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

• 流汗寶寶

  2024-03-24
  吴与弼的成就在于将成为官学的理学重新内在化，重新和士人的生活、修养联系上，让理学有可以改变生命的力量。他一辈子没有做官，在给朋友的信中陈述了他的精神与追求：世俗之人不理会我，我以他们的态度来自娱；世俗之人嘲笑我，我也因他们的嘲笑而感到自得。我每天光是努力要亲近圣贤都来不及了，哪还有闲工夫去理会其他的？最糟糕的不过于不懂得将书中道理和自己联系上，书是书，我是我，读书只是从耳朵进去从嘴巴出来，表现给人家看而已。黄宗羲明了明代儒学在此点上得到了突破，强调理学是内在的学问，必须和自我生命发生真实的关系，而不是拿来外在表现的。吴与弼之后有陈白沙，他讲学最重视的就是“自得”。“自得”不只是自得其乐，而且是所有的一切知识都要回返心上，成为自体生命的内容。那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你通过亲近圣贤道理，并予以实践而自己获得的。陈白沙强调：学圣贤，就要真的去“学”，真的去模仿圣贤的作为。不要只羡慕、崇拜圣贤，当个旁观的粉丝，那样的心情维持不了太久，走不了太远。没有下功夫内化圣贤道理与圣贤行为，日子稍微久些，因为没有行为实践的根底，连心意也会废弛了。
• 流汗寶寶

  2024-03-24
  人能够活得像样，主要不是靠外在的“礼”来规范你的行为，而是由更强大的、从内在发掘体会到的“理”。自觉地依照“理”来做人行事，那也就是要有自我抑制与自我选择，依循“天理”而远离“人欲”。这些最根本的理学主张，和后来理学留给后人的僵化酸腐形象很不一样，其背后其实隐隐跃动着一种道德英雄主义的气概。从韩愈以下，到理学的开创者，他们特别在意人处于逆境的选择。当世界明显违背你所相信的真理原则时，该怎么办？不是蒙起外在的眼来假装看不到违理的现实，也不是蒙起内在的眼假装没有那超然永恒的真理，而是要明确地坚持“理”，必须对抗现实就坦然承担。
• 流汗寶寶

  2024-03-24
  理学或道学的源头是唐朝的韩愈，他的《原道》被认为是道学的奠基文献，提出了“道统”的观念。“道统”指的是一份从历史上传下来的真理，传到当下由我承担这样的精神和信念。谈“道统”，必然意味着举世滔滔有多少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包括有政治权力支持的其他信仰，然而我选择站在“道统”这边，愿意付出代价以坚持“道统”。“道统”因而必然牵涉到个人选择，牵涉到承担的勇气。而韩愈成为理学追摹的对象，也因为他不只写了《原道》说道，他还有“谏迎佛骨”的真实事迹，敢于为自己的信念冲撞皇帝，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 流汗寶寶

  2024-03-24
  宋代之后，儒学复兴，主要的力量来自起而和佛教辩论，并且吸收了佛教的许多思考方式及内容，扩张了原来的论理范围。首先，儒学从佛教那里借来了哲学性的分析观念，开始谈“心性理气”。“心性理气”是理学的思想架构，用来分析宇宙的构成，人和字宙的关系，以及解释并规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 流汗寶寶

  2024-03-24
  近代西方最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是咖啡馆、广场、报纸、议会。在这里诞生并增长了市民权利意识，打破了王公贵族对于统治事务的垄断，传播并争议超越私人关怀层次的问题。这样的现象并未在明代产生。并不是有公共空间就一定会有“公共意识”。明代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扩张，主要依靠的是奢侈性的炫耀消费。人们不是在这个空间中去理解关系到众人的事务，而是去表现和自己身份地位有关的条件。
• 流汗寶寶

  2024-03-24
  据《明史·奥服志三》记载，1458年有一道禁令，规定人民穿衣服不得使用几种颜色。第一是“姜黄”，那是浅黄色；还有“柳黄”，柳叶刚冒出来的颜色，接近黄绿色。最大的禁忌当然是皇帝用的“明黄”，即鲜黄色。另外“玄黄紫”也不能用。此外还规定衣服上不能有哪些花纹。蟒、龙不能用，飞鱼、斗牛、大鹏、狮子不能用。四宝相花，四个图案连续盘在一起的，不能用。大云纹，即大块云状图案，也不能用。
• 流汗寶寶

