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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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正如序章所划分，本书按皇帝在位时期，将东汉二百年的政治过程分为前期（光武、明、章）、中期（和、安）、后期（顺、桓、灵）三个段落。前期是皇帝支配体制复活、统治稳定而礼教体制确立的时期。到了中期，贵戚政治复活，各种灾害频发，羌人入侵，以致国家统治出现动摇，滑向衰亡。再到后期，贵戚政治继续存在，宦官飞扬跋扈，同时儒家官僚集团即清流势力团结起来，于是中央政坛中三足鼎立之势成，地方上则民众叛乱不断，王朝统治逐渐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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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由是观之，贵戚政治并非单纯是以汉室辅佐的形式结成两个氏族的政治同盟所导致的，其成立可以说是贵戚出于迫不得已保全自己一族的意愿。如此一来，利用绝对化的皇权以保全一族的因素，便混人了皇帝统治之中，甚至酝酿出皇帝支配体制形骸化、相对化的趋势。从皇权绝对化中生成的贵戚政治本身，虽然被要求站在“公”的立场上，但却受保全一族这个“私”的追求所驱使，陷人两难的困境。可以认为，王莽夺取权力，就是为了消解贵戚政治的困境而采取的一项政治经营的结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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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参加曹操政权的，是颖川荀氏、陈氏等大体上继承了清流派谱系的人。他们制订出九品中正制度，从而形成了贵族制的基础。吉川忠夫认为，开创魏晋贵族制社会的，既非始终不肯妥协、旗帜鲜明的党人，也不是逃避现实的逸民，而是站在第三种立场上的“权道派”，他们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在政治上伺机而动，相比于正道更精通于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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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关于儒家理念，川胜义雄已作详细说明，无非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理论成熟的汉家国家理念，具言之，即“国家就是天界秩序在地上的再现，像北极星统率之下的天上之星皆尊卑有序那样，地上的国家也必须在天子的统治之下，所有官吏庶民保持着阶级差序，而维护地上秩序的原理，无非就是礼”。在这套理念中，君主的大权自然不能旁落，官僚作为君主手足，不能随意任命庸才充任。对于标榜这种国家理念的清流派而言，浊流在上述两点上显然不合格。外戚、宦官垄断了君主大权，任命“非其人”者为高官，清流对选举不实的批判即以这一儒家理念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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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由是观之，东汉后期的皇帝统治并不是在儒家官僚的辅佐下展开的，毫不夸张地说，呈现出的是一副宦官与皇帝“诏敕”之威所造就的独断政治的样貌。此种情况为何会发生呢？这正是因为儒家官僚存在所带来的皇帝权力的相对化。换言之，作为豪族出身官僚们的联合国家，东汉王朝的性质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对此深为厌恶的皇帝与宦官，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土豪阶层中抱有反儒家官僚意向的人掌握了皇帝权力，必须承认这是由东汉后期阶层对立模式下政治力量关系构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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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据称，东汉初会稽郡吏员至少五百人（列传七一《陆续传》）。若各郡国平均约五百吏员的话，与郡数相乘，整体上达到的数目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还有县廷之吏。而且东汉官僚主流是儒生，出身儒生的守、令，自然倾向于任用诸生出身的掾史。那么，普通诸生应当大部分作为郡县掾史，在其各自出身地开始新生活。当然，这些人中也有…..通过孝廉选举、辟召进入中央，顺利步人仕途。但是，察孝廉、辟召极其困难，除非才能杰出或极其幸运者，大多数都是在郡县府廷度过一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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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汉代师生间存在家族制式的关系，但是诸生也背负着承担权力主导的君臣关系世界的宿命。甚至，君臣关系的世界才是诸生努力的方向。汉代儒学中，不仅包含了对待父、师的规范，也包含了整理君臣关系世界的说教，这也是诸生对“学”的实践，因此可以从这一点理解前述吴章弟子们的选择。但是，正如皇帝自身也践行弟子之仪那样（列传三五《张酺传》），也必须遵守对师傅的礼仪实践。前人已经指出，汉代特别是东汉士人试图遵从经书中的所有礼制，不惜违反禁令也要为师尽礼，这种行为正反映出礼之实践，存在与君臣世界中的规范相对立的一面。不惜与君臣世界规范背道而驰也要践行对师之礼的风潮，自东汉中期以后逐渐显著。由此可以解释为君臣关系世界的绝对性在东汉中期开始相对化，也可以说这一现象亦与东汉弃官不就、隐逸之风的倾向一致。