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当代汉诗的矿脉

• 赤裸的身體

  2022-02-07
  于：写作被当成一个传播观念有用的东西。在古典写作中，文章为天地立心。现在作家就害怕自己的写作是无用的。我觉得，他们实际上是对汉语的不信任。对汉语不信任，把它当做拼音文字来用，通过写作，来抵达一个意义、一种用途，这是一种普遍的写作。但我觉得古代写作不是一种抵达意义的写作。它是指向存在的写作。写作，你只要把蒙在汉语词汇上的灰尘、污垢、陈词滥调擦干净就可以了，写作是为陈词调创造一种新的关系。这也是我提出拒绝隐喻的原因。因为我相信词本身的力量，就是我要回到汉语的原始的神话性上。我觉得指向意义的诗，对语言是不信任的。它认为语言是不能说话的，语言只是工具。作家需要通过语言才能达到一个意义。于：这是机会主义。对有些诗人，他觉得怎么能引起注意，怎么抢眼怎么写。那种风格的变化是非常极端。而我还是比较相信按照自己生命的韵律去写。所以，我很难找到一种于坚之外的方式，来完成你说的那种祛除汉语的被遮蔽的状态。我非常迷信“道法自然”。实际上，我觉得，写作它不是一个向外的东西。恰恰是一个向内的东西。不断弃除外部对你生命的遮蔽，回到你本源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本源不可能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反方向的剥笋的过程。它是一层层关起来，重抵你发芽的核心的过程。傅：而且是无限性的运动。和现在很多诗人是在膨胀、在拓展、在圈地的做法恰好相反。于：而朝向时间的写作，我觉得，必须自我限制。我觉得它是不害怕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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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总体看来，近两月的诗歌质量《星星》要高于《诗刊》。《星星》编辑风格稳健，较少偏颇；而《诗刊》存在较剧烈的诗歌标准的波动。两刊的总体面貌说明，虽然当代诗歌中不乏零星的诗思与佳句，但是很多小诗没有思与美的内涵，只是一些机巧和语词的机械跃动。当代诗歌写者的审美底蕴比较单薄很多诗歌意象没有生气，没有在抒情者那里经过灵魂与语言的锻造，只是肤浅的拼贴。读这些诗，没有美感，它们不能让灵魂安静下来，没有提供提升人生意绪的途径，因而永远无法在审美中被对象化，诗歌经典化的可能性很小。诗歌的佳作稀少，而平庸之作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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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母怀的精神麻醉和母性感的抒情惰性有可能损伤这种特质。成功审父并叛逃的诗人也许并不应该直接跑到母亲的怀抱中，一个文化废城的个性主义者，必须尝试更多的疑虑，不要急于返乡。接下来，娜夜最好能打破建立在母怀之上的所有均衡，重新让抒情变得峥嵘，让抒情者的精神有一个并不特意要愈合的糙面。对于娜夜来说，朝向西北的精神流浪才刚刚开始，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抵制制造母怀的冲动，遗弃一种廉价的温馨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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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雷平阳式的自省，不是引导诗思走向更深的哲理，而是将哲思的路途变得更加晦暗不明，甚至只留下表象之魅。诗人用诗作证明，诗中有自反能力的自我，也能当作物象生成的母体。诗人能在不同本源的物质之间，再造另外的物象并组成新的情境。抒情者的理念本身形成一个新的物象的母体，有无穷的再生功能。在此前提下，诗人看到了青铜之血也就不再稀奇“在人与物互为参照之时/它是唯一有血的物，唯一的”（《青铜小令》）；不仅如此，他还能转而反思自我体内破鼓的存在显得格外浅薄轻佻。这样的诗歌情怀，并没有地域文化身份的浓重印迹，没有家乡自豪感，抒情主体较少边界的自我提醒，归属意识不强，对内外宇宙的探询、对物象和灵魂的拷问都能走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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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他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名词性。胡弦诗歌总和状态、情境、故事的细节密切相关，抒情主体大都潜伏在这些要素后面。在避免空洞的现实抽象和主体抒情方面，他做得较为出色。抒情主体内敛的对“名词”的介入方式，是胡弦诗歌的显著特点。他让物和事本身说话，而抒情主体成为审美收纳者和旁观者。诗语倾向于“名词性”的诗歌，在某一作品中容易失掉诗歌节奏和韵律。因为，诗歌因主体显现才可突破物的框架，借主客观世界落差才能形成简单层次。胡弦躲避这一诗歌审美陷阱的策略在于，他用物和事的碎片或细微单元，掺和潜藏的主体情绪，在物我之间粘合，以这样的诗语形成向某种“名词”背后隐蔽的情感的透视。在有些诗作中，胡弦已经成功做到了不让读者看到这种“名词”延伸的终极意义，将诗歌导向意味的无限性。胡弦诗歌的特色正在于这种名词性所含的诗歌意境的无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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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祖（或以梦为马）》区别是由存在的矛盾荡开的第一轮波纹。精神的高贵血统与远方相关，但在物质时代，诗人又必须有短暂的自我放逐。海子不是有人所说的那种“诗歌烈士”，这点已由这种矛盾性所证明。