  2024-03-24
  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追索了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书名中凸显“基督新教”，确立了“资本主义”是特殊、特定的历史现象，只出现在西方，而且主要出现在信仰基督新教的地区。财富分配不均，或财富集中累积，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可是西方近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运用财富的方式，这就不是普遍的了。过去解释“资本主义”，都视之为一股强大的世俗求利倾向所造成的，和宗教对立，腐蚀、动摇了宗教的权威与统治。然而韦伯却从历史中爬梳出一个惊人的现象——资本主义的起源带有高度宗教性，和当时最虔诚的信仰有着密切关系。韦伯追索到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其教义的核心之一是“预选说”，认定上帝既然是全知全能的，那么究竟人会上天堂或下地狱，必然早在上帝全盘的知与能之中。上帝不可能不知道一个人死后的终极去处，还要等待人的不同行为来给他答案。这项信念彻底改变了过去天主教会要人行善、要人悔改，甚至要人买“赎罪券”以便得到上天堂机会的教诲。加尔文认定人没有资格和上帝讨价还价，不可能靠自己如此渺小有限的行为影响上帝的决定，那么谁上天堂，当然是“预选”好的。如此问题就变成了：人如何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选民”？这形成了最深刻、最难以排解的焦虑。在新信仰的刺激下，人们追求世间成功，以辛勤努力来证明自己应该是上帝预选了可以上天堂的，如此平息心中对于死后去处的高度焦虑。可是成功带来了财富，依照他们的信仰，又绝对不能将财富花在欲望享受上，因为那会反过来证明他们不是“选民”，而是被上帝选来作为世间错误示范的，那么死后不会上天堂，却要下地狱。于是他们的行为被逼挤在这两端——一边努力工作，不懈怠地追求功绩；另一边如果成功创造了财富，却不能花在自身的享受消费上。那就只好将赚来的钱投入事业中，去做更大的事业。只赚钱却不能花钱，这是西方资本积累的关键心理动机。如此由宗教信...
• 流汗寶寶

  2024-03-24
  住在城市里成了没有身份的身份，因为在城市中最特别的，是有了乡间不会有的奢侈纵乐。将大笔的金钱花费在奢侈纵乐上，是明代最主要的财富炫耀与利用方式。这个时代财富换不到政治权力，不可能像中古时期那样去创建一种高度表演、炫耀性质的贵族文化。财富甚至不能在乡间买大量土地成为庄园，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朝廷都对大地主投以敌意、监视的眼光。财富留在乡间完全无用武之地，只能拿到城市消费。居住到城市这件事本身就有了区隔作用，让没有足够金钱可以到城市花费的人感到羡慕。
• 流汗寶寶

  2024-03-24
  中国和新世界体系最早的联结，是通过三种作物——甘薯玉米和马铃薯。这三种作物从海上传入中国，是西方大航海时代的连锁反应，先从美洲新大陆传入欧洲，再从欧洲传到东亚来。绝对不能小看这几项作物的全球性影响力。今天在美国的波士顿，还有爱尔兰后裔的聚居地，这一点光从他们特殊的姓氏就看得出来。而且波士顿的警察机构，到现在都有很多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的成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波士顿警察制度的建立，正好和爱尔兰大移民潮同时。爱尔兰大移民潮的起因是农产歉收所造成的大饥荒，吃不饱的难民举家逃到新大陆寻找生路。而爱尔兰的饥荒主要是马铃薯歉收所造成的。这个时候，爱尔兰的农业高度依赖马铃薯，几乎变成了马铃薯单一作物的生产形态，以至于马铃薯歉收就酿成了全国性、无法救治的大灾难。
• 流汗寶寶

  2024-03-24
  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生产组织，这是根底。为了维持这样的生产组织，所以才有了政治制度，也才会有在这种政治制度中活动的帝王将相，才会有反映并加强统治权力与生产组织状况的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于是过去我们只看“上层结构”，记录并解释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变化，却忽略经济生产，因而是荒唐的。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不是从自身领域出现变化的，它们的变化很大程度来自经济生产变化的联动，或是用来合理化经济生产变化。必须从“下”而“上”，才能真正看清楚历史变化的来龙去脉。
• 流汗寶寶

