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成为伟大的母亲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而事实上，一个人在上海一边工作一边育儿的宋晴比丈夫承担了更多压力。她在看到丈夫的职场困境后，用实际行动表达了支持，不仅和自己的母亲一起承担了育儿工作，还要管理一个家，揽下了大大小小的财务决定。所有的大额开支，比如买房、还贷、理财产品都由她来安排。在家庭事务中，她的参与度更高，而先生则很难投入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中。她笑称自己好像是一个项目经理，一边给另一半“派活儿”，一边还得在后面“抽鞭子”督促着才能前进。结婚六年来，她对丈夫的期许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恋爱时，她希望得到情感方面的关怀呵护，现在则更希望对方是一个“合伙人”，能主动分担家庭里的各项事务，减轻自己的负担。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她认为和在职场的经历有着重要关系。她在职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会更加欣赏男性在家庭里的付出。可现实让她忍不住感慨，期待丈夫既能工作又能平等分担育儿和家庭事务，是几乎不可能的：生小孩之前，他会不会做家务、处理家里面各种琐事，我完全无所谓，现在觉得其实很重要。我有个好朋友的老公很“贤惠”，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他会帮我们做饭、削水果，跟我老公完全不一样。以前我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男人有点没出息，但后来有一次去他们家，我突然觉得其实挺好的。我老公经常会忘记他需要做什么，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靠我安排。当我安排好了，他又表现得不主动，需要我不停地督促。每次沟通，他会有反省，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去那个状态，我要再次发起吵架来叫醒他。唉，他就是缺少那根筋。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然而，不少职业女性在生育后，会面临不平等的待遇和职场天花板，并被拖入一道又一道难以走出的陷阱，即由生育导致职业中断或者工作时间减少，母亲的收入大大减少。如果她们继续全职工作，雇主也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母亲投入工作的精力更少、工作上的能动性远远不如男性。这使得女性的晋升机会相对更少。而男性在成为父亲后通常会更努力地工作，有更大的赚钱动力，因此少做或者不做家务，不太投入育儿，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们享有所谓的“父职红利”。《2022年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在职场晋升中，男性的晋升障碍多归结于个人能力、上级领导、同级竞争、企业制度等与职场关联度较高的因素，女性的晋升障碍则多归结于照顾家庭、处在婚育阶段等和家庭有关的因素。此外，因婚育而晋升不顺利的女性占比远高于同样境遇的男性，这也反映了性别、婚育计划等看似与工作能力无关的要素，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职场晋升。关于造成职场不平等的原因，多数女性都强烈且敏感地觉察到，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这样的母职困境也存在于全世界很多国家。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走访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与135位职场妈妈对话，写成《职场妈妈生存报告》（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a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书，描绘了职场妈妈们的迷思与焦虑：企业期待一名全身心付出的理想员工，家庭需要一个能尽力照顾孩子的理想妈妈，而大部分女性，走钢丝般地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挣扎，忍受着两难的压力。就如宋晴原先踌躇满志地驰骋职场，却在两次生育后发现，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扮演一个理想员工的样子，尽一切所能减少生育对工作的影响，向公司证明自己和怀孕前一样有价值，却依旧无法跨过一些隐形的坎。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里曾指出：“女性只要赋予‘爱’以无上价值，她们付出的劳动就很容易被‘家人的理解’、‘丈夫的慰劳’等说辞所回报。女性是供给‘爱’的专家，也是总在爱的关系中单方面付出的一方。”作为供给“爱”的专家，琪琪就这样以“爱”为名陪伴儿子一天天长大，丈夫则依旧忙碌于工作，不是在出差就是奔波在出差的路途中，每个月在家的时间依然有限。然而，在丈夫看来，自己对育儿的参与程度还不错，只要待在家里，还是能够有所贡献，并不是传说中的“父爱如山，一动不动”——他会陪着儿子在小区里玩滑梯，只是20分钟后儿子就会哭着找妈妈；他会在睡前给儿子读上两三本绘本，只是最终哄睡、陪睡的任务还是落在妈妈的身上；遇上儿子生病，他着急得手足无措，但起夜无数次，给儿子喂水、吃药、量体温、盖被子的还是妈妈……在琪琪眼里，孩子爸爸的所有育儿行为都更像是“搭把手”，“顺便帮个忙”，“工作累了，和娃玩一玩，调剂一下”，从付出的时长和程度来说，都很难称得上是在和她共同育儿。而琪琪的丈夫却认为，遇到孩子的具体问题时，妻子比自己更有办法解决。在他的认知里，女性天然更擅长在生活上照顾孩子。关于琪琪的工作和职业发展，他认为不急于一时，“孩子还小，我老婆能把他带好，就已经很厉害了”。显然，他将抚育幼小的孩子看作母亲头等重要的事情，暂时把职业发展放在一旁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一种普遍的安排——“很多女的生了孩子都这样，家里靠男的努力多赚点钱吧”。问到琪琪未来何时能回归之前的职场轨道，他有信心，但并不能完全确定，只是模糊地说了一句：“她应该可以的。”听到丈夫这番观点后，琪琪的感受是复杂的：育儿这件事不存在谁比谁更擅长，做得多了，自然就会得多，除了喂奶以外，女人能做的，男人其实也都可以做。
• 闻夕felicity

