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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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西晋宗室诸王与此前历代王朝宗室最大的不同是，宗室诸王并不一定要就国，而可以担任中央的官僚，而且所任官职明显倾向于军事相关的职务。（P204） 西晋时期优待宗室的措施，唐长孺已指出其私的一面，即司马氏家族为保持对其他贵族的优势地位，防止他人算夺帝位；而与私的一面相比，宗室诸王掌握禁军所发挥的公的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即支撑国家体制，并维持秩序。西晋宗室诸王出镇地方意味着官僚掌握军事力量，这是国家体制从内部而非皮肉瓦解的罪魁祸首，也是悲剧之源。（P205） 魏晋国家体制的形式就是军队与舆论的结合，而皇帝就处在这两者的结合点上，皇帝的权威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两者共同支撑，并由此产生的。而在西晋王朝陷入不断私权化的国家体制危机之际、與论为了反对这种私权化，恢复国家的公权机能，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就是八王之乱历次争斗下的内在暗流，这股暗流浮现在表面上的契机便是象征国家意志的诏敕、驺虞幡的登场。随着八王之乱扩大到内战层面，直接获得皇帝的诏敕已变得不可能。为了让自己的举兵正当化，与與论同道的宗室诸王便走上了前台。（P220） 八王之乱中，西晋的宗室走上台前，特别是出镇地方的宗室诸王成为内乱的主角。关于西晋的宗室，与前朝不同的点是能够任官参与政治，而他们就任的官职又多与军事相关，其中尤以作为都督出镇最为典型。这一出镇体制虽然自曹魏以来就是地方统治体制的根基，但进入西晋以后，主要的都督为宗室独占。地方蕴含着分离倾向，而皇帝将地方上以军事为核心的自主权大幅委托给宗室诸王，原本是期待利用皇帝与宗室诸王之间的血缘纽带，发挥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与“藩屏”作用。出镇的宗室诸王不仅掌握了所辖地区的军事权，还在地方开军府，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宗室诸王手握强权的要因。因为宗室诸王从所辖地区辟召人才进入军府的同时，还可以作为中央官从全国任用士人，于是便有了与士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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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总结二位对八王之乱的认识，有以下共通之处：第一，八王之乱的根本因素是当时人都怀有追求权力的私欲；第二，这种私欲与魏晋时代处处弥漫的奢侈风气同根；第三，这种风气是以汉帝国瓦解为标志的古代社会秩序价值体系崩塌所带来的社会倾向。因此，八王之乱是古代到中世时代转换期中秩序混乱在政治史上的反映。（P161） 三王起义以外的争斗也基本上与三王起义属于同一类型，即掌握实权的外戚、宗室陷入私权化之中，对其不满的與论逐渐发酵，而承担这些舆论的期待、或者利用这些期待、或者先于这些期待的其他外戚宗室举兵讨伐陷入私权化中的外戚宗室。也就是说，八王之乱中的争斗虽然存在政变或内战的形态差异，但不论其具体状况如何变化，它们都是有着“公”对“私”图式的同类型争斗，都可以视作“起义”。（P171） 综上可以总结出八王之乱的特性，第一，它是具有相同图式的争斗的重复；第二，同类型争斗环环相扣；第三，推动它的是與论之力。（P172） 齐王归藩事件和八王之乱中的每次争斗中，都有着與论对国家私权化的反对这一相同图式。由此可见，齐王攸归藩事件确是八王之乱中争斗的原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算是八王之乱的开端事件。而齐王攸归藩事件和八王之乱不同的一点是，这场对立并未通过武力而消解，并未造成争斗。（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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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其一，是东汉时代反映门生故吏关系的彰显碑的盛行。其二，在魏晋禁碑令之下，彰显碑的数量急剧减少，而于此时竖立的《晋辟雍碑》，则显示出诸多要素组成的多层构造：（1）由彰显碑反映门生故吏关系的东汉要素；（2）禁止立碑、否定东汉的魏晋要素；（3）作为标榜“宽容”、重视礼教政策的一环，否定曹魏的西晋要素。这种多层构造，如实呈现了王朝国家的意志，可以说反映了某种时代性。（P157）
• cc修文

  2021-11-12
