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 Laughing Batou

  2020-08-23
  研究者认为，吸收外来文化，最重要的是在于选择消化。日本模仿盛唐教育制度而不兴道教；抄袭中国典章制度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疏不失为明智。看日本运用、消化中国文化的成就，可以给我们创造新的现代文化以不少启示。
• Laughing Batou

  2020-08-23
  （三）注入新鲜血液唐初统治集团受塞外文化的影响，这对唐前期较为开明的内外政策，无疑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建立唐朝的关陇集团，本身是南北朝以来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的产物，主要是由汉人豪族和鲜卑权贵共同组成的集合体。不仅建立唐朝的李氏，此前建立西魏北周的宇文氏、建立隋朝的杨氏也均出自这一集团。他们不但在政治上结成一体，而且又都与鲜卑酋豪独孤氏联姻。此外，唐太宗的母亲窦氏和妻子长孙氏，也都出于代北鲜卑贵族家庭。在隋唐两朝，还有大批代北酋豪的后裔官居要职。据统计，唐朝的三百六十九个宰相，有十分之一左右是鲜卑贵族的后裔。甚至战败投降的突厥酋长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以及铁勒酋长契苾何力等也得到了唐太宗的信用和重任。至于在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代北及西域族人后裔更是不计其数，如何妥、何稠、宇文恺、陆法言、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都是。无怪乎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要感叹：“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由此而产生的开放兼容的文化政策，是中国古代文明在唐代臻于高度发达的重要原因。正如史家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 Laughing Batou

  2020-08-23
  （二）不忘本来民族地位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唐）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的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如胡适先生所说，不管东化还是西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都成了中国化。
• Laughing Batou

  2020-08-23
  （一）中体西用在中华文明史上，唐代是一个少有的既善于继承又能够兼收并蓄的朝代。人们注意到唐代因多种文化汇聚而导致的文化昌盛情况，认为唐代之所以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中前此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蓄地摄取其他名族甚至外来地各种文化的营养。唐代中国的典章制度既是此前数百年建制的条贯和折中（如中央机构三省六部），也是南北朝以来国内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同文化融会整合而产生的某些制度的延续和发展（如均田制、府兵制）；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文明和通过南海传来的南亚文明，它们对唐代中国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宗教、艺术（如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实用器物（如金银器、服饰）等方面。总之，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各种域外文化的引进都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唐代真正做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这一说法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话。当然，唐朝国人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既不是以其为异己文化加以排斥，也不是不加选择地一概采用。王朝根据自身的社会层序结构，各民族也根据各自所处地不同社会环境和不同文化水平，分别对外来文化做出遴选和抉择。异质文化要植入新地社会，不可能不经过程度不等的加工，这是一个机制相当复杂地过程。不同层次地文化又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地过程中不断产生种种变体。例如，正是在唐代，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相互作用，使各自都发生了局部质变而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起补阙作用、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容易被吸收，被吸收的东西又都经过改造，这是唐代文化汇聚的最大特色。经数百年动乱之后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代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显示出并蓄兼收的时代精神，于是就有了人本主义开明的“贞观之治”，从而为唐代的全盛开辟了道路。
• Sissi