  2024-03-24
  新的历史定义与观念，让我们改变了眼光。我们开始去探索：这些不同时代对于西汉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这反映了这些时代什么样的“当代”信念或需求？也就是过去不管任何时代写的西汉历史，以前我们只注意西汉，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可以也应该通过宋朝人写西汉来理解宋朝，从清朝人写西汉来理解清朝。不再是单层、扁平的时间，而是多层、立体的时间。
• 流汗寶寶

  2024-03-24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 蕊ꦿ℘゜এ

  2023-04-02
  黄仁宇有效地揭露了明朝的这些内在问题，不过沿着他的历史研究成果，我们必须进一步问：如果真是如此糟糕，明朝怎么还能存在了276年？也就是将明朝灭亡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端到台面上，显然我们需要的解释，不再能满足于罗列出崇祯朝发生了哪些事。关于崇祯皇帝和他周围臣子的行为分析，我们不得不考虑：明朝怎么能撑到让崇祯皇帝及其朝廷犯下这些错误？如此发问，答案还是要回到朱元璋来寻找。朱元璋有他的执迷，那不是道德的，而是权力的。他的执迷是绝对不允许这个国家有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因素，不允许可能威胁朝廷统治的中间势力崛起。因而他念兹在兹、孜孜矻矻，设计了黄册、鱼鳞图册防范出现大地主。黄册不只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大突破，甚至成了东亚传统中户籍管理的起源。的确必须佩服朱元璋，他敢于如此想，并以其毅力落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极难完成的计划。从民间而来的身份，使得他格外反感土地大户。土地大户的关键不在拥有多少土地，而在拥有了多少人民，国家找不到这些人民，征收不到他们的税。控制了人民，地主坐大了就会与朝廷为敌。为了确保朝廷可以监控这些大户的成长与威胁，明朝每10年要做一次人口普查，黄册与户籍要不断更新。这套做法使得明朝土地兼并没那么严重，尤其是大户收夺人民、隐匿人民的情况得到有效抑止。上层的制度混乱，然而底层的里甲征税机制，带有高度自动运作的性质，基本上没有动摇。里甲建立在黄册、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大部分人都被包纳在这里面，里甲分配到的数量可能是不合理的——在同等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县可能必须付出邻县三倍的税赋——但相对地，所有人都在里甲系统中必须承担税赋，逃不掉避不开，而且家中稍有资财的，就被派任为轮流的里长，常常要拿出自己的储备来完粮完税，使穷人产生更强烈的公平感受。明朝政权的根据在于底层这套控制系统，很简单、很明确，所以一直没有出过严重的问题。皇帝和京城的官员闹别扭闹罢工，北京官员笨到集体被一个不知来源的...
• 蕊ꦿ℘゜এ

  2023-04-02
  明朝的官员都必须自己想办法，最主要是在运送、转交钱粮上想办法。如果说国家给的定额是1.2万石，那么县里的说法变成是1.2万石叫“起运”，是要运出去的，另外多加一份“留存”，两者加在一起才是征收的总额。“留存”也不是都留在县内，还要算府或州要留的。“起运”依照朝廷的定额，“留存”可就没有一定了，所以表面上朝廷维持“2700万石”的固定数字，但实质上，朝廷完全不知道每年各地征收了多少，没有任何人任何单位有这个数字，能够掌握这份总量，更不可能知道并决定其增减。明朝的国家财政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财政部，没有中央银行，没有预算，也没有稳定的地方制度。最麻烦的是，财政上没有换算的弹性，表面上看一切都固定绑死了，一个地方需要分摊的定额没得商量，一个官员能从国家领多少钱，也没得商量。可是在这样没有弹性的表面底下，却有太大的空间，让每个官员能做很多户部管不到、工部管不到、兵部管不到、刑部管不到，即使想管也没有工具可管的事。例如一个地方的摊派是缴给户部，相邻另一个地方的摊派缴给兵部，那么这两个地方相比谁缴得比较多，户部算不出来也管不着，兵部算不出来也管不着。就算地方上自己查出来了，觉得有不公平的地方，那么去找户部不对，去找兵部也不对，理论上只能找皇帝，但皇帝怎么可能管！黄仁宇的研究显示了明朝财政“数字上无法管理”的严重状况。一个府底下有6个县，依照职权要决定6个县各自的税收数额，但这个府做不来这件基本的事，因为甚至没有一个总额统计可以有效地比较这个县和那个县的生产量哪边高一点、高多少。黄仁宇要点出的，是明朝这套官僚体系的败坏，关键不是道德上的败坏，那只是反映了当时过剩的道德意识与道德修辞，更严重的是管理上无能的败坏。过去很多人批评儒家在政治上的家长心态，阻碍了民主的发展，然而明朝的问题比这个更根本。和之前的宋代相比，明朝的官员就算想当好家长，都缺乏可以贯彻爱民、护民用心的条件。明朝...
• 蕊ꦿ℘゜এ

