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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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无名者的生活》一文中曾经揭示了一种与英雄史诗相对的，书写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历史故事的可能性：“无数苦难，重重艰辛，却凝聚在片语只言中。短促的生活，只是出于偶然才有机会留在书本或文献中。他们也是榜样，但与那些在生平业绩被阅读时会光芒熠熠的圣贤相反，他们与其说提供了有待深思的教训，不如说是一些短促的效果，这些效果的力量转瞬即逝。‘故事（nouvelle）’这个词最适合用来称呼这些文本，体现它们涉及的双方面的特征：叙述一闪而过，事件却确有其事。”1丹麦作家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也曾说过：“所有的悲伤都可以忍受，如果你把它们放在故事里，或是诉说一个关于它们的故事（All sorrows can be borne if you put theminto a story or tell a story abou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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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在红芹姐身上，我们看到农村女性深层内化的性别角色，即便她们常年在大城市里生活，逐渐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价值体系，也依旧无法摆脱父权体系下传统的家庭分工：每一位“好女人”，都要成为“好妻子”“好妈妈”“好儿媳”，不断地去维护，乃至补偿男性在公共视野下所代表的一家之主的正面形象，而女性的压力与脆弱，甚至遭遇的痛苦，则内隐为照料家庭的份内责任和伦理道德上的坚韧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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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我现在虽然说没有什么钱，但是我觉得我需要过好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我不想过那种低级的生活。你想过好生活就得有压力，没有压力的话，你的人生就是很平淡，就像开水一样寡淡无味，付出就必须有回报，所以卖菜虽然说累，说苦，但是卖菜能给我带来财富，能给我带来我想要的生活。如果说我给别人打工或者千点别的挣不了钱，我的生活什么都下降。如果说我没有钱了，我去买一双百丽的鞋，花个七八百块钱我舍得吗？但是你要是做生意的话，你感觉你能，有苦才有甜，是不是？你愿意付出你就能得到，你不愿意付出你还要得到，那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有好命，是不是？我们没有背景，只能靠自己的双手打拼天下，在北京新发地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待得住的，养活一家人生存真的很难，谁要但凡几有一，点能力，谁在这天天熬夜，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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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红芹姐信命，在新发地附近的出租屋里，她专门有个房间供奉了一尊财神和一尊观音菩萨。她告诉我，算命的讲，她是华盖命，就是帝王头上的那顶罩子，虽然华美，却终究是为别人遮风挡雨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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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疼痛的体验其实有着不可言说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就曾说过，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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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红芹姐告诉我们，夏天的时候，北京本地的菠菜长不出来，因为天气太热了，基本上都是从内蒙古那边拉来的菠菜，是干菠菜。把干菠菜买回来，就要一棵棵地择出来扎成一个把状，再浸水洗干净，才能变成我们到超市去买的那种扎把的小菠菜。到了天冷的时候，新发地的菠菜才是本地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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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自2014年开始，文学小组每到年底都会将小组成员的所有年度作品编辑成册，至2020年，已有6册《皮村文学》。在每一册《皮村文学》的封底，都印着同样的两行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本自己设计、自己印刷、只在内部传阅的小书，承载了太多工友的文学理想，他们透过文字传达出对于现实的寄托，让我们看见漂泊中那些无所寄托的感情以及生活里的褶皱与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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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大城市与精神生活》里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一个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如何保持独立个性并存活？”在齐美尔看来，城市生活的真正核心是居于其间的人，只有看到城市里的人，才可以思考大城市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大城市里，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强调理性主义，凡事都精于计算、利益当先，所以导致“大城市人相互之间的心理状态一般可以叫作：矜持。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在大城市里，如果跟如此众多的人的不断表面接触中都要像小城市里的人那样做出内心反应，那么他除非会分身术，否则将陷于完全不可设想的心理状态…于是，我们跟多年的老邻居往往也互不相见，互不认识，往往教小城市里的人以为我们冷漠，毫无感情。”但与此同时，城市交往中特有的矜持，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大都市的人可以保持合适的距离分寸，人们不会被烦琐的人情世故所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可留在大城市过着辛苦打拼的生活，也不愿意回到家乡的“熟人社会”之中，被迫接受各路亲戚、街坊的关心和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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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就如同《异乡人》中文版的封面上所写的：“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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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因为如果我去做别的事情，可能有点困难。确实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每个人确实不一样，但我可以把握眼前，我不能把眼前这个东西丢掉，我总得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我做别的事情，寻找人生别的方面，结果却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或者不是那么顺利，我还可以回来继续做（门窗）这一行，虽然说有一点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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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对华人洗衣工的研究，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旅居者（sojourner）”。