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本 柄谷行人文学论集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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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568531712022-06-22“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健三在这一方面倒是很旧派。他想践行自己必须为自己活着的主义，又毫无顾忌地从一开始就假定妻子只为了丈夫而活着”（《道草》）。这种矛盾在现在的知识人当中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比如，不论打开战后的哪部小说来看都可以找到仅为特殊的知识人设定的通用的高级（虽然一点都不高级）对话和独白，但是像《明暗》中的人物那样用平凡人的逻辑分明地自我主张的，则几乎不存在。而我们只能把它归咎于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如果是那样，那么舒适的时代不是更困难吗？实际上这就是《道草》这部作品的重要性所在。以“一战战后派”为中心的战后文学说起来是绕过《道草》生成的文学，即没有在内心经历过将《道草》相对化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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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2022-02-07这个世界让我想到了《梦十夜》。他想往哪里去？那里不仅意味着地上明亮的地方，还意味着要从现实中把被剥离的外界或者是自己给找回。问题是，虽然他拼命地去寻找出口，但对他者却漠不关心，只是距离他者远远地站着，那是荒凉的心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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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到了柄谷写《伦理21》的21世纪初期，他再次将康德与马克思作了连结，强调“伦理”乃主体/他者关系，更是自由与实践。康德所说的不只把他人视为手段，也要把他人视为目的被柄谷反复引用，指出前者扣合结构主义主体观，后者则是解构主义的左翼出路。哪怕自由意志不存在，它只是结构的产物，只要把自己当作自由意志的主体，去承担选择的后果，那么我们就是自由的。经由柄谷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实践伦理的推衍，感知他人的疼痛就转为实践的方针了。再回到柄谷思想的源点。他那时更着眼于理解强迫人的结构性之物的无法穿透性。森鸥外所要拒绝的，就是对事件持穿透性的观点。柄谷继而谈到马克思颠覆黑格尔的意义，以为并不在于用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马克思否定的恰恰是黑格尔对历史的穿透性理解。柄谷认为，那种结构性的东西不为肉眼所见，只是作为束缚人的力量暧昧地呈现出来。人们却无所知。人们的确很无知。但是谁又能逃脱无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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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柄谷行人近乎执拗地去寻找被排除的偶然性，并且向各式各样的偶然性开放，拒绝被绝对的权力绑架，反抗不合理。反抗不合理，包含着在与他者的遭遇中恢复自身意义的行为，而自身意义的恢复，用柄谷行人的话说，“是以在无神的世界作为神的代理的他者为前提的伦理行为”(《意义这种病--麦克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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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事实上，柄谷行人的学问生涯并没有离开过文学。 就像当日本出现了“马克思送葬派”时柄谷开始重返马克思那样，在意识到文学的终结时，他去探讨文学的起源，在文艺批评已死的情境下，他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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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而到了1990年代，那样的文学骤然走向衰落，开始丧失了知性的冲击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上健次之死(1992年)象征着作为总体的近代文学之死。那已经不再是另一种可能性。只能是终焉。当然，文学可能还会继续，也许还会繁荣。但是它已经不再是我所关心的文学了。实际上我与文学的缘分已经断了。也许是我的错，但都没关系。我奉行不喜欢就不做主义。并且我还有其他想要做的事情。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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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因此在安吾那里，所谓的“堕落”，无非是彻底放弃自己所具有的意义或者思考。拿安吾战后所写的小说来说，那就是《白痴》。这部小说固然是基于他的女性体验，然而远在那之前，他就从“白痴”起步了，或者说就开始他的“闹剧”了更好一些。安吾对“堕落”的思考方式与众不同。为了观察这一点，我们以与他同时代的德国的哲学家为例。海德格尔也强调堕落(Verfall-日语译作“堕落”)。在他那里，堕落有如下意味:人的存在本来就与死相关，然而要不断地从此处向日常性逃避。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堕落”。但是毋宁说那样很容易理解，且属于老生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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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在马克思那里，说起来宗教(幻想)的对立面不是非宗教(启蒙主义)，而是“现实”。恐怕他的这种认识也不是通过学习哲学获得的。他们在思想上的独创在于一举突破了下面这样一种逻辑的球体:即将“游戏”与“认真”、“梦”与“觉醒”并置而形成的一种平板单调的、最终不得不在 其中反复空转的逻辑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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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livia2024-09-06通常认为在没有道德的地方，人们也没有被抛弃，文学是无法成立的，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却总要面临一些必 然如此的悬崖，在那里，没有道德本身就是道德。 他把这些故事共通的一个性质，即把人抛弃掉的某 种感觉理解为“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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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友2568531712022-06-22最初他任由他人讨厌和轻蔑， 如今在津田面前艰难地讲述着想要摆脱自我矛盾状态的 “理想”。所谓的“自我矛盾”，一边是把津田和阿延的苦恼说成是“衣食无忧的伙伴”的“余裕”中生出来的“奢侈”的游戏，而一边则是拜他们的“余裕”所赐，他才能够拿到钱。他做不到不怀矛盾地谈论“理想”。他是被警察标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或许他的“社会主义”与后来帝国大学的秀才们作为科学真理，或者有“余裕”的人因为罪责感讲述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就像阿延把小林当成傻瓜那样，小林也会把那样的秀才们当成傻瓜吧。倒不如说小林让人想起了明治的社会主义者石川啄木。我推测，漱石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小林这个形象的。比如《罪与罚》中的醉汉马美拉多夫，让女儿去做了卖春妇，还像是自虐一样洋洋得意地讲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