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 Aaron

  2021-03-21
  关于文人参政的观念可能在梁启超和其他人的思想里起到过某种过渡性作用，但这种观念显然已经不适于用来对付19世纪9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急迫情势了。梁启超和他的追随者们可能觉得，这种观念过于倚重于国家权力，也过于具有社会身份上的排他性，因而难以使之一般化，而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梁启超这个时期的著作的特点是，他坚信，宪政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其工具（选举和议会），而在于其精神。看上去似乎不可避免的冲突，可以通过将自由统治建立在人们自然的社会感情之上（尤其是地方社区的自然的社会感情之上），而得到化解。章炳麟指出，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实行了“自治”的国家在中国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它们在历史上同封建制度只有一步之遥。相形之下，中国经历封建时代已经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了，中国社会因而特别适于实行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制度。由于中国社会中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这种社会平等是中国的一种可贵的财富。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只会造成地方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
• Aaron

  2021-03-21
  冯桂芬本人同上层官僚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他的著作中，也没有显露出关于人民主权或人民权利的任何暗示。然而，他的立场同他在知识关怀上的先行者魏源的立场是接近的；他相信，与通常的看法相比较，其实精英阶层中有多得多的人内心里是接受公共利益的存在的。因此，应当相信，通过一种经仔细规划的政治参与，下层精英人物是能够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 Aaron

  2021-03-21
  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当魏源苦苦思考着他所处时代迅速扩展的危机时，他将希望寄托在两种设想之上，而在他看来，这两者又是相互契合的：第一，促使文人中流们在更大范围内投入政治活动，第二，实行不回避霸道行为的威权主义——归根结蒂，强势人物虽为崇尚道义的儒学史家所鄙视，但却很知道如何来维护秩序。
• Aaron

  2021-03-21
  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关键，便在于借助于外部势力用以获得物质及社会主导地位的各种手段，来抵御外部势力的统治。在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种姓制度或爵位世袭制度的社会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便成了在社会的任何层面获得精英地位的唯一道路——再没有什么途径能够比这种投资得到更好的回报了。
• Aaron

  2021-03-21
  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一时间，“中国人不论地位高低，国家都是他们的共同财产”的观念，也取代了“文人身分”，而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打开了大门。然而，历史实际发展的力量强过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就他们同政治行为主流的关系而言，康有为、梁启超（乃至章炳麟等）都难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长久占据中心地位；重新解读诗书而得出的“改制”及“大同”的新论，只是为形形色色通过激进手段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政治、社会乃至与文化及人心改造的革命论辩做了铺垫，并以自己的失败为涵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革命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孔飞力的思考涉及到了如何看待现代性构建作为实际历史进程及经验的普世性和特殊性问题。更具体地说，则是现代性构建的全球性/世界性进程同本土性途径之间的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悖论的问题。孔飞力的关怀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美国及西方文明会将人类引向何方的忧虑，以及对于任何现存的具体的现代性构建经验能够垄断“普世性”意义的执着的怀疑。
• 草籽

  2019-08-18
  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传统的官员任命权力在抽象意义上的缩小，而是出现一个为派系争斗所主导的政治体制，人们则为了谋利而搅成一团，并在追求纯粹的个人目的时达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这种恐惧，在一个拥有特权的狭小精英集团身上实在是根深蒂固的。这个集团以士大夫们关于教育使人们得以超越猥琐及私虑的设想为前提，来看待自己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他们因而认为，高官们既然是通过教育的特定途径而获得为官资格的，那他们也必定比那些在自己之下的人们对于公共利益有着更为纯正的认识。......在这里，冯桂芬的批判者们持有一种冷酷的社会观。他们的看法，可以用“民风不古”这句已成为老生常谈的感叹来加以概括。......那么，公民德行在普通中国人中是否真的那么稀缺？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社区服务不仅蓬勃发展，还被当作获得具有合法性的精英地位的标志。地方志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不仅出于对自己地方社区的自豪感，还作出了相应的个人牺牲，为促进社区的福祉而从事慈善活动。为了表明自己属于当地精英圈的地位，一个富有的商人既可以捐功名、买官职，也可以从事善行，从而使自己的传记被收入县志，或者在宗庙碑刻上留名。
• 草籽

  2019-08-15
  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由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有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为政治议程的重中之重。.....较之“民主”的语言，“民族”及“爱国”的那还具有更为巨大的群众性动员效应。于是，政治参与被政治动员所取代（其实，群众性的政治动员又何尝不是一种被动员者的“政治参与”，只是这一过程在本质上是由动员者来界定和主导的）。政治竞争让位于你死我活、在“我者”与“他者”之间不留下任何妥协余地的血腥的恐怖和内战；最终，政治控制以“革命”的名义成为政治及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并伴随着革命所创立的新政权的诞生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一个主要特质。......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这样的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了对于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曾是旧中国乡村生活“骨干”的乡绅阶层，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而后，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解决了中国历朝历代、包括从晚清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将商业和特权因素从财政制度中“剥离出去”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没有革命便绝对难以想象的。而没有革命更难以实现的，则是国家将“异议”从政治、社会及知识空间全然排除乃至铲除的能力——这只有一个经历过革命和“革命后革命”的超级强势的现代国家才做得到。
• Zophiel