  2020-02-10
  四、安史之乱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一）蕃将胡人地方力量的兴起（二） 节度使集权助长割据势力（三）节度使久任专兵（四）朝廷发展政治必然玄宗前期用姚崇、宋璟，形成“开元之治”；后来用裴耀卿等“计臣”，开漕运，行和籴，维持了繁荣。开元二十二年（734），用李林甫为相，其人“口蜜腹剑”，善于“固宠市权”，勾结武惠妃、高力士，专擅朝政达十九年。李林甫的做法，适应了玄宗后期息惰骄奢的趋势。李林甫为了排斥另一宰相张九龄，主张用蕃将、寒士为节度。例如，他荐用牛仙客为宰相。牛仙客本为河湟胥吏（流外官），因首建“和籴”之法，颇有政绩。但牛仙客仅仅是一个干オ，文化水平较低，进政事堂起不了议政与决策的作用（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只有利于李林甫个人专权。李林甫又用蕃将为节度，理由是“蕃人善战有勇”，其实是蕃人没有文化，不能入朝为相，这就杜绝了“出将入相”之源，使李林甫自己得以长期专擅朝政，因而加速了节度势力的膨胀。至天宝十载（751），除剑南道以外，几乎所有的边镇节度使都是由胡人将领担任，如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輸（西突厥哥舒部人）、安思顺（特人）、安禄山（粟特人）。天宝十一载十一月（753年1月），李林甫死，杨国忠为宰相，一人身兼四十余使，国家大事决于私家。如主管铨选，为了取悦人心，不间贤愚，年资深的一概补官；又破坏制度，在其私第召集选人和吏部、门下省官进行唱名注官，废弃三注三唱、门下复审之法，贿略公行。又与安禄山争宠，安禄山本有野心，即以讨杨国忠为名起兵叛唐。（五）长时段文化演进当然，还有在更长时段起作用的因素，就是中国的地理文化环境。学者认为，迄至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主流在北不在南。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帝国、多种族文化社会。不断进入帝国政治体系的周边（主要是北方）蕃部都要接受或采纳历史官僚制度，并最终融入历...
• Sissi

  2020-02-10
  因武则天不属于关陇集团，“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对该集团所奉行之君臣、将相、文武紧密结合的政策进行破坏，“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遂产生了一个以科举文词进用、依附并效忠于皇室的士大夫阶级官僚集团。于是唐代政治事件，无不与此有关，如皇室与贵族分别，将相文武分途，中央与地方分立；乃至府兵之废除，蕃将即胡化武人割据方隅，宦官专权等，无不因此而起，而形成于玄宗之。
• Sissi

  2020-02-10
  姚崇在武则天时代制举登科，几次出任宰相，精通政务管理之道。总之，淡薄勇敢之士与热中怯儒之人适应于不同的时代。像姚崇乃至明清易代之际的钱谦益这类人，不可能在存亡危急关头殉国，却能为太平时代锦上添花。史家知人论世，对此不可不有所了解。
• 罔两

  2019-03-28
  936年，后唐北京（太原）留守石敬瑭以割幽蓟十六州、岁纳币三十万匹帛及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的条件，得到契丹支持建立后晋。石敬瑭对契丹主上表自称“儿皇帝”。割幽蓟十六州，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至北宋时无奈，只得于河北中部挖壕沟放水御敌，遂形成今天白洋淀等一系列水洼。后晋促成此事者为桑维翰，被后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斥为“万世之罪人”，“秦桧之嚆矢”。
• 罔两

  2019-03-28
  传统的观点说这是武则天为了取得地主阶层的拥护，以扩大自已的势力，从而注意满足他们参政和取得社会地位的要求。对社会群体进行分析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看到所谓“地主阶层”显示的力量，武则天本人更不可能“自觉”主动地认识到某一个阶层的利益而为之充当代表人物。事实很可能是武后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支持。只要这其中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人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物，在个人原因背后起作用的因素，或许要在更长时期、更大范围的文化背景中才能显示出来，不像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简单、直接、明显。不过，要说武则天出身于“当地地位很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甚至是“贵族”，恐怕就未必了。事实上，尽管其父武土護在唐初因战功成为政治新贵，但社会门第太低，所以褚遂良反对立武氏为后时就说：“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
• 罔两

  2019-03-28
  试想：如果黄巢大军不是南下而是北上，记为唐王朝消灭了河朔叛镇，又使唐王朝保住了东南财路，那历史的发展又会是怎样？
• 放吾归山

  2018-05-17
  一旦中原衰落分裂，则周边分崩离析；反之，只要中原强盛统一，则周边内属归附，“荒服来王”。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原因，中国是东亚的文化中心，但如果不成为经济中心，就没有吸引力。
• 罔两

  2019-03-28
  像姚崇乃至明清易代之际的钱谦益这类人，不可能在存亡危急关头殉国，却能为太平时代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