  2023-04-01
  在这套书中，我多次以“早熟的帝国”来描述中国的情况。为什么是“早熟”？这并不表示我相信一套固定的历史公式，认为历史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进程，必然要先从哪里走到哪里，所以认定中国没有走完每个步骤，跳开了某些步骤，就进入帝国的统治形态。不是的。我所说的“早熟”不牵涉先入为主的历史模式，而是一种实然的描述，重点在于指出中国从公元前221年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形态，开始了对一个庞大范围的集中统治，然而能够用来进行如此统治的条件，相对是贫弱、欠缺的。相对于我们从广大人类经验所累积出来的实证归纳，中国在许多相关条件都不完备的情况下，诞生并维持了这样的庞大帝国。回头看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此而创造了一种帝国管理工具，后来证明它极其重要、极为有效。靠着意识领导，汉朝产生了一套早熟而完备的官僚体系。在没有方便交通系统，也没有经常、固定信息交流的条件下，靠着让每一个进入这个体系里当官的人，都有着基本上相同的价值信念，来完成他们的工作使命。于是原本因为幅员广大、交通不便、讯息交流不足等问题而会有的分裂离散，以及因而使得帝国无法维系的倾向，受到有效的扼制。这套统辖帝国官僚体系的思想，强调将自然血缘的家庭伦理推扩出去，形成官员的行为依据。于是在早熟的帝国管理体系中，形成了严格家长制精神的统治形态。每个进入官僚体系的人，都确保已经接受了儒家的家族伦理由内而外的一贯价值信念，作为他根深蒂固的职务认知、想象基础。官员和人民形成类似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他要为人民的生活着想，要负责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要替他们解决问题。官僚体系里的人都被这样的模式洗脑了，高度认同这样的模式，彻上彻下，于是才能克服现实的诸多阻碍因素，组构如此庞大的帝国管理机制。通过了统一信念的考核进入这个体系后，官员有很大的空间去照顾自己负责的地区以及行使自己的职权，从而保留了处理...
• 蕊ꦿ℘゜এ

  2023-04-01
  人类现代生活中，有许多和国家管理相关的工具，例如我们朗朗上口、经常关注的GDP、GNP等，都是在这一两百年内才发明出来的。其中有很多都是概念上的工具，例如必须有计算国家总体经济生产的方式，找出可以在时间中比较总体经济生产变化的办法，还有发现如何控制货币发行，运用货币发行的多寡来影响对外贸易，观察控制对外贸易的进出量差距，因应入超或出超来进行调节经济状况的方法。这些逐渐都成了现今的社会常识，甚至更进一步被写入中学课本里，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期待所有的人对此都具备基本的认识。今天任何一个人要承担稍大范围的管理工作，一定要证明自己拥有这样的概念、知识储备。然而从历史上看，最突出的现象是，像中国的明朝，那么大的帝国实际存在，管理这个大帝国的工作必须执行，但在负责管理大帝国的组织中，没有任何人具备这样的观念、知识储备。现在我们高度依赖，绝对不可能离开的国家管理工具，在当时都不存在，是到很晚近的时候才发现、发明或发展出来的。例如说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主张在经济成长停滞时，要运用赤字预算来创造公共需求，刺激经济。这样的主张明显是违背常识的。常识的反应一定是富裕的时候慷慨花费，穷的时候节省开支，个人、家庭如此，政府也是如此。凯恩斯却说，个人、家庭可以如此，政府不可以如此。没有花费，就没有活络的经济循环，大家都将钱省下来，只会造成大家都赚不到钱的结果。所以政府要带头花钱，付利息把民间大家不敢花的钱借来，用在公共工程上，创造就业，将钱当原料与工资付出去，让钱流动，于是逆转循环，使得大家都有钱赚，大家都有钱花，从而实现经济的复苏及增长。这是20世纪才出现的理论，并且是在遭逢了空前的经济大恐慌灾难后，才得到了试验，也才证明了其在大规模的经济运作上是对的，是有效的。今天美元实际上成为国际货币，大家都关切美元的汇率变动，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货币交易汇兑市场，这种事务顶多也只能追溯到1944年...
• 蕊ꦿ℘゜এ