  2023-11-17
  这也让我思考，母职真的是一份可以被传承、无法推脱的工作吗？之所以有这样想当然的念头，是否因为在传统母职的规训下，女性常以爱为名义付出劳动？而现代女性在此基础上，仍不断给自己做“加法”，用母性的光环自我加压，不断扩大自己的能力半径，以至于发出“当妈越来越难”的感慨。这一切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母性”。日本女性主义研究者上野千鹤子在讨论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这样解释：“‘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其中，克制自我需求的内容包括：女性牺牲自己的时间、个人喜好，完全和孩子绑定在一起，形成一个共同体，而这样的绑定不仅仅存在于女性和自己的孩子之间，还在孙辈身上延续。
• 闻夕felicity

  2023-11-17
  家长里短的事在很多人看来更适合出现在八点档的电视剧里，并不值得被认真记录。这样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很多女性，她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预备开口讲述，却由于心理上的负担，又将话吞下，继续陷入纠结和失落，毕竟自己遇到的问题是那么琐碎、微小、不值得讨论，遑论得到理解和改变。在学术界也存在这样的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Ann Oakley）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 务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一书中曾指出，“在诸多社会学研究中，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女性，要么是隐匿不可见的，要么是表征不足的：她们往往以鬼魂、影子或是刻板印象等，这样的无实质形态存在。”这也构成了写作本书的初衷：希望每个女性都能够在愿意开口的时候，不会因为在意外界的评价而选择沉默。讲述她们为人母的经历，以及在此期间遇到的具体问题，让亲近的人和有相似困扰的陌生人听见，或许很难从本质上带来什么立竿见影的改变，却已然迈出了重要一步。不论是讲述还是记录，都是为了摸索到更好的解决路径，而不是让很多女性在无数个深夜里，左手握住右手，劝自己“忍忍算了”。
• 闻夕felicity

  2023-11-17
  访谈的过程中，被访对象们都不吝于分享，她们中的一些甚至说，“你大胆问吧，我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受宠若惊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她们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会主动触碰一些涉及隐私的敏感议题。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彼此的身份认同：我们都是女性，都是母亲。不可否认，这是与她们访谈时天然的优势，我会和被访对象分享自己在育儿中遇到过的困扰和棘手问题，从而唤起共情，打破我们之间的陌生界线。她们会告诉我，自己成长于一个怎样的家庭，如何度过童年、少年时期，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怎样，曾经对于婚姻的期待以及为人母的心理变化……这些看起来和“做妈妈”这件事联系并不紧密，但事实上，从这些过往经历的讲述中，她们能够卸下防备，且更为连贯地看待自己当下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每个人的多重身份都是由一段又一段环环相扣的经历所组成，那么母亲这个角色在女性的生命中也从来不是横空出世、凭空而起的。如果忽略了她们和其他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那么女性的声音也会难以真实地表达，其困境亦难以较为完整地呈现。在完成一系列的调研和深度访谈后，我愈发相信，女性的个体叙述，也是构成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的恢宏故事的一部分。
• Saphir