诗人秉持开花落英于祖国的火种，并非鲁迅所言来自于非洲的“一个窃火者”，而是那位悄地将茴香树的条进太阳车的烈焰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不是被蚊虫叮咬，而是被苍鹰啄食。他称他持的火为大，包含原质的语言、盗之道和千古之梦。所有这一切都以高山之巅普罗米修斯的方式点燃了它，成为他生命的灯盏和边界。“我”是启蒙者，“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然而，“我”在急的朽腐中抱住“粮食”，生儿育女，在“物质”的短暂爱恋之后，最终以灵魂的方式成为家园的永恒守望者。祖国是提供柴薪和粮食，提供生之凭借的区域。海子以自己的荣和信念以对失败的承认和死亡的接纳，属于祖国，又最终以同样的方式，成为她流放的囚徒。诗人安排抒情者死在第二次，并没有在意义指涉层面形成梯级关系。尽管年华虚度的羞惭使他谋求在“祖国”的重生并选择“永恒的事业”，尽管他的事业是“成为太阳的一生”，“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他还是承认了生命失败的宿命。如果说这种重复性的死亡带有西西弗斯的意味，那么，石头后面藏着什么呢？是他不耗尽自己并托付给太阳的孤子、他希翼永生于太阳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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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马铃薯兄弟写诗很多，但不像小说家莫言的那种语言泛滥，它们丛生并具有难以总结的独特性。因为它们容易溢出批评的理论边界，阅读他的诗，就成为一次艰难的泅渡。幸好，我目击过这些文字诞生的方式：他突然停止交谈，拿起笔记本，把零星感受记录下来比需要找寻一个属于诗人的时空节点一比如子夜或凌晨书写的那些人来说，马铃薯兄弟的生活被他的“笔记本”诗化了。他征服了鸡零狗碎的生活，或是一种对于写作时间到来的绝望逼他另有选择。他笔下零星的感触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根本就是首长诗，需要用他全部的生活和生命丈量。它们拒绝概括和总结，反复潜泳在漂移的人群、物象和生命碎屑之间。它们甚至拒绝成长分析，是不断开始、不断刷新的断层。这导致了他写的是生命的历史，但读起来，永远是心灵现实。恰恰是马铃薯兄弟诗歌对时间的抗拒和嘲讽，促使我尝试在当代诗歌史中看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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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哭庙》是一首与历史密切关联的长诗。杨键过滤了人世间普遍存在的乖戾、悖谬，突出与现代史相关的那一部分错讹。因此，诗是有充分的历史特性的，是次很专注的对历史的叩问。文学的历史主义的神秘幽灵还盘旋在当下多数作家的头脑里，但很少有一场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思是在庙中进行的。诗人应该已经看到，经革命秩序筛除的一部分生命并没有得到祭奠，历史给了这些戕害和荡涤以必要的说辞，如今，这些说辞不再可靠，一段历史时间导致的人世无常就愈发明显，甚至绵延至今。所以，杨键迫切要将这座庙建立起来。建庙的材料，就是被不断发加掘的各种死亡：人的死亡，理的死亡，礼的死亡，艺的死亡，仁的死亡……各种社会身份的人的死亡也随处可见，比如，僧尼的死，“右派”的死。这些被历史夷平的死亡在诗中有了坟堆，每个死亡都选取一种视角或人称说话，对自己与历史相关的部分进行陈说。饥饿、凌辱、带有时代共性的个体生存经验。这些被清洗晾晒的经验，仅仅因为讲述变得目惊心。乡村社会的每一层级都有被放大的隐私，这些被惩戒的私情包括偷食瘟猪、以贞操换饭票等生存事故，也包括绣娘、乡村音乐家的人生遭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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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粗略的爱情和公共情感经验层面的个体意识，曾经是十分前卫的诗歌内容，超越政治话语修辞法则的象征和善喻，也曾经让读者眼花缭乱，但事实证明，经过1980年代阅读经验的一段原始积累，大部分“朦胧诗”已经云开雾散，甚至变得空洞无物。当年论争中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朦胧诗”，在一个短暂的诗歌经典化时期之后就让这些希望落空了，当代汉诗诗美匮乏的真面目裸露出来。一个笼统的“朦胧诗”集合，逐渐分化为两个子集，即作为阅读事故的“朦胧诗”与有意味的“胧诗”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持久朦胧的“朦胧诗”，延续着论争者关于“审美崛起”的梦想。这部分“朦胧诗”并不以意象的奇崛和生僻取胜，而是拥有相对良好的抒情主体肌质：诗中的“我”并不验证或代言时代的宏大声音，而是超越时代观念的范型，细致描绘原生的个体情绪。抒情者“我”拥有抒情肌质的基本方式是脱离于任何形式的“合唱”。诗人这种独立抒情的意识，在1960年代的阅读沙龙中就已经被培养，自发体现在诗歌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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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7
  在中国，大多诗人的好诗一过性地出现他们诗歌生命的年轻阶段。依靠生命、依靠本能写作，缺少文化积累和文明底蕴，缺乏审美的博雅和风格的相对恒定，这些特性是当代汉诗最致命的症结所在。诗歌的文体意识淡薄、肤浅，诗人身份意识不浓，缺乏精神操守和审美责任担当，在这样的情境下，无论居于公众传媒和民间帮会，“诗人”大多以树立旗号、张扬自我的方式进行病态的个性放大，将青春和浅薄的生命体验用诗的形式咀嚼，吐出意象的残渣。这种远离诗歌本性的写作行为正充斥中国大陆各种诗歌载体，呈现出一个深度物质化的诗歌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