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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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3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给予批驳;稍后,不到一星期,斯大林更是直接对此予以还击,说丘吉尔和他的美国朋友们活像希特勒,也迷信种族主义理论,即操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全世界”。对此,斯大林警告“这是在策划战争,这是号召同苏联作战”。在丘吉尔演讲之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策。几周之内,苏联便快速做出决定,拒绝了谈判15个月之久的10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此外,它还决定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此举使美国想以美元为诱饵,换取苏联退出东欧,参加资本主义世界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最终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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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此次讲话的内容主要包括:首先,呼呼美国肩负起自由世界的领导责任,在丘吉尔看来,“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来说,拥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其次呼吁建立英美同盟以迎击苏联挑战,“没有我所称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样的联合,有效防止战争和继续发展世界组织是办不到的”;再次,宣布铁幕已经将欧洲分隔开,丘吉尔指出:“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来了”,在铁幕的一边,苏联对老百姓的控制“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最后丘吉尔鼓吹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因为“俄国人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就是军事上的软弱”。在演说过程中,杜鲁门多次带头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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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这份报告英文单词共5500多个,译成汉语更是多达8000字。为了不引起苏联有关部门的注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凯南将报告分五次加密于1946年2月22日发回国务院。电文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了具体建议。作为一名驻外使馆参赞,凯南竟将这份长达8000的电文发回华盛顿,这成了美国外交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正因如此,冷战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干脆将这份电文冠以“凯南长电”长电”详细总结了凯南所理解的苏联。在其看来,苏俄“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意识”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促使莫斯科“向外扩张”的直接动因。苏联领导人将俄国以外的世界“想象成充满敌意、妄想与危险”的外部环境,无论美国是采取“硬的一手”还是“软的一手”,都不足以改变苏联政权对外扩张的企图和行为。接下来,凯南分析了苏联对外政策制定的特点。根据他对俄国历史以及苏联政治文化的“长期研究”凯南强调,莫斯科对外政策的制定几乎不受外部环境影响。他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在两个平台(政府平台和隐秘平台)上操作,这两个平台所展现的政策,均旨在服务于维护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的命运和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可能存在的对苏进攻。尽管通过其他平台所采取的行动会有很大差异,但在目的、时机和效果方面它们却相互呼应。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做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仅限于这些邻近的、被其认作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那么,美国应如何调整其对苏政策以便有效抗拒苏联的长期挑战呢?凯南给出的答案是,美国必须放弃急功近利的“小打小闹”与“一厢情愿”,代之以采取“长期、耐心但又坚定、警惕的遏制”政策。对此,他认为美国必须要树立三个长期战略目标:第一,有效地堵截住苏俄的“不断扩张”,同时避免同苏联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兵戎相见”;第二,在遇制苏联的同时,有目的地促进苏俄内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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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在其看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必须做好准备,即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斯大林的这番话在华盛顿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作为美国自由派领袖人物之一的最高法官威廉・道格拉斯声称,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而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则在其回忆录中评价道,“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讲话中宣布的对美国和西方的攻势,实际上于1945年已在波兰开始,以后并将在朝鲜和50年代初的·仇美”运动中达到顶点。这是“冷战”的开始,也势将决定我今后的宦海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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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对杜鲁门主义进行深入思考却发现,杜鲁门的反共论据应该说是错误的,因为不论共产主义的威胁存在与否,战后的西欧经济都已经陷入混乱之中。正因如此,为了争取共和党人对美国援助希、土计划的支持,杜鲁门不得不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向全体民众阐述他的要求。因为他深知美国人不太了解建设问题的复杂性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的依赖性,但他们却很容易理解苏联扩张的威胁。而结果也证实杜鲁门此举颇有成效。他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开出了一张空白的外交政策支票,将来任何国家只要出现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迹象就可以拿这张支票去兑现。