  魏晋时期的太学生，虽不及二世纪中叶东汉时的三万余人那么多，但也膨胀至数万人的规模。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存在着大量“避役”的太学生。本来，国家为了让太学生研习学间，给予免役的特权。然而，由于当时战争土木工程的繁多，反而本末倒置，很多人进入太学以求“避役”。吕思勉指出，“避役”的太学生占据太学，形成了太学“猥杂”的事态。结果，便导致因门第而拥有免役特权的“高门子弟”不屑于进入太学。而他们厌恶太学更重要的理由，还有负责教学的太学博士地位低下，素质恶劣，对儒家学问不甚关心等等。以上这些，便是太学生专注于“交游”的主要原因，顺带一提，周予同认为，魏晋时代学校教育呈现大为“衰落停歇”现象的原因，有（1）政治影响；（2）反儒学的潮流；（3）选举制的变异三点。原因（1），指的是魏晋政权将太学作为表彰文治的“装饰品”，而民众也将太学视为免役避乱的“收容所”；原因（2），指佛教、老庄、文学的盛行；原因（3），指随着九品官人法的制定，“门第世族之风”形成。官僚们基于门阀，而不再依靠太学，将太学等同于“赘瘤”。与太学的凋落相对，如前文引用的刘靖上奏那样，出现了改革学校制度的提议。西晋泰始八年，因学力不足，朝廷决意遣散太学生，实施改革。从某种意义而言，作为学校制度的彻底改革措施而登场的国子学，正创立于此时。可以窥见，这一系列中央官学改革措施推进的背景-正如东汉光武帝时期朱浮上书所云：“夫太学者，礼仪之宫，教化所由兴也。”-作为中央官学的太学应当成为天下礼教、教化中心的理念，以及这一理念与现实中太学凋敝所产生的落差。（P97） 国子学的创立，与贵族制的最终确立相辅相成。如曹思文的上表所见，国子学的目标在于将“猥杂”的太学生区分“泾渭”（清浊）。在曹思文的认识中，“清浊”对应着“士庶”“贵贱”。因此国子学与贵族制密切关联。太学中的“浊”，其代表是以“避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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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重视贵戚，是魏晋时代的特征。表面上，这是为了对抗异姓贵族的势力；而本质上，则源于皇帝权力的弱势。魏明帝、晋武帝，虽属不同王朝，却身处同一个时代。他们所直面的，是魏晋国家共通的困境。换言之，这两位皇帝，正体现了魏晋时代的矛盾所在。（P68）如魏明帝制定“三祖”之制，自定庙号为烈祖的行为所明确表现出的那样，他拥有继承武帝（曹操）、文帝（曹丕）的事业，创设制度、确立权威，以此构建曹魏王朝的抱负。作为重视内政的一环，魏明帝制定律令，发布新历法。与此同时，即便遭到重臣的反对，他依然沿着“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萧何故事，坚持营造宫殿（但放弃了复肉刑）。这些措施，有魏明帝维持曹魏皇室的私心在内。而他最终被贴上了“奢靡”的标签。（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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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2
  复肉刑论者，尤其是魏晋时代廷议中的赞成派始终关注的焦点，是解决论据（甲）中废肉刑产生的矛盾。其主要目标，是只恢复斩右趾刑。（P35） 汉代以劳役刑为主体的刑罚体系具有功利性。王导、庾亮的思路、基本与之相同。而这种思路与宽容之政一同构成了复肉刑派在廷议中赞成恢复肉刑的主要理由。（P37） 东汉开始，出现了恢复肉刑-实际为创设作为中间刑的肉刑之议论。此后曹魏至东晋，在廷议这类公的场合，围绕该政策实行与否的争论不断发生。但最终，肉刑未能恢复（创建）。如果在魏晋政治史的背景下思考这一争论的意义。在当时，无论是在“私议”中，还是在廷议这类公的场合，恢复肉刑派主张仅仅恢复斩右趾刑取代部分死刑，而反对派也并非否定肉刑本身，只是主张恢复肉刑为时尚早，两派的观点其实没有根本性的差异。若集中观察曹魏前期参与争论的士大夫，按照川胜义雄、吉川忠夫及现代政治的立场对其加以分类，可以看到，恢复肉刑派的成员主要是颍川系士人、权道派、官僚，而反对肉刑派的成员主要是北海系士人、党人派、政论家；两者同属清流，兼具官僚与政论家的侧面。双方的分歧在于，对于当时脆弱的国家（政权）而言，作为公权的国家（政权）得以存立的必要条件，包括权威的确立与舆论（人心）的支持。那么，两者谁当更具有优先地位？在双方的争论中，反对肉刑派最主要的论据，正是肉刑天生具有的残虐性无法消除，故而恢复肉刑会招致與论（人心）的反对。而在反对肉刑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肉刑最终未能在此时代恢复（创建）。（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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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政权）与社会（民间）在公私关系上的逆转。这或许正是党锢事件与八王之乱的真实原因所在。（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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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