  2019-03-25
  在中国长期的帝制历史上，没有哪个根本性问题比之什么是统治乡村地区的适当方式引起过更为激烈的争辩了。国家利益和地方社区利益应当如何保持平衡？各种自然产生的社区性组织（如宗教、地方宗教、村中长者等等），是否是维持社会秩序并促进国家昌盛的最好手段？有没有必要动用受到政府监督的保甲体系，或应当借助于某种更为分散的体系？如何才能使地方精英的权力“社会化”，从而使之与国家的目标并行不悖？到了19世纪，由于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压力，经济的动荡不安，以及平安百姓中暗暗积累的骚动情绪，使得所有这些问题都具有了紧迫性。
• Zophiel

  2019-03-22
  我对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理解，部分来自于英国模式。在英国历史上的平常时期，受过教育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不成文“宪法”，这是由已成为人们共识的关于政府“恰当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规则所构成的。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这种共识是稳固的。公众的行为——包括权力掌控者的行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在社会和政治陷于不稳定状态的时期，关于宪政的共识便会在“议程”上采取一种面向未来的态度——从字面上来说，也就是制定一种通常会包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动计划。这样的“议程”，通过对于未来的理性思考，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未来发展的新设想。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它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因为它所提出的，是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合法性秩序的种种选择和替代性选择。一旦它被公民的相当一部分所接受，以这种形式付诸实施的不成文宪法便可以拥有巨大的力量，并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我认为，当环境的变化（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对社会形成重大威胁时，人们便会围绕着种种“根本性议程”而开始形成共识。从乾隆到嘉庆的过渡便是一个这样的时期——当时，在财政、人口、环境和政治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带有警示性质的挑战。魏源这一代人，是信奉“经世”哲学的一代。这一代人的“根本性议程”的特点，在于他们为变革所提出的建议是从“以史为鉴”开始的，他们巧妙的以产生于中国内部的价值观、而不是以来自于外部的价值观，来为这样的议程辩护。随着19世纪的推进，这些议程中也融入了来自外部的思想。然而，即便是这些外来的思想也在融入的过程中收到了中国“特质”的再造。关于文人精英阶层对于政治更为积极的参与有助于加强国家的权力和合法性的看法，便是一个例子——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由此而产生的，应该是相反的结果。尽管可能会有种种例外，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国家”的特点似乎是符合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这一...
• Zophiel

  2019-03-21
  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建制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的问题或矛盾：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 blyth

  2018-08-05
  同征服者所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便是精英们为获得这种认证的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并非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地这么去做，但总会有很多人愿意这么做，从而使整个体制得以维护下去。
• wanderlust

  2015-07-29
  有三个在晚清存在的问题持续地存在下来，并似乎由于现代的条件而变得更为紧迫。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
• [已注销]

  2014-05-29
  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一种“中国性质”的宿命——似乎“内在的文化特质”是的“中国永远是中国”。这样的循环论证，不会让我们得到关于历史的有意义的认识。每一代人所要应对的，是从先前继承下来、但又同他们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根本性问题。新的根本性问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但同时，这些问题也会超越最先面对它们的那一代人而存在下去
• 乐透喜中八百万

  2016-02-21
  一位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适性的意义。
• 逆鸣

  2015-03-16
  在缺乏地方社会对于国家机构的制约力量的情况下，希望国家机构能够以公平和自制的态度来对待公民，只能是为专制权力开放通道。
• Zophiel

  2019-03-22
  若以孔飞力所设定的现代国家形成的“建制议程”为对照，则集体化所体现的是政治控制在这一议程的演进中独占鳌头的景象：它从根本上摧毁了长期以来便处于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及作为纳税人的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在完成了中央集权国家对于农村基层社会全面控制的同时，至少从当时来看也解决了国家从农村的财政汲取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宏大的工业化计划得以全面推进。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势国家”。与此同时，言路关闭，知识分子沦为九流之末，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这两个本属“建制议程”应有之义的题目在实际生活中却消失了。
• 荒荒

  2014-04-25
  由于中国社会固有的平等观念，也由于中国没有世袭的阶层和等级划分，这就使得中央政权有可能实行平等的法治。这种社会平等是中国的一种可贵的财富。而在欧洲和美国，财产和特权凌驾于政治之上，它们就做不到这一点。在中国，如果实行社区自治的话，就会造成地方政治精英势力的繁殖，并将他们自己的专横统治强加于各个村庄的头上。中国所应该做的，必须是法律的平等实施和对于官僚行政机构的严格的纪律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