所以,从1947年开始,任何对西方制度的威胁,都可以随意说成受到了共产党的鼓动,而不认为这是制度本身引起的问题,这就是杜鲁门主义影响最深远和最富悲剧性的结果。而从当时的影响来看,杜鲁门的演说恰恰是在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刚刚开幕的时候发表。因此,如同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卡特鲁将军所言,这不会不增加两者之间的相互猜疑。而从短期效果来看,不可否认,在美国的援助之下,希腊和土耳其平稳度过危险期,这理应视作美国的一大胜利。但就在大多数美国人感到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一场更大的危机再次降临。到1947年,西欧大多数国家亦开始陷入诸如希腊和土耳其曾经发生的危机之中。援助希、土不过是“维持欧洲稳定诸问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更多的西欧国家发出了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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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1947年3月12日,社鲁门在众议院会议厅发表咨文,提出了著名的“杜鲁门主义”。他在讲话中谈到了希腊和土耳其遭受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以及这两个国家的困难状况,并强调除了美国之外,它们缺乏其他任何方面的援助。他还指出这两个国家如果垮掉,对美国和自由世界将会造成的后果,但他同时提出美国不能容许违反《联合国宪章》,用强制手段或政治渗透等花招去改变现状;美国必须协助自由国家人民按照它们自己的方式奋力挽救自己的命运,而美国对此提供帮助应该主要是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来实现。为此,杜鲁门要求国会在1948年6月30日前授权拨款4亿美元用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除经费外,应希腊和土耳其的请求,杜鲁门还要求国会授权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两个国家,帮助它们建设并监督那些可能提供的财政和物资援助的使用情况。最后,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以使可能批准的援助基金能最迅速和最有效地用于所需的商品、物资和装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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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因为从1944年到1947年年初,他们一直密切注视着英国为了重新控制希腊,是怎样在希腊内战中陷入泥淖的。由于在外国支援和指挥下的游击队活动的加剧、经济混乱以及希腊政府在解决危机问题上的无能,1946年12月底希腊的局势对政府而言就已经颇为不妙,到1947年1-2月更加恶化,政府军崩溃已迫在眉睫。根据美国派赴希腊的观察员以及驻伦敦公使沃尔德马・高尔曼的报告,一切迹象都说明,共产党即将采取行动接管这个国家。为避免此种现象出现,早在1946年,美国就已经站到了英国一边,向希腊派出了几个专门的代表团,并抛出了20600万美元的援助。不消说,这些活动为美国接手希腊事务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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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没有等待太久,1947年2月21日(星期六)这一时机就来了。当天早晨,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乘车来到几乎空无一人的国务院大楼,他通知艾奇逊,由于经济危机(一半以上的工业已经停产了),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将在六个星期后结束。英国方面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两份文件,一份文件描述了希腊的经济和军队的情况,文件估计希腊当前的外汇需求在24000万美元到28000万美元之间,此外,在今后几年还需要大量的钱。另一份文件报告土耳其的情况稍好一些,不过,由于它既要装备和维持一支足以对抗俄国压力的现代化的大型军队,又得注重本国的经济建设,因而在财政上仍然无力兼顾。英国人传递的信息自然正中美国人下怀,国务卿马歇尔后来曾说:“这就等于是英国撤出中东了,至于谁来继承,是不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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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为了实现该目标,他一方面尽可能地扩大苏联的领土,另一方面力图在苏联国界周围建立起独占和排他的势力范围。不过,即便如此,斯大林并没有放弃同美国合作并和平相处的想法。这种想法并非不切实际,在斯大林看来,“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必要的”①为了进一步谋求苏美之间的战后合作,斯大林不止一次同美国总统进行交流沟通。例如,在1945年4月13日致电杜鲁门时,他就明确表示坚信“在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肩负了主要重担的各大国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也将得到加强”。而仅仅两个月之后,6月11日他再次致电美国总统,重申完全相信,为了两国人民的幸福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持久合作,苏联和美国之间在共同斗争时期得到加强的友好联系将继续发展下去。在苏联方面看来,推行大国合作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特别是鉴于苏联同美国和英国没有领土与经济纷争,而美国在推行其战略时亦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同时,苏联坚信通过与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竞争,就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优势”。它还相信,和平环境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实现世界革命的理想。为了保证大国合作的政治路线的实施,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较为克制的政策和措施。斯大林尽可能地遵守了战时同盟所达成的各项谅解与协议,特别是不想伸手插入美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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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nlos2019-12-01但与此同时,战争对苏联造成的损害同样显著。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大得惊人:这个国家失去了至少2700万人口和近四分之一的社会财富,1700多个城市被破坏,31000多个工厂被损毁,伴随其人力资源枯竭而来的是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破坏,1945年的谷物产量仅达1940年的50%、钢产量只有1940年的65%。探究这一切发生的根源,斯大林在很大程度上将之归因于苏联国家安全保障的缺失。于是,如何确保战后国家安全无虞极大地吸引着莫斯科的注意力,安全问题成了战后苏联领导人考虑的最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