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的维度

• 海绵

  2022-11-03
  欧内斯特.勒南20世纪中叶提出了500年来潜藏于欧洲人心目中的理论—— 一个不进行殖民的国家不可挽回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投身于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之中(案，如果不对外扩张，必然引发国内战争）。上等民族征服一个下等民族国家，然后在那边定居，以便统治他们，没有什么不妥。英国在印度搞了这种类型的殖民化，对印度、对人类以及它自己都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平等的种族相互征服应受到谴责，一如有民族变成劣等，或者被上等民族欺凌之为人类的宿争…行使帝国统治，这就是我们的天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欧洲各帝国的解体，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但我们不要忘记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帝国拥有一个民主国家作为中枢，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帝国权力不能在否认自己的同时维持自已的存在。国民党失败后，那些统治中国的人以俄国为范本。不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多少是属于苏维埃共产主义，有多少是受中国本身的启发，他们不明白让自由得以走出传统的智慧。由于王朝已经不是政治统一体的中枢，传统或者教会需要依靠于人的意志或者文化共同体之存在。当人的意志与共同体相一致，国家就同时是前人与今人的成果，它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成熟，而又维持着当今人们的热情。只要人类被分在各个主权体，国家就需要有一个原则，它可以是王朝的、宗教的或者民族的。这个原则，不论具体是什么，都很容易引起争端，遭到聪明人的斥责。一切把个人统一在一起的东西，也同样让群体相互对立起来。宣扬普世宗教，与宣扬民族理念一样，让人们相互斗争。
• 海绵

  2022-10-19
  文化同质性是历史的结果，通常而言是征服的结果。最后，实属于某个文化与愿意属于某个政治统一体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阿尔萨斯人说的是一种日耳曼方言。在中世纪时它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在1871年普鲁士获得胜利的时候，它仍然保留了成为法国一部分的意愿。民族性原则可以有多重解释，这取决于我们是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愿意成为法国的一部分的观念），还是强调人们即便否认也仍然参与其中的民族实体（德国意识形态的倾向）。按:如果强调人的自由选择，那么全民公投是这自由选择的体现；如果强调意识形态的选择需要，那么政治强力或者武力征服就是这种情况的体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宣传中所使用到的更为含糊的词语。突尼斯或者摩洛哥的民族主义与它们追求独立相一致。可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民族统一体已经牢固建立了的国家，它们的民族主义又是指什么呢？是有关民族使命的宏伟观念？还是它们所代表的独特价值观的喜爱？前者体现的是一种权势欲，进而转化为扩张的意志；后者是一种爱国主义情怀，国家缺之不可。出于革命或者宗教的借口，出于普遍性或者特殊性的理由，一切大的民族主义理论都最终认可了征服的意义，即便在理论上与民族性的观念相悖。雅各宾党人将自由带上了刺刀尖，泛日耳曼主义者梦想着将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到一个国家之中，这些观念早在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颂扬优秀民族奴役劣等民族的权利之前就已诞生；公元3世纪罗马的救世主降临说早在解放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前即已出现。只要扩张被视为是国家的自然法则，民族主义就很容易滑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服从于权力意志。先是1848年，然后又是1918年，民族诉求，加上自由的理念，在乐观主义者的眼中，似乎可保人类在自由中安享和平。在1871年，1939年，整个20世纪的历史似乎以霸权争夺为主题，即便德国统一和中东欧民族的解放曾是关键词而不只是法学家或者哲人的论据。
• 海绵

  2022-10-16
  战争既是合作也是竞争。它考验人们联合起来对抗他人的能力，而他人也同样在抵抗的意志中联合起来。它激发起统治和征服的骄傲，而这种对抗又没有完全脱离理性。……修昔底德很简单地解释了城邦之间为什么会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以及让城邦加入一方或另一方的各种原因（强迫，信念，利益，审慎）。他在解释的时候没有任何娇揉造作或是愤世嫉俗。我们离现代的国家平等原则很远，也离一种更为粗浅的形而上学很远。这种形而上学想要忽视这种既没有被无视又没有得到遵守的规范。修昔底德并没有天真地去怀疑，归根结底在战争中利益的考量胜过法律或正义的考量。但是，如果武力没有因违反法律而一直走到自己的终点，走向自我毁灭的话，战争也许就不会是一种极度具有人类特征的表现。战争是合作与竞争、纪律与激情、勇气与智慧、法律与暴力的辩证，它在相对立的极限之间游走，因为它是行动中的敌对，运动中的矛盾。完美的政治是让这些矛盾停息，是和平。战争是解放这些在稳定政权下被压制的矛盾。如果政治是理性、美德与和平的话，战争就是其否定。如果理性、美德与和平只有在短暂的幸运时光才存在的话，战争的形象就是穿越人类存在的火车：人类无力实现他们所构想的秩序，无力企及他们所朝向的终点。
• 海绵