  2024-07-16
  ……如果女性首先从工作一育儿难以平衡的困扰中清醒过来，将私人领域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挣扎，放在大环境下交织互动，便会认识到一个母亲遇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家庭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更是所在社会系统中庞大而普遍的问题，是社会对于一个女性习以为常的规训。意识到这一切时，女性仿佛在一间本已熟悉的房子里惊醒，周围所有的家具、摆设都没有改变，却开始透过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跳出既有的框架去思考——何为母性？是否可以不再重蹈上一辈女性的覆辙，主动为自己的人生争取更多可能性？当女性的眼界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厨房和婴儿床边，就会发现个人的选择和努力镶嵌于时代的齿轮运转之中，成为母亲所遭遇的困境有时和个人的能力无关，而是更多和社会发展、生育政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Saphir

  2024-07-16
  当爸爸们在家庭领域里向前进一步时，男女在育儿中的劳动和情感付出，才有望达成一定程度的平衡；当我们不再用“伟大”“超人”等词语定义母亲时，她们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松绑。
• Saphir

  2024-07-16
  女性在传统的性别分工设定之下，容易天然带人“我是妈妈，我一定可以”“别的妈妈能做，我也行”的雄心壮志，期待化身为育儿专家、厨艺能手、时间管理大师。正如日本社会学者落合惠美子在《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中指出的，“母性幻想才是女性幻想的核心，对女性来说，母性幻想是来自内心最强烈的束缚自己的幻想”。在追逐完美的过程中，女性容易将自我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不得不忍受不舒适，甚至将苦痛视为必要的体验。
• Saphir

  2024-07-16
  “帝企鹅爸爸”们就代表了这样一类男性：他们会体谅女性成为母亲后可能遇到的种种变化，思考并实践如何共同分担，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和调整，以及如何承受可能会为之付出的代价。他们在育儿的过程中不仅是一个执行者，而且会发现问题，主动看见妻子的诉求，并且有策略性地给出解决方案，共同投入育儿。他们和孩子在语言、行动、游戏中多维度地互动，及时回应和支持其需求，满足其成长所需要的资源，包括物质和其他无形的资源。他们全心投人父职工作，必要时会调整自己工作和社会活动的时间，以便与照顾孩子的责任相匹配。这就好像在地球上最严酷寒冷的天气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帝企鹅爸爸们完成一生中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努力为小企鹅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以及温暖、细心的照料。
• Saphir

  2024-07-16
  很多女性都会忍不住感叹，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时间都被吸人了旋涡中，为了配合孩子们的进步，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成长空间。她们逐渐淡化甚至舍弃掉一些社会身份，忍不住将更多的期待和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结果导致双方都陷入多重压力之中。女性不仅无法摆脱兼顾“家庭责任”和“社会角色”的困境，也在“做好自己”和“鸡娃”之间进退两难：既想无所畏惧地披荆斩棘，又想反求诸己，释放出一些让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谐的亲子氛围。成为母亲，是一个教育与被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放下自我又再度拾起的唤醒过程。在妈妈们的引导下，孩子们摇摇晃晃地迈出了第一步，奶声奶气地说出第一个完整的词，而当他们拥有了生长秩序和语言系统之后，则更希望由自己来掌握人生，不再听任摆布。
• Saphir