至于这种倾向对魏晋以后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当另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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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6-01若观察宣帝初期霍氏政权崩溃后的政局，可以看到依据霍光制造的内朝权力，并以辅政之任为媒介，欲掌握政治权力的诸贵戚，即史氏、王氏、许氏等宣帝外戚的活动。此三姓大致在宣、元时期进入朝廷，大部分任将军之职，并担当宣帝、元帝辅政之任。但成帝即位以后，因元后所出的王氏的进入，各势力逐渐被消灭。又，宣、元之时，由于中书令石显等宦官的势力大增，史良娣、王夫人、许皇后已死亡等原因，此三姓所行贵戚政治并未得到充分发展。但由霍光所创的、以内朝为中心的政治却借此三姓而得发展之端绪，王氏集团乘势巩固了成帝以后的专制体制，并最终导致了王莽政权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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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5-31如上，东汉前期乡里社会的结构中，在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豪右、可以担任父老的中家阶层，以及包含假作、庸作者的贫民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豪右每有事，便巧妙地利用中央的地方统治政策，同时与郡县之吏相勾结，侵夺小农，意图扩大自己的经营。但是，由于皇帝统治的特征是通过对小农的保护扶植政策以确保对豪族阶层的统制力，因此豪族阶层也未能脱离皇帝统治而自立，也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完成垦田、赈济贫民等事情。就豪族而言，也不是直接地控御乡里成员，而是一边依照乡里秩序，一边朝着扩大自己的经营及强化地方统治和对乡里社会的控制力的方向迈进。豪族并不是借助暴力武断乡曲，而是通过教化获得威望，并借此维持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发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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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5-30总而言之，诸王谋反可以说是政治世界中各阶层反抗光武帝、明帝法治主义皇帝一元统治的呈现。然而，由诸王外戚、功臣子孙、宾客、豪族构成的诸王集团并不是具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从而紧密结合的集团。只是对光武帝、明帝政治的不满，以及对私人利益的期待促成了他们的结合，说是各阶层寄生于诸王而形成的集团也无不可。因诸王被废、被诛，这一集团必然瓦解。只是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诸王谋反集团的中心存在王的外戚与宾客。如此，王为权力中心，侧近有外戚，周围有作为王之手足的宾客们簇拥，这种构造实际与章帝之后很快在中央出现的推进外戚政治的集团构造相同。这种因对私人利益的期待而结合在一起的诸王集团与皇帝一元统治之间的对立，对思考之后的东汉政治史颇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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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5-30如此，当时的宾客多是与东汉王朝的建立共同出现的无业者，为了追求出仕而投靠诸王、外戚，一朝有事，他们便有可能成为诸王、外戚势力的一部分。特别是为诸王所招徕的巫者之类，当时屡屡发起叛乱，被视作“妖巫之反”而遭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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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5-30通过以上汉代选举的研究，永田指出，不同于西汉，任子之法在东汉的选举中越来越突出，选举难以发挥从庶民中选拔人材的功能，反而造成官僚的阶层固定化、门阀化。原因就藏在孝廉制之中，因为孝廉制是他荐制度，更偏向于推举已经有声望的官僚或豪族子弟，拥有察举权的又是从中央派到地方的郡守，不仅易于接受中央高官请托，而且统治地方时实在不能无视当地豪族阶层的意向，故而更倾向于推举豪族等有力者的子弟。不难预见，经过东汉一代，官位逐渐固定为家世，产生官僚贵族的门阀社会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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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5-30中央政府通过郡守统治地方，这是汉帝国地方统治的基础。但到了东汉时期，因豪族阶层制约了太守权限，导致郡一级的地方统治相对弱化。为了克服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便将支配权委之于监察官刺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导致刺史、州牧权限增大乃至谋求自立，中央政府的地方支配力进一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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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鲲2024-05-24秦、西汉的统治方式具有明显的强权性和自上而下单方面控制的特征，还没有形成与作为统治对象的地方社会之间的有机结合。