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欧洲史04

• 老了的老豹子

  2020-07-28
  伯克呼吁用“经验”来指导政治，这一倡议得到了其他保字主义者的赞同，尤其是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其实，人们可以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发现在更大范围上的与“传统”和“历史”有关的倡议，而伯克的倡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倡议认为，由于社会和政府都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所以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若要进行改变或变革，就必须循序渐进，而且还要适当考虑以前的历史进程和国际惯例。之前平衡的组织结构是精心建立起来的，若对其进行调整，则可能危害全局，上述提议正是从逻辑上考虑到了这个极端，所以才被用来证明保持完整现状的正确性。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明显的趋向，那就是抵制任何对传统秩序的改变。这种趋向在当时是很明显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既体现在了诸如博纳尔德和德・迈斯特这样的法国作家笔下，也体现在了瑞士政治理论家卡尔・路德维格・冯・哈勒（ Carl Ludwig von Haller，17681854）的作品中。然而，伯克的观点却与之背道而驰，他是一位顺应时势、心思缜密的思想家，坚持认为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是自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改变。事实确乎如此，从某些角度来看，伯克的保守主义观点带有达尔文自然选择原理的特征，因为他强调一套政治体系只有在经受了实际检验后才能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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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02
  到了19世纪50和60年代，工人阶级激进主义仅在由男性组成的政治协会和贸易联合会中快速地生根发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转变是英国经济向大规模工业化过渡的产物。即便如此，涉及全面的公民权利问题时，男性工人阶级也力图把自己和女性工人阶级区别开来。比如，他们宣称可以借由自身的“男子气概”来净化政治体系，这是因为“男子气概”和陈腐贵族身上的“娇气”迎然不同。他们宣称，“理智和值得尊重的男子气”是他们在内涵上和“非理性的女人”不ー样的地方。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中期后，把妇女从工人阶级政治积极分子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男性选举权，而这种现象对英国上层阶级的威胁就没那么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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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24
  19世纪，“民族”本身其实不能算是新词汇。拉丁语中的natio”一词就是指“种族”或“族群”，该词来源于罗马帝国时期。在欧洲中部，从15世纪以来，“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一说法就已广为人知。但是，这些词的早期用法和现在关于民族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欧洲，“民族”一词最多含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体之意。而在近现代，“民族”被看作个政治意义上的实体，这个实体由共同生活在一片互相联系且有界线的领土范围内的全部本土居民组成。由此，这个词带有民主的含义，因为它暗示着生活在同一民族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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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24
  19世纪欧洲的“古典自由主义”与我们今天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从20世纪早期开始，自由主义就不仅包含政治权利，而且包含各种社会权利，例如最低生活标准权利，包括食物、住房、教育和医疗。虽然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支持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原则，但他们并不认可这些社会权利。他们把最高价值寄托于人类个体之上，声称如果有足够的行动自由、不受政府的约東，人类将是发挥自身潜能的最佳群体。“自由”是他们信条的核心，包括免遭任意逮捕和监禁，拥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最后自由主义者还强调理性的权威，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是可以达到完美的。守旧派总是把过去理想化，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看作本质上的一种循序渐进，他们相信，理性的政府将会促使社会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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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23
  也许拿破仑最为长远的影响存在于欧洲领土之外。在1799年拿破仑政变之前，他在埃及的战役就已经将大革命的理念传播到中东地区许多统治者受其鼓舞进行了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比如1805-1849年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 Muhammad Ali）「4。1808-1813年的半岛战役，动摇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直至19世纪20年代西、葡在拉丁美洲的统治地位完全瓦解。新一代的拉美独立战士在传奇人物如西蒙·玻利瓦尔（ Simon Bolivar，1783-1830）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 Antonio Jose Sucre，1795-1830）的领导下，效仿拿破仓的方式争取独立，也体现出受大革命思想影响之深。拿破仓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依旧余波未平，相继影响了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领袖。因此，在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整个世界的过程中，拿破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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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23