由于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膜、主体能力的局限等多方面原因，“旅居者”往往只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不断遭受不平等对待、孤立和隔离，被迫在劳动力市场上屈居从属地位，成为城市里的边缘人。同时，他们又面临着新旧生活和价值观念的相互冲击，也不断寻求解决的方法，却又常常得不到制度性的帮助，个体化人生只能处于“靠自己而活”的现实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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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正如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所说的：“通往身份的道路上，是一场持久战，是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并总是受到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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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这些都市的边缘人也在“生存”，而非只是“存在”。存在是一种静态，生存却是一个过程，并被身后复杂的城市发展逻辑深深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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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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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田长笑2023-06-08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地，一座梦想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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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弎氺、2023-01-05在本书第一章里，我曾经介绍过我做的一项关于城市外来农民工工作、生活状况的深度调查。这项调查就发现，外来打工者对自己健康情况的自我评估与处理应对方式，表现出了较为被动的态度。在患病或受伤时，他们很少去就医，多数选择自行吃药或硬撑。在一个月内曾经得过一些小病的被调查者中，有50%选择“自己买药吃”，35%选择“挺着”，仅有15%会去医院看病。而在处理日常感冒等病症的方式上，仅有一成左右的被调查者选择“去医院看病”，大部分则倾向以自行购买药物和无诊断自愈的方式等待康复。打工者普遍轻视个人健康的行为背后，固然有健康意识层面的不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城乡流动中缺乏必需的基本医疗保险，导致这一群体看病更难、更贵，从而更愿意选择自己“挺着”，能省一点是一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仅为17。6%。因此，如何将政策覆盖到需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群体身上，是在政策层面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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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弎氺、2022-12-30可以说，如今相对稳定的经济状况全部是红芹姐靠着自己的劳动才获得的。但她仍然视自己的女性身份为轻，不自觉地把婚姻视作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即使在婚姻中，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红芹姐并没有获得丈夫家庭的资源和太多额外的支持，更是一度因丈夫背上了高额的外债。在她的叙述中，提到了好多次“我老公”，但很多关键时刻，她的丈夫在哪里呢？独自拎着大包坐火车时、被诊断出子宫肌瘤每天睡前用手机搜索医疗方法时、做完手术时、和隔壁摊位斗气时…红芹姐讲到早年经历时，还稍稍提到过丈夫原来有赌博的毛病，也说双方脾气都暴躁，很容易吵架，但上述芥蒂，都在相处过程中被淡化了。这种支持的缺乏也体现在红芹姐的生育经历中，她都没有想过去大医院寻求帮助而是在小诊所生了孩子，“给他们家省了多少钱”。在红芹姐身上，我们看到农村女性深层内化的性别角色即便她们常年在大城市里生活，逐渐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和价值体系，也依旧无法摆脱父权体系下传统的家庭分工：每一位“好女人”，都要成为“好妻子”“好妈妈”“好儿媳”，不断地去维护，乃至补偿男性在公共视野下所代表的一家之主的正面形象，而女性的压力与脆弱，甚至遭遇的痛苦，则内隐为照料家庭的份内责任和伦理道德上的坚韧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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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弎氺、2022-12-30同时，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接受访谈的所有打工写作者均为男性，这并非由于我们的疏忽，而是文学小组成员的男女性别比本就严重失衡，这反映出底层女性在文学写作与表达上的缺失。她们同样遭遇着身份认同的焦虑，被社会现实所忽略，在城市中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游状态，她们的观察与写作理应更加细腻和清醒。但即便打工女性在城市多年的生活已经大大提高了她们的个人主体性和决策权，但在现有父权文化体系下，她们依旧需要接受她们的性别身份，在家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并遵循文化传统的预期，回到农村结婚、生儿育女，为家庭贡献出她们的一生。来了又去的媒体记者，一次又一次的媒体轰炸与狂欢，并没能给打工者们的生活境遇带来真正的关注与改善。他们不会去探讨这个群体的表达所指向的真正内涵，不会去关注个体的际遇，更不会深入整个群体的苦难；他们关注的是“文学”，是“才华”，是脱离作者生活实际的文学“评价”。但事实上，文学写作只是大多数工友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工作、在流汗。而媒体的热议、个体的成名，不能代表整个群体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关注，这些媒体目光的聚焦与流散，只是漫长黑夜里一个个转瞬即逝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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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弎氺、2022-12-30“悬浮社会”的产生，来自社会的加速转型和巨大分化。整个社会，就像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轰鸣着一路向前，车上的我们，也像是在赶早高峰的地铁，被后面的人潮推着往前走。我们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时候，却逐渐堕入欲望的陷阱，在追求不断向前的现代社会里丢掉底线和尊严；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扩大了社会不公，导致向上流动固化、向下流动加速，底层的生活愈加困顿和边缘化，从而引起了道德价值的失落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孙立平多年前曾将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称为“断裂”社会，并认为“断裂”的社会结构并非稳定的金字塔式，而是马拉松赛式。金字塔式的结构中，虽然人们的地位高低不同，但“同时又在同一个结构中”；然而，在马拉松赛式的结构中，“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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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弎氺、2022-12-28“务工”一词，本身已经诠释了他们从个体变成劳动主体的过程，并且决定了他们的劳动身份：他们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拥有权利地位的“工人阶级”，也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从事传统农活的“农民阶级”。“务工”意味着劳动只是临时性的工作，是随时会被解雇的劳动身份无法享受到诸如住房补贴、医保、教育等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