  与记载西晋历史的《晋书》等文献史料描绘的世界相比，这里出现了更多的女性，制作墓志的主体基本上是私的场所“家”。或者更进一步地说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更可能被边缘化，就像是为了弥补这种落差一样，表现安定灵魂思想的墓志中，女性的身影反而较多。 综上可知，西晋小型碑形墓志的志文中透露出的特征是，通过祭祀沟通死者与生者，或者借助合葬沟通死者与死者，二者均属家族间的牵绊。墓志用来确认死者，即墓主与其家族，乃至宗族、亲属之间的牵绊，换句话说，它就是死者曾在阳间生活过的证明。它与地上的墓碑不同，立于地下的墓室内，因此它的阅读对象首先就是墓主的灵魂，这是活着的人安抚墓主（死者）灵魂的唯一表现方式。特别是当这种牵绊很浅时，一定要通过制作墓志，在志文中明确记下这种牵绊，从而起到誓约的作用。（P398） 与之相反，立于地上的碑，假定的阅读者是他者，即墓主之外的家族、宗族、乡党等人，甚至是“行人”。有的墓碑与其他的汉碑（表彰碑、功德碑等）一样，由门生故吏等他者协力树立，碑阴列举出资的门生故吏姓名。这与阅读者是死者（墓主）灵魂、制作主体是家族的墓志相比，一公一私，性质迥异。（P399） 贵族则从地方的名望变成中央的官僚，以京师洛阳为根据地，此时西晋墓志开始出现。因为距离疏远，家族内部对死者的哀思失去了原本的存在方式，转而表现为对“旧墓”的怀念和对死者与家族宗族牵绊的描绘，与之前相比，这种哀思表现得更加激进化、更加精神化，这就是中国墓志的本质所在，由此可见，西晋出现的小型碑形墓志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墓志的起源。（P400） 在这个脉络中，外部压力是第一节已经提到的魏晋时代禁止立碑，这是限制厚葬的一环，以此为契机墓志替代墓碑开始出现，内部动力一方面是对佛教和道教等宗教的狂热信仰；另一方面是产生表现个人独立人格的艺术，墓志也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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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
  《释时论》所批判的三世纪后半西晋元康年间的选举浑浊，与蔡邕《释诲》所批判的二世纪后半东汉桓灵时期权贵及其私党将选举私物化的行为具有共通性。但稍有不同的是，《释时论》所强调的“虚誉”不见于《释诲》之中。虽然“虚誉”本身在桓灵时期也存在，但较之元康年间与九品中正制相结合，特别是与“状”相结合的“虚誉”，其重要程度显然不同。对于桓灵时期将选举私物化的“浊流”势力，清流运动对其展开批判。作为其武器的清议，正是孕育九品中正制的母胎。但尽管如此，在元康年间，清议竟反而成为选举再度私物化的手段，化作“虚誉”。（P338） 不过，与八王之乱（参见第五章）、东汉党锢之祸相同，“清”“浊”势力的相互争斗，恰恰导致了王朝自身的弱化，最终走向灭亡。而另一方面，选举浑浊这一政治课题，在西晋以后又是如何展开的？随着“炽热”浊流的沉静化，清、浊分离，其结果便是门阀化。东晋南朝的门第二品、门阀贵族由此出现、存续。而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王沈所希望的、为门阀主义所阻得的贤才主义，主要在北朝得以展开，最终造就了科举制的产生，与近世社会的开端不断联系在一起。（P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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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
  虽然与皇帝的私交可以作为一种武器，但正如羊琇和王济因齐王攸归藩事件时的谏奏惹怒武帝那样，他们自身权势的有无，全看皇帝的意愿。因此，其权势包含着随时一无所有的危险性，十分脆弱。并且，在以杨氏、贾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中，这些“贵戚”处于边缘位置。以上任愷、和峤、王戎、石崇、王恺、羊琇、王济等等当时以奢侈闻名的人士，他们在政界的权力斗争中或败北，或旁观，或从属，或被排挤，都并非权力的主体。在“家”这个与政界价值观不同的领域，他们一心聚敛、奢侈、吝啬。而这样做的理由，正包含在《汰侈》第（9）则石崇对王敦说的话中：“士当令身名俱泰。”对于聚敛、奢侈的行为，他们自我辩护云：为了扩大家财，必须大肆聚敛；为了抬高名声，必须靠散财获得豪气的风评。乡里豪族在扩大自身势力的同时，会出于“轻财好施”的任侠精神展开赈恤与救济，以获得名望。而西晋的官僚贵族则在都城洛阳中不断有聚敛、奢侈、吝啬的行为，招致人们的怨恨。这一状况的产生，是他们离开本籍地而住进都城，因而逐渐背离乡里作风所产生的结果。朝廷是这些官僚贵族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而这些人物却在政治上遭遇排挤。聚敛、奢侈、吝啬的行为，便是他们渴求自立与安定的畸形表现。为了更高的风评，他们互相竞争，导致类行为无休止地升级。（P274） 首先，乡里豪族出于任侠精神进行赈恤，从而在当地获得名望，并且在战乱之时守卫乡里，展现出与任侠精神一致的豪气性格。然而，西晋贵族却热衷于将任侠精神、豪气性格以奢侈竞争这种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当时的贵族社会仍处于较为粗俗的初级阶段。第二，西晋贵族们将豪气这种隐性、内在、精神上的品质，以奢侈竞争这种显性外在、物质上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东晋时期以后的贵族社会，则产生了艺术、学问、宗教等内在、精神上的贵族文化。由此可以看出，西晋时期的贵族社会尚处于暴发户式的幼稚阶段。以上两点都表明，西晋的贵族社会还处在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