  拿破仑一开始是受欢迎的，至少在部分地区是这样，因为他以一个解放者的姿态，帮助平民阶级从传统的债务和约東中解脱出来。但是，从长远来看，热情逐渐转变成了憎恶，因为很明显，帝国的成员国仅仅是法国的卫星国，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拿破仑提供人力、财力和其他给养，来支持他进一步的征服和扩张。拿破仑的新秩序尽管很大程度上不像下一个世纪希特勒的政策一样冷醋无情，但是对当代人而言，也不会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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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22
  1806年11月，拿破仑颁布了著名的《柏林敕令》（ Berlin Decree），正式推行大陆封锁政策，禁止同英国的一切商贸往来。从那以后，英国商人在欧洲大陆的主要遭遇就是被拘押；所有从英国运来的或者英国及其殖民地生产的货物都要被无条件没收。不论国籍和民族，所有直接从英国港口来的商贩都被禁止进入欧洲大陆。因为这一敕令也同样在法兰西的各附属国和盟国推行，所以，拿破仑要建立的是一条长长的封锁线从德意志北部港口一直延伸到意大利半岛南端。由于法国舰队的实力有限，拿破仑并不指望能封锁英国港口，所以敕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所有的船只（中立国的和英国的）把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带入欧洲大陆。拿破仑的目标是保护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制造商和商人能摆脱从前被英国人控制市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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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21
  《拿破仑法典》是无与伦比的。法典从其起源来看其实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它们借鉴了传播到法国南部的罗马法律的精华，以及北部省份日耳曼人的法律条例。它们同大革命时期的法律相融合，强烈动摇了法国社会的等级架构并改变了个人的社会地位。这一系列的法典适应了资本主义导向的社会，这一源于大革命的社会形态强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也设置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例。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19世纪法国的法典被广泛借鉴和模仿的原因。当然，法国也将法典直接应用在其征服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奥属尼德兰、荷兰、瑞士、卢森堡及德意志的一些邦国。然而法典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它传播到了诸如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州，以及美国的中部和南部等新世界的地区，甚至远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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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13
  始于1789年的这场动乱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在法国和整个欧洲激起了持续的政治动荡。1789-1794年间，二系列越来越激进的政权统治着法国。1789~-1792年间最初的革命领袖包括进步贵族、牧师及资产阶级活动家，他们希望用君主立宪制度来调和国民与国王之间的关系。成立于1789年6月的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在发布《1791年宪法》（ Constitution of1791）后就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依据宪法条款所推举的立法议会（ Legislative Assembly）1792年秋天，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而国王路易十六则因叛国罪受到审判。被称为吉伦特派（ Girondins）的温和派共和党人试图保全国王的性命，但更为激进的雅各宾派（ Jacobins）坚持把他当作国民之敌处死。立法议会被新选举的国民公会（ National Convention）所取代，后者正式统治法国到1795年，并为政府提供了新的工具，即从未执行的1793年宪法（ Constitution of1793）。在1793-1794年恐怖时期，许多吉伦特派甚至雅各宾派领袖死在了断头台的刀刃下，因为公共安全委员会（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及其同事遺责他们不够有革命热情。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倒台后，法国恢复了几年的相对稳定。依据“1795年宪法”（ Constitution of1795）成立的督政府把行政权归五名“督政官”所有，立法权归两院会议（ bicameral assembly）所有。然而事实证明该制度无法在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的1799年政变中保全自身，该政变导致了16年愈演愈烈的战争，以及革命思想在欧洲大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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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2-08
  法国革命者因其主张的全球性而与之前所有政治叛乱者不同。之前的革命领袖，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和18世纪70年代英国的美洲殖民地的革命领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传统的名义进行斗争的。例如，美洲革命者在独立战争之初主要是不满英国皇室侵犯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尤其是他们未经同意不得被征税的权利。在法国，情况则完全相反，更为激进的革命者相信，他们的任务是摧毁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并在旧世界的灰烟中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世界。
• 平中要

  2018-07-16
  生活在拿破仑帝国的许多公民可以说受益良多，不仅享有更加有效的行政机构，更公平的法律，更合理的税收责任分配，还有其他诸多由法兰西规章带来的进步。
• 爱夏

  2021-02-06
  法国大革命有着深刻的新维度，但是缺少一些切实的或者是可以量化的东西：它植根于政治想象的领域。尽管先前在世界各地已有了不计其数的社会、政治暴动，但没有哪一次能与1789年的大革命相提并论。大革命的领导人提出的政治信条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下：第一，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而且应该）在纯粹理性的原则上进行组织安排，因此，理性的权力要始终高于传统权力。第二，他们认为通往新理性统治的路径应该是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样，人民的意志将被引导走向乌托邦社会。两者的结合为强有力而活跃的新政治形态奠定了基础，激励着更多法国之外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