与此相比，尽管因豪族和小农的分化而产生质变，但随着以豪族阶层为中心的知识阶层的形成，带来了文化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提升又使得经济发展，东汉时期的地方社会逐渐成熟，自律地支撑起官僚制性质的皇帝统治。这是东汉与秦、西汉的不同。如此说来，东汉可能才是中国皇帝专制体制确立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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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圆清2024-07-30值得一提的是，川胜义雄认为，“富殖豪族必然具有的自我扩大性与知识阶层监督露骨行为的一般思想意识之间，充满了矛盾”，这一点集中背负在豪族出身的清流士人身上。川胜把握住了清流派士人的精神内核。他列举的蔡邕一例自不必说，袁闳等人也有相似的认识，他十分痛恨自己身为高官的叔父们与宦官苟合且穷奢极欲。对于川胜在推导这一见解时援引的上田早苗的观点也必须予以承认，在上田看来，当时的豪族中存在着官僚学者与地方殖产分业的状况。④不过，清流派士人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豪族所具有的自我扩大性，是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是否采取了抑制性的态度呢？试举荀淑之例来说明，此人不仅来自颍川望族，而且久历清流派之沉浮，列传五二《荀淑传》云：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可见，荀淑在官期间，家里也继续经营着产业，弃官后更能专心打理，由此获利颇丰。但同时，荀淑也时常赈恤同族与身边知友，却并没有将利润用于扩大经营，这一点和富殖豪族有所不同。川胜还指出，“当时的豪族本身，同时内含乡邑秩序的破坏者与维持者这种互相矛盾的性质”，“这就是当时知识阶层的抵抗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状况，不能单纯地用阶级斗争来作解释”。此言不虚，从荀淑的事例来看，确实看不出露骨的乡里破坏者的“领主化倾向”，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领主化倾向”的豪族的性质。笔者认为，即使是对于士大夫豪族，也不能否认他们处在温和的“领主化倾向”路线中，在他们的意识中，自己的“领主化倾向”似乎被隐藏了起来。即便如上田早苗所论，与其说家族内存在着专心仕宦的官僚学者，但如前述，借用儒家意识形态下的公权力，来补充支撑同族对乡里的支配，才是官僚学者的作用！为了发挥这一作用，关键就在于基于乡举里选制度的“察举体制”。不过，察举体制在东汉后期出现了裂缝，究其原因，一是浊流在选举中的请托，再就是乡里社会秩序的分裂。归根结底，东汉时代的选举之所以以孝廉一科为中心来运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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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圆清2024-07-30东汉时期，与其说国家没有像西汉那样弹压豪族，不如说国家承认了豪族在乡里社会的支配力，并起用豪族入仕为官，从而顺利推进地方行政。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任用官吏的法则，也伴随着儒学对豪族阶层的渗透，变质为保障豪族在乡里社会地位的制度。豪族阶层通过乡举里选之制，一面能跨入中央朝廷和地方官僚机构，一面又能在家乡确立自身地位（担任掾史，或是以官僚学者家族的名望为背景，强化同族的支配力量）。这里面就存在着国家与豪族的互补关系。儒家理念的创造，原本与豪族无缘，但随着东汉豪族支配体制的发展，以儒学的国家观为基础，国家与豪族的互补关系得以正当化，而这正是东汉时期儒家理念发挥的历史作用。东汉的豪族支配体制大约在和帝时期开始失去平衡，川胜所说的多个豪族的对立，以及笔者所认为的士大夫豪族与非士大夫豪族的对立，引发了乡邑社会的分裂。由于士大夫豪族世代都凭借儒学修养而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可以推测，士大夫豪族阶层从豪族中析出，另外，东汉前期以来社会逐渐安定，生产力不断提高，于是新兴土豪阶层破土而出。①而进一步加剧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利用上层权力的外戚、宦官及其家族，以及与之交结的浊流系豪族（大体上为非士大夫豪族阶层），表现出露骨的“领主化倾向”。一直以来，清流都在寻求一个对士大夫豪族阶层而言相对安定的社会能重现，并为此不断斗争，他们希望这一安定的社会今后也能存在。对此，笔者拟从他们为何如此执着于选举问题这一点上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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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圆清2024-07-29注释：还有不见于《汉书》，但新出现于《后汉书》中的“贵”的用法。例如：“（苏）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冢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议者于是贵之。”（列传二一《苏不韦传》）“（赵咨）复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其为时人所贵若此。”（列传二九《赵咨传》）“（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列传四七《杜根传》)等等。这里的“贵”并不表示皇帝的宠遇、信任，也不表示列侯爵位或高官之位，与第一节二中的第二种“贵”亦有区别，是用来表示此人的行为和人格被“议者”“时人”赞赏为有价值或者很优秀，可以预想其与之后的贵族制社会中的“贵”之间的关系，颇具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