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典十种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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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10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周礼》中看到当时士人心中迎接新的大一统王朝出现的冲动，那庞大而细密的王朝行政蓝图，就表明了士人在建立“理想国”的一整套想法；也可以从《礼记》中看到一个沿习已久的统一礼制在经历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后怎样分崩离析，以至于许多礼学专家也众说不一，那些形形色色的论文多少也透露了他们的惶惑，也反映了他们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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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10上述三类内容就是《礼记》的主干，从这里可以看出《礼记》的内容极为庞杂也极其丰富，它比《仪礼》更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比《周礼》更注重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规范，它侧重的是对礼的阐释，比起《仪礼》、《周礼》来，它更深入了人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它是从“礼容”深入到了“礼义”，因而在后世更受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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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10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中庸》两篇，这两篇即后来读书人必读的“四书”中的两书，它们的特异之处，在于摆脱了就礼论礼的陈旧格局，不再拘泥于外在的“礼容”形式，而是从人性论与方法论的哲理高度来谈礼的本质，强调人生对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这样就把子思、孟子一派的思想发扬光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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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10当然，大概地说礼还是可以分成“礼容”和“礼义”两类的，“礼容”的确近乎rite，但比rite广泛得多，它包括很多很多礼仪细节和行为规范，像衣服服色、饮酒礼节、相见程序、朝觐制度等等，古时所谓“繁文缛节”就是说它非常繁琐复杂、非常细致啰嗦。“礼义”则是思想（idea），当这种思想深入心灵时，人就会自然遵循礼并以从礼为乐。《礼记·檀弓》中引子游的话说：“有直道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摇），犹（摇）斯舞；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就是说，野蛮人才悲喜放纵，直来直去，但文明人则不同。通常，人高兴了会陶醉，会咏哦，会摇晃身体，最终会跳起舞来；人悲哀了会伤心，会哀叹，会拊心而恸，最终也会跳起舞来。对这种情感和行为进行分辨、品定、规范，使它们有一定的规矩，这规矩就是礼。而一个人如果习惯成自然地依礼而行，那么心灵中的“礼义”和外在的“礼容”丝丝入扣，那他也会感到由衷的愉悦，在这个意义上，礼确实又是art。如果将rite和art合而为一，把“礼容”与“礼义”内外相融，使外在规范与内在自觉彼此交汇，那么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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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说文》用部首分类，用篆、籀、古文表字，用“六书说”为基础的字形分析来解释，这构成了《说文》严密整齐的体例，也奠定了中国字典的基本框架。后来，几乎所有的汉字字典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所以，可以说《说文》奠定了中国汉字文字学、字典学的基础，也是汉文字从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演化中的关节点，从《说文》起，中国人开始对自己使用的汉字有了明确的、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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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任务当然首先尽可能真实地重建历史，但是他也应当明白，历史真实只存在于过去，他只能对它进行尽可能真实地描述和构想，再通过这种描述与构想追寻历史的灵魂。只要他不存在任何急功近利的实用之心，不守任何时过境迁的政治标准，而只是以一种探求人类精神的目的去观照历史资料，他就能够写出生动的（因为他在寻求历史精神的过程中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真实的（因为他没有必要为某种实用的或理想的理由来歪曲历史）“历史”。我想，司马迁《史记》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他尽可能地按历史资料重建了历史，却又不宣称这是“历史”本身，而是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渗透到其中，显示了他心目中的历史。这关键在于他有一个超越于实用政治与道德的历史学观念——“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用现代白话文来说，就是弄清古代到现代的变化轨迹，从中考察宇宙与人类的微妙关系。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一方面追求真实，一方面怀着情感写出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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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以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史记》全书。而用这五种体裁合起来记载历史的形式，就是所谓“纪传体”。它既比较清晰地记载了历史的时间顺序，又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历史的横剖面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且凸显了历史中的人，特别是它还采用了“互见法”，就是一个人、一件事，分别在不同的传记中出现，这些片段和故事互相辉映和补充，叠合成一个立体的图像，克服了以时间为线索的编年体史书可能出现的“清晰的缺失”，尽管不同片段中的“闪回”的侧面可能有片面与切割，但合起来却成为立体与多棱的图景。