整理中醫草案」更將針灸列為中醫的十一種應用學科之一，並且強調「惟經穴孔穴各部位，須與近世解剖生理學互相參照……對於手術上之消毒法，宜加注意」。如同一名中醫師指出的，這種現代科學知識對於針灸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可能會對神經肌肉系統造成嚴重損害，甚至導致細菌感染。另一名中醫師則不以為然，他反駁指出：「如經穴、脈道、暮腧井榮，素近世科學所不解，亦所不信，可以藉此代表我國醫之精微。」正因如此，他提議把解剖學當成一種有用的參考即可，而不要將其當成針灸的基礎。結果，國醫館想出一個魚與熊掌兩者得兼的方法。一方面，該館將一度遭到邊緣化的針灸療法納入現代化版本的中醫，不僅使其成為中醫代表性的成員，更宣稱它是中醫獨步全球的獨特發明。另一方面，國醫館又高調印製新版的《針灸經穴圖考》，只是其中完全沒有包含任何來自傳統文本的圖像，因為「證以近世生理解剖圖殊多未合」。在國醫館支持針灸的氛圍裡，最具影響力的針灸創新來自於承淡安（一八九九—一九五七），他是現代中國第一所針灸學校的創辦人。他在一九三二年推出大張的四色掛圖，清楚描繪出針灸經穴與解剖結構的相對位置。如同醫學史學家吳章 （Bridie Andrews）指出的：「承淡安將針灸從被人遺忘的迷信當中拯救出來，所以後來的『科學』針灸能在...
• 谁在砸秤砣

  2024-03-30
  錫良在序中稱這些措施「為古來目所未覩之事，即西哲亦鮮發明」，此話確實沒錯。如同史學家甘薩（Mark Gamsa）所言，滿洲鼠疫期間施行的抗疫措施「是西方所採用手段中（對社會生活）侵擾度最高的。即便是在帝俄晚期，都已無法想像執行如此大規模的集體火化與強制檢疫，更遑論是在西歐。」更有甚者，滿洲鼠疫的經驗強化了國家醫療菁英與平民百姓的二元對立。在疫情囂張的壓力下，政府官僚與醫療菁英將人民當成愚昧無知、欠缺理性、自私自利。只有他們知道看不見的鼠疫桿菌，也只有他們知道如何確保公眾的福祉。國家菁英覺得別無選擇，只能硬下心腸執行他們自己都認為殘忍至極的政策。他們發現自己置身於矛盾的困境，同時全知、慈愛，卻又殘忍。如果滿洲鼠疫的確是公共衛生傳入中國的歷史分水嶺，那麼非常不幸地，這個歷史突破的部分遺產就在於催生出國家菁英與平民百姓間的二元對立。
• 一块红布

  2024-02-27
  雖然説中文的人都認定「科學化」是一個英文字的中文翻譯，但是對應的「scientize」根本不是一個正確的英文字。你如果在電腦上輸入「scientize」，一定會被拼字檢查標示為拼字錯誤；而你如果不相信電腦的拼字檢查功能，也可以在權威性的《牛津英語辭典》中發現「scientize」一詞在英文裡極少受到使用。在《牛津英語辭典》列出的少數幾則引文當中，幾乎半數都用引號把scientize 前後標誌起來。很明顯地，雖然「scientize」一詞看來像是西方科學概念的自然延伸，但共同創造出此概念的歐洲各民族卻不覺得有必要將這個名詞改造為動詞。與此構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現代中文、日文與韓文當中，「科學化」卻是司空見慣的日常用語；操持這些語言的人士如果發現西方人竟然不需要這個詞語，一定感到大惑不解。
• 一块红布

  2024-02-24
  以屠呦呦教授獲獎引發的國際爭議為例，各界激辯的問題預設了一個不符史實的前提：直到屠教授與其研究團隊在一九六○年代投入研究之前，「現代科學」與「傳統中醫」還是極少交流、涇渭分明的兩個知識傳統。基於此前提，人們才會汲汲於追問研究成果究竟應當歸功於誰。事實上，就如本書第九章所描述的，要不是在一九四○年代的重慶已經成功地證實中藥常山可以治療瘧疾，中共當局根本不會在越戰中決定投入巨大的資源尋找可以治瘧的中藥。說來有些反諷，民國時期的行政院長汪精衛曾在立法院公開表示絕不相信中藥能治傳染病，並以此為由反對關於中醫條例的立法，八十年後卻是關於中藥治療傳染病的研究使得華人科學家首度贏得諾貝爾醫學獎，由此可見這段期間之內歷史走了多遠。更重要的是，在一九四○年代成功證實常山療效時，所採取的研究程序（research protocol）違反當時國際科學界的共識，以人體的臨床實驗作為第一步，因此被譏嘲爲「倒行逆施」法。或許會更令讀者感到意外的是，早在一九二○年代的日治台灣，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就已經主張以這種他稱之為「實驗治療學」（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的新方法來研究漢藥，而且當他特別推薦應當以這種新方式來研究的漢藥時，他所推薦的兩個漢藥之一就是後來被證實有效的常山。很明顯地，杜博士清楚知道常山有效，只是目前科學界共同遵循的方式難以證實其療效，所以必須鼓起勇氣自居國際學界的最前沿，投入開發適合實現漢藥潛力的新的科學研究方式。總而言之，早在屠呦呦投入研究之前，已有許多中醫倡議者與科學家投入探索結合兩者的方式，不僅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更在結合兩者的過程中發展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只不過在杜聰明的年代與一九四○年代都飽受譏評。唯有當我們對於這一切發生過的歷史都視而不見，堅持一定要在常識性的「現代科學」與「傳統中醫」兩者中選擇其一，才會得到屠教授的研究成果與中醫完全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