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学之间

• 爽罗

  2018-01-01
  举例说，科学研究好像与翻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怎样从一个国家传到别的国家去的？那还不是要通过翻译。一些科学知识通过译者的选择、翻译的过程，然后对译人语文化发挥作用、产生影响，这当中便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明末清初以及清朝洋务运动以至清末民初、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很多西方科学理念和知识的翻译和传入，不就是翻译研究很有意思的题目吗?不单是科学，宗教、法律、经济、外交、军事、政治等等，都可以从中找到翻译研究的课题。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是翻译研究有很大发展空间的理由，里面实在有着太多太多从没有触碰过的题目。
• 爽罗

  2018-01-01
  既然鲁迅和梁实秋在翻译标准的问题上没有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爆发一场论战?必须指出，他们这场论战用上了十分强硬的字词，甚至有时候算得上是恶毒的攻击，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鲁迅那篇回驳梁实秋的名文《“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篇名，已经显露出端倪：这里有两个原来并不相关的问题：一、翻译；二、文学的阶级性。事实上，他写这篇长文，原来便是为了回应梁实秋两篇不同的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及《文学的阶级性》。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在翻译方面两人的看法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余下来的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那就是“文学的阶级性”。
• 爽罗

  2018-01-01
  由此可以见到“直译”和“硬译”的分别。有时候，在鲁迅“竭力”尝试下，他能够以“直译”——“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手法，把作品翻译出来，还同时能够保存原文的语气。在鲁迅说来，这种翻译是成功的，他非常乐意地把这些翻译称为“直译”。不过，有时候他的尝试却不很成功，当原文的语气和句式不能在汉语中直接重现时，要以“逐字译”的手法去“直译”，便会十分困难。当他一方面尽量地去“逐字译”，同时又要勉强地去保留这些语气和句式，结果就是将“直译”推向“硬译”了。换言之，“硬译”就是鲁迅在无法处理语气或句式的难题下而继续以“逐字译”的方法去翻译后出来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鲁迅也认定“硬译”不是理想的翻译方法。
• 爽罗

  2018-01-01
  上面算是非常简略地交代了周作人在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前后的文学观。以此观照《域外小说集》，不难又再进一步确证二者的契合。很明显，《域外小说集》所收的都是能够移人情的作品，但移人的力量并不在于鲁迅所强调的呐喊或反抗，而在于小说的艺术性及小说的悲情。
• 爽罗

  2018-01-01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带出一个跟过去学界一直接受的说法很不一样的论点来，就是虽然《域外小说集》所选录的作家作品的确来自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但里面并不见到“叫喊和反抗”，而更重要的是，《域外小说集》原来并没有意图宣扬反抗的声音，更不要说直接联系到排满反清的革命情绪上去。
• 爽罗

  2018-01-01
  对《域外小说集》的作品做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带出两个重要论点来。第一，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域外小说集》在当时不受欢迎的真正原因。清末西方小说开始传入中国，大部分阅读小说的读者所追求的是“故事”的内容和情节，因此，最流行的是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以至一些言情和猎奇小说。第二，《域外小说集》所收的作品，在风格上是配合周作人的小说观的。正因为这些作品都不大像小说，没有“结构”、“波澜”，却像散文随笔，所以周作人才会喜欢。由此，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确定，《域外小说集》的选材和翻译跟周作人的关系更密切，因为我们见不到鲁迅在这方面有相近的论述，相反，鲁迅后来的不少小说往往都是非常讲求结构性（如《药》和故事性（如《阿Q正传》）的。
• 爽罗

  2018-01-01
  上文的讨论，检视了自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翻译语言在短短几十年里的急速转变：先是文言文享有至尊的地位，白话文只是鄙俗的语言，接着是文言文受到排斥，白话文摇身一变成为惟一的书面语言，但过了不久，白话文也受到押击。人们相信从翻译而来的新字词和新语法，既能够较好地表达从西方输入的复杂思想，也能协助改革汉语，欧化的语体文也变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但也有人因为政治或语言方面的考虑而否定欧化文体。不过，这种种变化并不是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而是跟社会、文化、政治、文学等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点是讨论翻译语言所必须清楚认识的。
• 爽罗

  2017-12-31
  当然，颠覆传统小说，目的是要做新小说，这是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意图。不过，把旧小说推翻，但新小说也不可能一下子便建立起来，而且他们实在也不知道应该建立怎样的新小说，因此，惟一的依傍便是外国小说。于是，除了在理论上建立外国小说的地位外，还要着手把外国小说翻译过来，以作为创作新小说的楷模。
• 爽罗

  2017-12-31
  《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都有特别的条款，规定了以后中、英两国交涉所用文字：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④。这有严重和深远的影响，因为这样的条文无疑是明确地把以后所有条约的撰写以至诠释权拱手让与外人。
• 爽罗

  2017-12-31
  同文馆的设立，跟晚清“夷务”有密切的关系。很明显，要跟外国人交涉，掌握他们的语言本来就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有结束前，清廷已认识到缺乏懂外语和翻译的人才在外交上确是带来具体的难题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迫近北京，恭亲王奕新奉命议和，命令被俘携的英国参赞巴夏礼（Harry S.Parkes，1828-1885）致书联军联系。巴夏礼写了一封中文信，但旁边写上数行英文。可是，当时朝中无人懂英文，不明白其中内容，不敢发放①；最后辗转请来住在天津略识英文的广东人黄惠廉，经辨识这“夷字数行”只不过“系名字及年月日，不关紧要”②。据说，这事件对清廷刺激很深③。
• 爽罗

  2017-12-27
  长久以来，中国译者地位低微，各朝代虽多设有译官之职，但大都是品秩低下、无足轻重的。这情况到清中叶以后“忽与泰西诸国相遇”①之际，不但没有改善，且更趋严重。究其原因，无论是被称为“舌人”、“象胥”还是“通事”，译者的工作本来就是与小国蛮夷打交道，实在没有值得尊重的理由。然而，令人更感忧虑的是，当统治者面对外来的压迫时，掌握外语、具备了与“敌人”沟通能力的译者，便更容易引来统治者的焦虑、怀疑、防范，以至敌视。在统治者心里，几乎所有译者都有可能是叛逆者——政治上的叛逆者，勾结外夷、通番卖国。在18、19世纪清廷不少的文书里，译者一一他们称之为“通事”——几乎就是“汉奸”的同义词。
• 荀在兮

  2011-07-01
  长久以来，中国译者地位地位，各朝代虽多设有译官之职，但大都是品秩低下，无足轻重的。这情况到清中叶以后“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之际，不但没有改善，且更趋严重。就起原因，不论是被称为“舌人”、“象胥”还是“通事”，译者的工作本来就是与小国蛮夷打交道，是在没有值得尊重的理由。然后，令人更感忧虑的是，当统治者面对外来的压迫式，掌握外语、具备了与“敌人”沟通能力的译者，便更容易引来统治者的焦虑、怀疑、防范，以至敌视。在统治者心里，几乎所有译者都有可能是叛逆者----政治上的叛逆者，勾结外夷、通番卖国。在18、19世纪清廷不少的文书里，译者-----他们称之为“通事”-----几乎就是“汉奸”的同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