因为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非常合理的历史著作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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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作为一个文人，司马迁原本很自负，和司马谈一样，他觉得自己上通天意，下知地理，承继孔子，代表了神意、民心、正义和良知，却不知道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强权就是一切，而文化、民意、真理、良心只是摆设和点缀，知识阶层同样也只能是“拾遗”、“补阙”的小角色，根本不能去干预政治大计，更不能去逆批龙鳞，直到他遭受腐刑，受了这种侮辱，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一直陶醉和自负的太史令职务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在天子眼中不过就是捧哏逗乐的俳优，是无足轻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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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老子认为，既然“无——有——无”是一种必然之“道”，那么，人们是否可以干脆不进入“有”，或者在“有”之中也保持初始状态呢？即使在“有”之中不能保持初始状态，也要示柔示弱，不加速而减速，甚至刹车静止，这样就不会“物极必反”。正如小树不会遭到砍伐，初生旭日蓬勃向上，上弦月不会有下弦月的悲哀，小孩子不会有耄耋老翁的烦恼，所以，老子在“反者道之动”的下面紧接着说了一句“弱者道之用”，并一再说要“复归于婴儿”、“如婴儿之未孩”。当然，最好是连婴儿状态也不进入，干脆处于“无”，即所谓“复归于无极”，就会永远没有变化进退、盈缩往返的干扰，而成为永恒。在老子看来，这种“无”的状态是暗昧、寂静、朴素、混沌、虚空、柔弱的状态，它在人的生活中表现为清静澹泊，在社会的政治中表现为无为无事，在宇宙的变化中表现为静笃止默，因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守静笃”、“致虚极”，只有这样才能回到“道”的原初状态“无”那里去，保持溪谷深邃可以容纳一切的状态，这叫“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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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表面上看来，孟子与孔子的思想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孟子比孔子更强调了三点：第一是仁爱，即建设社会新秩序的终点不是礼而是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至关重要的。第二是良知，仁爱之心不是来自血缘关系而是来自本性，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的内心的本性的善良仁厚不是血缘亲缘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也是人与禽兽之所以有差别的根本所在。只有保护和发扬这种属于人类的良知，血缘关系、等级关系的和谐才能有保证。第三是内省，也就是人如何启发内心的自觉，孟子的名言是“反诸求己”，什么叫“反诸求己”？就是一切的总根源在人的内心，善善恶恶、是是非非，都应当从内心寻找，为了维护这种善良本性不致于泯灭，人应当时常反省，严格要求自己不做错事，不说错话，形成良好的道德涵养和人格精神，至于外在的事业功德，只要尽了心，问心无愧就达到了目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这“思”就是反思，这“心”就是良知，道德理性常常反思自省，就能够使人成为正人君子。孟子的这些见解让人想起来康德关于“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那句名言，因为这正好与孟子的“天道”与“良知”对应，都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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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可是，如果仅仅是抱残守缺地维护周礼，那么孔子思想就太迂腐了，实际上孔子既是礼的继承者，又是礼的改革者，只不过他很清楚时代已经变了，所以，不像其他激进的改革者那么冒进，采取全盘否定或者整个抛弃的方法罢了。他采用的是“礼”与“仁”结合的方法。本来，礼的主要内涵就是两方面的，一是区分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使之有差别；二是协调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使之更和谐。前者重在“分”，后者重在“和”，后者的基础就是人有慈爱仁厚之心，只是这一面始终没有被足够的认识和使用，而孔子则以“仁”这一概念使后者有了坚实的心理依据，加强了“礼”的协调功能，使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转向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也是礼的两面功能都得到了充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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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系辞》与《文言》就是在总结这样阴阳的哲理，它们认为天地、日月、四时、昼夜、男女等等都是一对对阴与阳的范畴，属于阳的具有刚健、运动、热、明亮、在上的性质，属于阴的具有柔弱、静止、冷、暗味、在下等性质，宇宙一切都由这两种彼此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事物构成。……同时它们又觉得，这些对立的现象又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有循环、有衍生、有反复、有依存。这就像日月交替、昼夜循回一样，就像男女结合而衍生后代一样，就像沧海桑田及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就像改朝换代、君臣易位一样，万事万物的阴阳性质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不仅要承认阴阳的平衡形成了稳定结构，也要注意阴阳变化会不断打破原有的稳定结构，在动荡变化中形成新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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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cy2013-10-05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里，我曾经提出，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是一种将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系连在一起的“同源、同构、互感”观念，而《淮南子》就是这种观念的集大成者。什么是“同源”？就是说，自然、社会和人类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本原上，这就是“道”……什么叫“同构”？这只是个杜撰的简称，也可以说是同形同构，那么，什么叫“同形同构”，就是从同一本原中衍化出来的自然、社会、人类都有着相似的对应构造……最后，什么叫“互感”？就是说，互相能感应，由于自然、社会、人类同出一源、遵循一理，具有彼此对应的结构，所以，它们之间就有非常微妙的对应关系，这叫“物类相动，本标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