  2024-07-11
  ……孩子的理想照顾者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世上不是只有妈妈好，还有爸爸好、奶奶好、姥姥也好……上一代女性深度参与下一代的育儿工作，和想象中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不同的是，她们把全身心照料孙辈当作一份责无旁贷的工作，在本该休养身心的年纪却无法真正退休，在情感、经济、时间和精力上的付出程度，等同于将母职再度延续。对于这部分女性而言，母职几乎是终身制的，一旦开启，就仿佛一只陀螺，在一代又一代的身边，旋转不停歇。
• 闲言

  2024-02-01
  一个10岁孩子的母亲曾经这样向我形容：原本的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球，有了孩子以后，要把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包裹在这个球里面，要适应他挤占掉的空间，等慢慢适应以后，球已经凹陷了一块，再也恢复不到从前的形状了；而等到小孩有一天离开，她又要努力把这一块默默弹回去。
• 长安

  2023-11-26
  一位受访女性告诉我，当妈妈的关键是，不要耗尽自己，借助所有可触及的资源，比如朋友、邻居、社区公共环境等等，来创造更广阔的育儿环境。一些妈妈相信，如果孩子的成长最终需要在社会中实现，那么越早不受限于家庭的私人环境，也就越早能帮助孩子和外部建立友好的连接。在访谈中我还发现，为人之母是很多女性社区参与的起点，“一起遛娃”使她们与社区中的邻里发生了更多深度的关联，比如，通过定期组织活动、学习资源共享等等，大人和孩子都重新发现了社区，在原本陌生而熟悉的环境中共同成长。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进一步而言，生育不再是限于家庭内部的决定，它关系到职业女性的保障政策、养老福利、夫妻权利关系、职场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它们相互作用，让这个时代的婚育问题变成一个个不再非黑即白，也不再仅仅落在女性身上的问题——结婚还是不结婚？生孩子还是不生?如果生孩子，是生一个、两个、三个？就像落合惠美子所言:“人们在不同时期做出不同的选择，从与结婚和生育相关的情况来看，可以预想未来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类型的生存方式……如果不是因为孩子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将孩子作为生产资料），不是因为大家都生（现代家庭规范）的话，人变得自由后就必须自己找出生育孩子的理由。因为高兴所以生孩子（将孩子作为耐用消费品），如果用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因为养育孩子本身使人拥有了无可替代的人生体验，最终也许就只能是这个理由了。”本书中深度访谈的这些女性，都会为生育或是暂时不再生育找到一个理由。无论是用来开导自己，还是说服家人，这都是在父权制度下，尝试重新建立家庭性别分工的第一步，也开启了更加看重自我实现的价值、更多争取“为自己而活”的序幕。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比起重新发现社区，以社会的力量引人互助式育儿，抱团带娃更是挖掘了附近中的“小附近”。有着相似教育背景、育儿理念的城市父母们试图为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之外，创造一个亲和、团结、有爱的成长环境。居住相邻提供了便捷的地理环境，容易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小团体。小团体中的孩子们混龄相处，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交往，理解更为丰富的人际关系。比如，年龄小的孩子会向大孩子学习社交技能，大孩子会主动帮助弟弟妹妹们，尽力表现出可靠、有礼貌、能独立处理小问题的一面。这是在仅有一个或是两个孩子的家庭中，难以发展出的社交纽带和行为模式。而一些连轴转的职场妈妈们常常对周末的带娃“工作量”感到格外疲累，结伴育儿既能解放她们部分的劳动力，也能让她们在小团体中观察到爸爸们不同于平日在家庭中的一面。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现在，周周希望徐阿姨不再继续为了家庭一味地牺牲自己，而是有机会真正“为自己而活”，她和我说：为什么大部分男的老了能去和朋友吹牛、钓鱼、打牌，女的就只能一直待在家里，接着带孩子的孩子？我觉得这不公平。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曾提出 “自己的生活”（a life of one＇s own）这一概念，在其与妻子合著的《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一书的中文版里被 翻译成“为自己而活＂（ to live for yourself）。然而又有多少母亲可以真正做到“为自己而活”？阎云翔教授为此反思，在中国传统伦理规训之下，“为自己而活”是许多人虽不敢或不愿公开追求，但却心向往之的一件事，其蕴含的一层深刻意义是人们“对于人生价值的反思和追求，而不是对于人际关系过密化的倦怠和抵制。这不可避免地要提出一系列价值观层面的问题：我是谁?怎样界定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怎样达到我所欲求的人生目的，实现我所追求的人生意义？”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这背后的关键原因之一是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公立幼托体系：“在瑞典，顾家和育儿并非个人私事，而是集体责任。瑞典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将抚养儿童的成本社会化……这样的幼托体系并不昂贵，相比其他国家，幼托费用对瑞典家庭而言只是很小一部分开支。托儿所的费用根据家长的收入而定，有一个很低的上限，且由政府决定最高收费标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参加幼托是免费的。幼托费用的上限是每月1287瑞典克朗（160美元）。家长支付的费用只占一个孩子幼托成本的大约11％，剩余部分都由国家来补足。瑞典政府花在补贴学前儿童服务上的钱甚至超过了整个国家的国防预算。”放眼全世界，能拥有这样大力的托育支持的国家是少数，美国、日本等大部分国家的妈妈也都需要在经济、情感和体力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且更倾向于把育儿当作家庭内部的事，或是把大部分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这也是母职难以真正“外包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中国，0—3岁的托育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由于是自负盈亏的市场化经营，租金、教师费用等开支高昂，因此整体收费超过了许多家庭可以负担的能力范围。城市里的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3000—4000元，部分超过6000元。很多家庭出于经济的考虑，还是选择将育儿任务内部消化。比如，婷婷搜罗了一圈后，发现离家车程20分钟内仅有一家经营了五年、口碑也不错的托育机构。她对硬件、师资、教学内容、伙食都颇为满意，但高昂的收费却最终让她望而却步——托育费每月6400元，伙食费另外收取1000余元，如果将两个孩子都送去，包含餐点在内的总费用将“吃掉”她一个人八成多的月薪。丈夫的薪资比她略高一些，但每月还有房贷、车贷、其他日常开销需要支付。在没有外部选项的情况下，似乎只剩下“老人带娃”这唯一的选项。因此，在婷婷看来，婆婆愿意奉献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深度参与育儿，对于小家庭的稳固、和睦，是必要且可贵的。另外，精细化育儿已经逐渐替代传统的体力密集型育儿，...
• 闻夕felicity