  2023-04-01
  这里才凸显了海瑞的独特之处。《万历十五年》用一整章讲海瑞，讲到了从史料看，明朝官员之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穷乎乎地只靠薪俸过日子，没有其他收入，以至于去世时，所有财产只剩白银十余两，不够买棺材办丧事。海瑞是个怪胎，坚持要名实相符，所以他在明朝的环境中，会惹来很多麻烦。朱元璋特别告诫官员“尔俸尔禄，民脂民膏”，然而到这个时候明朝京官的俸禄只占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其他收入有“常例”，也就是任何一笔公家费用经过了他的衙门单位，就会有一定的比例被扣下来。和国家租税有关的，不管是物资或钱，都有“耗”或“火耗”。“耗”就是运送过程中的损失，会按比例，而且是愈来愈高的比例扣除，不用继续上缴。“火耗”原先指的是碎银化零为整，熔铸过程中会有的损耗，但后来根本不管需不需要重新熔铸，就算是整锭的银两，也同样扣下“火耗”，进入官员私人的口袋里。很明显地，“常例”多寡取决于有多少公款、公家物资会经过你的单位，于是官员之间有强烈动机彼此结交，来安排、影响这些款项、物资的流向。在这样的官场上，人际关系远比官僚规范重要得多，官僚规范中同样的一个官位，随着不同人建立的不同人际关系，可以有千百种不同做官的方式，也就有千百种高下差别的收入。一个庞大的帝国体制，有正面的规定，即该做什么，有负面的规定，即不能做什么。然而明朝的体制到后来，最奇特也最可怕的情况是基本上正面的规定都失灵了，只剩下负面的规定在起作用。戚继光练兵，留下了一本手册，反映了明朝军队在此之前并没有统一的范式，然而戚继光所建立的范式，在他死后无法存留下来，就是因为这套体制里的负面规定在起作用。这是很清楚很遗憾的一个例证。黄仁宇的书源自他的生命实存困惑，要追究为什么自己身陷这样一个中国残弱、革命迟迟无法完成的时代，以至于最后还要流落到美国，在美国的学院环境中辛酸谋职。从历史上溯求取答案，他刻画了中国近世后期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危机，那就是...
• 蕊ꦿ℘゜এ

  2023-04-01
  靠着和冯保的联结，张居正取得了明朝所有首辅中最高的权力。在张居正之前明朝的几个首辅，包括翟銮、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先不论能力，专看能拥有的权力，唯一勉强得以和张居正相比的，只有严嵩。而严嵩和张居正取得权力的形式基本相同，严嵩也是依靠和宦官密切合作，才得以实质运用大权。万历皇帝登基时，原来的首辅是高拱，10岁的皇帝不会支配人事，是冯保做主，所以将高拱换下来，把张居正换上去。高拱对此事耿耿于怀，他死后刊行的《病榻遗言》中都还用了一整卷在骂张居正和冯保。关键的重点不在严嵩是坏人、张居正是好人，而在于他们两人都必须受到这个结构的限制，必须联合宦官才能有所作为。在这个结构中，要有所作为还真不容易。文官系统到了万历年间，一共包括了两万多名官员，有不同的职务，分布在广大的不同地区，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共通之处都是通过科举进入这个系统，而且每个人都希望能得到升迁。科举有一套固定的标准，于是这个系统内的人很自然会期待升迁也有同样的一套标准来管理。但谈何容易！如此庞大的体系，从地理到职务的差异性那么高，要如何订定标准？从结构上看，这个体系逐渐发展出两种方法来应对这个问题。第一种是采取简单的“结果主义”。在进行考核时，完全按照客观结果来评定好坏。这个人当知县，县里遇到丰年，人民过得好，那他就是好官。相对地，那个人当知县，遇到盗匪抢夺，人民流离困苦，那他就是坏官。只管结果，不论过程。不问这个官在丰年时到底做了什么，也不问他是不是在这段时期搜刮了一大笔私人财富；也不问那个官遇到的盗匪怎么来、哪里来的，是不是因为县内收成好，隔壁县饥荒所以过来劫掠。第二种方法是用表面上的仪节和道德名目来管理。根本上源自无法确实监督视察行政的细节，于是套用科举的精神，将种类上的差异（difference in kind）改造为、视之为程度上的差异（difference in degree）。抹杀所有...
• 蕊ꦿ℘゜এ