  2022-10-10
  我们所有人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学科之间需要合作，历史真相是一个整体，对它的认识也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但是，仅仅通过罗列事实，或者罗列各个部分远不能构成一个整体。仅仅在叙述20世纪的外交波折时添加经济或意识形态起源一章，并不足以重构我们所试图捕捉的历史进程次序。换言之，好奇心的扩展和更新，更多带来的是一种科学和哲学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学派之间的争吵：历史存在的每个方面都不能孤立对待，如何将它们一个一个串联起来，既不忽观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不忽视他们各自具有的相对独立性？
• 海绵

  2022-10-03
  技术的历史是进步的历史，但这并不能说明，一个给定社会的技术会持续进步，甚至也不能说明，像我门这样一个对进步有所意识和意愿的社会，就不会遇上停滞的时期，甚或是，如果碰上了核弹灾难，技术反而会发生倒退。
• 海绵

  2022-09-30
  如果预知未来必然的能力超出了人类知性的禀赋，那么，如何决定史前时代的终结，即如何确定在某个社会中人类的天职已经完成，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或者，我们用一个非宗教的、没有神秘和奇迹的事件定义史前时代的终结，并且，这个终结是人类力所能及的；但我们要自问，为什么我们要美化一个平庸的历史片段：例如，如果说共产党当政，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打破了人类事务的正常运作，哲学家（不论褒贬）为这个事件赋予了巨大特权，这不由得让我们惊讶，因为这个事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数千年来与之作斗争的那些问题。或者，我们用某些极端的新事物定义这个裂变：人类全面主宰了自然，生产力的发展足够让阶级之间不再因分配而斗争，物质条件极其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生活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只是改变了——声望和权力将会是群体、个人之间斗争的导火索，只不过集体资源分配的间题不再会引发竞争。但是，没有任何经济革命或政治革命能够承诺在很短的未来让物质条件极其丰富，所有经济体制，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苏维埃式的，只要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有助于我们向这种状态靠近。 (按，所谓的意识形态极具欺骗性）我们没有理由为工业社会现有形态中的任何一种体制赋予特别的地位。我们可以讨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和集体所有分别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不论哪一种所有制，它本身都不足以保证所有劳动者的人道性和效率。同样，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结果，可能褒贬不一，但是消除市场机制并没有提升所有人的平等与自由。社会主义没有发掘出意想不到的、未曾利用的财富。权力的主人、企业的管理者，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不论在昨天还是今天，都需要用严格的组织纪律管理劳动者，激发劳动者斗志，分配收益，防止懒惰，惩罚疏忽。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中看到了这一点：现代工业所体现的非人性并不应归咎于所有权的状况，而应该归咎于社会和经济的收益分配权，这是任...
• 海绵

  2022-09-30
  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人总是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他们受权力意志的驱使，作威作福，和平难以维持下去。诸多文明所经历过的悲剧，正是源自人类的内心。也许，强者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动荡同样无法避免。这种宿命永远镌刻在人类天性之，不会发生改变。伯罗奔尼散战争终结于某个日期，雅典的投降是战争的终点。但对于善良的人而言，这并非是他们所想要的一个有意义的结束。战争结束，人类仍然自行其道，他们没有穿越制度发展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场悲剧来理解，一系列审慎的决策、错误的估计、非理性的冲动和偶然性决定了它的进程。我们最终找出了命运的主线，它似乎外在于无数行动者中的每一个人，因为它是他们的竞争、他们的战斗的结果，它可以理解，但并不合理。马克思主义并不指望通过教育和科学实现一个人道、正义的社会。它认为残酷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不可缺少的发动机。它确定了人类历程的主要阶段，以生产力发展状况(按，GDP）作为每个阶段的标志，用体制内部的矛盾来解释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原因。最后，它希望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清除最后的矛盾。历史的未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所预知？在未实现之前，行动者所知道的未来究竟有多少确定性？……在理论上，捕捉延伸到未来的一种因果联系，并不比捕捉过去所观察到的联系更为困难。过去和未来，本身就是同质的。我们的预见能力与解释能力是齐头并进的。因果必然性使我们有预见的可能性。但是，在所有科学，当然也包括历史科学中，我们只在孤立的事件中确定因果关系；这些事实产生于它们的环境，而事件之间的因果则不是这些科学的考虑对象。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在孤立事件之间确立的因果联系具有不确定性、模棱两可的可能性最大，原因有很多：因为这些事件没有得到完备的界定，事件的序列不可能完全被分离开来，外在的现象可以调整、扭转或打乱事件预定的进程。局部的历史预见——比如体制会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推翻？——与在...
• 海绵