  2023-11-18
  在婷婷看来，受过高等教育的婆婆，事实上依然是一个活在旧式传统里的女性：“我婆婆对一个儿媳的期待大概就是能带娃、能伺候老公的贤妻良母，因为她们这一代人以前就是这么过来的，觉得做到这些是理所当然，她从来没有试过别的人生……”母职是女性自身和所处大环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女性既被社会规训，同时也参与规训和塑造他人，上一代女性希望把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传授于下一代，并且乐于见到母耿传统在新一代女性身上得到延续。婷婷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样的“传承”，想尝试经历和婆婆不一样的人生。然而，一方面，她常常被代际观念差异带来的冲击所裹挟，另一方面她又清晰地知道，如果想达成人生的一些平衡，比如，在生育两个孩子后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同时赚取一份可持续的收入，就需要有人和她共同分担母职。在这个过程中，她不仅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帮助和育儿支持，也渴求着两代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婷婷告诉我，在和婆婆共同磨合数年后，这两点逐渐皆能达成——……在婷婷看来，“一切都为了孩子好”的信念背后，两代人之间的共同点是母职焦虑。即便是比较富有养育经验、积极投入代际育儿的婆婆，在面对第三代时，依然会担心自己过往的经验和知识不足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并将这样的心理在潜移默化中转化为对儿媳的要求。
• 闻夕felicity

  2023-11-17
  2021年中国第四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作业辅导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家庭分别占76.1％、67.5％和63.6％，已婚女性每天家务劳动的时长也明显超过男性。［1］《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妇女研究论丛》2022 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