  2023-04-01
  1588年1月，但以农历计算还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一代名将戚继光去世了。依照黄仁宇的评断，戚继光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立在为明朝打造了一种特殊的军事组织，之前没有出现过，之后也无法再造。黄仁宇在书中解释得很清楚，那是因为戚继光的军队，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所能承担的。戚继光去世时，没有人能看见，那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是中国唯一的一次军事改革实验到此落幕了。也是要到后来，有了宽广的历史眼光，才会看出来历史的巧合竟然衔接得那么紧密。同一时期在欧洲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是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将世界历史带进了新的海权时代，而中国刚刚错失了可能参与的关键条件。又例如在1587年当时看起来的一件小事，一件No Significance（无关紧要）的事，在东北边境的建州卫有一个部落的领袖逞其武勇，攻打周围的邻人，消息传到朝廷，大臣分成两派争议到底该剿还是该抚。一度要剿的主张占了上风，但派去的军队却被打败了，于是转而变成要抚的主张被采纳了，实质上就是恃其距离遥远，不理不管算了。那个武勇的部落领袖，叫努尔哈赤，他的名字在1587年第一次出现在明朝的记录中。努尔哈赤的行为，以及明朝朝臣讨论与决策到执行并转向的过程，有哪些是偶然的？又有哪些反映了结构性、近乎必然的现象或问题？回头看历史，从后见之明，我们常常扼腕，当时怎么会如此轻忽，怎么会就这样放过了可以节制、压抑后金崛起的大好机会呢？千金难买早知道，而我们却总爱用“早知道”来看待及评论历史，这就是黄仁宇所说的“斤斤计较书中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的态度。黄仁宇在书中试图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错误判断，而是：首先，当时明朝的军事组织与军事运作，没有条件可以出关打努尔哈赤。其次，要建立足够的军事力量出关压制努尔哈赤，明朝需要完成如同戚继光所从事的改革，但戚继光的遭遇却已经证明了这样的改革无法彻底，也不可能复制。派戚继光去打努...
• 蕊ꦿ℘゜এ

  2023-04-02
  朝廷组织编制中，有一个单位叫“十三清吏司”，“十三”来自“十三省”，所以是各省和中央朝廷的联系单位。不过“十三清吏司”除了要管13个省之外，还有很多很杂的业务。要管北直隶、南直隶这两个不在13省以内的特别区，要管盐业专卖，要管漕运仓储，要管御马房，等等。所以北直隶的财政由福建清吏司兼领，南直隶由四川清吏司兼领，盐业由山东清吏司兼领，钞关由云南清吏司兼领……这样的安排很怪吧，为什么将北直隶的业务和福建的放在一起？这中间只有一个简单的考虑，那就是福建、四川、山东、云南、广西、贵州这些个地方因不同理由相对比较闲，所以就分到监管业务，顺便做点别的事。管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联系，还有余力可以管其他业务，可想而知在本业上是用什么态度在管了。前面提到户部的员额，最多的时候增加到74个官和165个吏，官增加了将近一半，吏却只多了5个，但真正在做事的，是吏而不是官。顾炎武检讨明代没落问题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就重点提出了吏的状况。吏不像官，没有统一的晋用渠道，都是靠人际关系上来，因而有很多亲戚同乡的联结。一个单位中的吏形成复杂而坚固的师徒、亲戚、同乡关系，彼此掩护，和官之间则形成表面上下隶属，实际紧张角力的关系。“流水的官，铁打的吏”，官来来去去，不只是调动频繁，而且自己都无法控制什么时候被调到哪里去，也就不可能有所准备。没有准备到了任地就任新职，几乎不可能立即进入状态，要做什么事，都必须问已经在那里、长期在那里的吏。因而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这样看：明代的户部人力微薄到真正在做事的，不到200个人，这和宋代的规模相比，都少了一半以上。宋代的财政管理逐渐朝专业化发展，明代相较却开了倒车。户部规模太小，能管的很有限，而关于国家财政事务，除了户部之外，还牵涉其他单位。例如兵部在这方面也很重要。“卫”“所”这种军事机构的经费，适用分配的，由一个县或一个州来负责供应。分配到的州、县，财政收支就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