  2022-09-26
  历史永远为生活服务，评判过去，为当下生活提供典范；或者将当下时刻在过去的历程中找到定位。历史所表达的是当下与过去之间的对话，在这对话中，当下享有主动。(按:历史意义所在）历史有其自身的价值或现实利益，但它不具备自然科学那样的普遍有效性，历史的有效性是因时而异的。因而证明了这条经典的箴言：每个社会都有自已的历史，并随着自身的变迁而将之重写。过去绝对不会固定下来，除非不再有未来。(按:历史“重写”不是主观任意涂写，而是不断地有考古新挖掘、史料再填充、书写再修正的过程；也是不断重返历史、重读历史、重新诠释历史的过程，这是历史赋予当下生活的意义所在。历史不是死的过去，而是鲜活的现在。）历史认识不能够为社会和时代、为销声匿迹的文化赋予一个唯一的版本，这种唯一的含义，不论在人间还是在天国，都从来没有存在过。对过去连续不断的发现和重新发现，表现的是一场与人类本身并行不衰的对话，一场定义历史之实质的对话：集体和个人从中辨认出了自己，并在对话中丰富了自己。历史统一性可能是含糊的，其边界可能是不明确的。古典世界向中世纪、中世纪向现代的变迁的分界线可能难以觉察，历史学家也许可以随意地将分界线前后推移——这些是大家都承认的。这些不确定性与历史认知不可分离。克服这些不确定性，最好的办法就是置身于所考虑的时期或文明的内心，步步追溯，直到有区别的特征消失，觉察到另一个迥异的整体为止。既然不同社会体制、政治制度、世界观有不可化约的多元性，历史学家就应该致力于从特殊性中理解每一种形式，发掘激发性的冲力和每个大单位自身的资质。……关注人类在过去许许多多世纪的存在和所创造的无穷无尽的成果，无疑是历史意识的一个本质特征。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经历至少表明了，各种形式的剥削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消失而消失。它表明了，官僚暴政这种体制模式，对人群的操纵、对生产资料的操纵，可以让领导精英享受某种绝对权...
• 海绵

  2022-09-26
  若干年前，在吉福特讲座的“大纲”中，我们读到了保罗·瓦莱里的名言：“我们各个不同的文明，在今天明白了我们都会死去。”阿隆对此作了如是评价：“我想用一个更为广义的公式，替代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激发的公式：‘我们不同的人，身处科学社会和原子时代，明白了我们都参与到了历史当中。”。 ……不可能把历史当作纯粹的事件来思考，不可能以一种纯粹的内在性（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拥有的意识之外）来理解历史的意义。历史可以是普世的，但不会是直截了当的。(按:思考历史均有当下现实意义，其原因在于历史的普世性。所以，历史重现存在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是局部的重叠，但核心不变）。……历史的多元性因此具有两个层面：一历史学家应该考虑到多少层面的多元性，才不至于落人历史终结理论的窠臼？二多元性的问题实际上同时摆在多个层面：历史建构、历史方法以及每个人都想为人类史诗赋予的意义。阿隆着手反驳了多元主义哲学。在他看来，这些哲学将文明置于历史法则之下，拒绝否认历史统一体的存在，将人类分解为文明或者文化，分解成一个个现代的单体，各自都有相当的封闭性，人们因此也就不可能为历史运动蒙上一层意义。(按:历史不可分割成单体事件，是多元相互作用结果，宏大开阔的历史观相当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