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镀金时代

• 向上游的鱼

  2024-07-19
  正如美国的共和党会同时争取福音派基督徒、小企业家以及华尔街金融家的支持，莫迪也在用反腐的旗号建立自己不同寻常的政治联盟，其中既有强硬的印度教教徒，又有温和的中产阶级。他有号召力并不在于他是一名纯粹的技术官僚或隐匿的狂热分子，而是合二为一，让选民觉得他既能给印度带来繁荣，又能给人民带来更强的身份认同。……莫迪在2014年竞选演讲中主要谈的是发展经济，但看得出他的一些做法还是在维护自己的政治基础，比方说他获得议会席位的选区是印度教的圣城瓦拉纳西。大选期间，海滨大道上有个竞选广告牌，上面是莫迪的巨幅照片以及“我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标语。2002年的流血事件引发了许多问题，但它也从侧面反映出莫迪在党内的声望，在他们看来，领袖坚决不给自由主义批评者道歉的做法反而体现了他的力量。近几十年，印度取得丰硕的发展成果，旧的等级制度在发展面前逐步土崩瓦解，低种姓的政客赢得政治权力，妇女也走入职场。在这样的背景下，莫迪的宣传策略是抓住大多数印度教教徒，这部分人既希望为传统感到自豪，又希望享受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繁荣。莫迪的大获全胜推翻了印度政界多年来关于政治权力会被几个政党瓜分的共识。上一个取得压倒性胜利的还是拉吉夫·甘地，从那时起到莫迪当选的三十年间，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的势力都被地方党派和种姓党派削弱，新德里当政的也往往是各个党派组成的脆弱执政联盟。如今莫迪创造出全新的广受欢迎的民族主义，这也受益于国大党过去提供的稳固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
• 向上游的鱼

  2024-07-19
  那时的莫迪已然成了党内有名的煽动者，大家都知道他是有执行力的强硬派，也有手段鼓动民意。随着印度人民党势力的进一步扩张，莫迪的地位跟着水涨船高，他最早担任印度人民党古吉拉特邦秘书长，随后在1996年担任过一小段时间的印度人民党全国秘书长。1998年，他在时任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的提携下成为印度人民党总书记。古吉拉特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传播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大本营，莫迪可以在那儿找到研究印度教教徒特质理论的专家，他们无不担心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会侵占日渐衰弱的印度教文明的生存空间。莫迪担任宣传工作者的时候，左派社会学家阿希斯·南迪采访过他。2002年，南迪发表一篇文章，称自己当时就在莫迪身上发现一种毫不妥协的“专制人格”，并认为这与他执着的信仰密切相关。“他身上混合着清教徒式的死板…以及对暴力的幻想，”他写道，“他跟我讲了一个针对印度展开的庞大阴谋，把每个穆斯林看成可疑的叛徒或潜在的恐怖分子。我直到今天还记得他说话时不慌不忙的冷静语调。采访结束后，我浑身颤抖着走出来…那是我头一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教科书式的法西斯主义者。”
• 闻夕felicity

  2024-02-21
  表面上看，莫迪在经济上的政绩相当不错。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令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十分羡慕，以往糟糕的财务状况终于回归到稳定的水平，疯狂的通货膨胀也在慢慢收敛。断电频率下降，外国投资限制放开，一些昂贵的补助项目也有所削减。莫迪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可以不知疲倦地推出新计划：“清洁印度”是为了清洁街道和建设室内洗手间，“数字印度”是为了提高网络普及率，“技术印度”是为了培训工人。印度将建成一百个“智慧城市”，还计划拿出三十亿美元治理被污染的圣河恒河。这里面最具分量的就是“印度制造”，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计划，希望通过争取和跨国公司合作、调整不利于工厂运营的法规，为低迷的出口业注入活力。所有人期盼已久的全国统一消费税也终于落地，这是让实际上由二十九个独立的邦经济体组成的印度次大陆变成统一经济体的重要举措之一。外国投资在不断地创造新纪录，跨国公司也开始大肆宣传它们在印度的发展计划，包括阿里巴巴、亚马逊、苹果、富士康、优步和沃达丰。不过，莫迪的治理方式也有奇怪的一面，他作为领导人虽然很享受手中的权力，却不是特别有魄力。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政敌团队”，因为内阁成员大多是他从落选者中挑出来的。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强调经济结构化改革的必要性，如降低雇佣劳工、购买土地和交税的难度。不过，任何一项改革单拎出来都意味着激烈的战斗，莫迪面对这些抉择，更多时候选择囤积自己的政治资本。他这种谨小慎微的特点在面对邦政府时也体现得非常明显，许多邦的首席部长都跟他是同一政党，他们的高支持率在很大程度上都拜莫迪所赐。他有时候也会发起大战，但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大胆废除大额纸币的决定就是个例子。改变土地法和劳工法的努力不但没有收获成效，还被推卸到邦一级政府。廉价的劳动力大军本该是印度的一大优势，但事实上反倒逐渐变成诅咒。为了满足每年涌入就业市场的大量年轻人的需要，印度每年至少需要创造一千多万个岗位，但实际上连个零头都提供不了...
• 闻夕felicity

  2024-02-21
  美国19世纪对不公正法庭的称呼。当时一些法官在西部偏远地区巡回办案的收入来自办案数量和被告的罚金，这种临时法庭便被称作袋鼠法庭。一种释义认为，之所以取名为袋鼠法庭，因为法律就像袋鼠育儿袋中的幼儿一样由袋鼠左右。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公私协力模式在安得拉邦尤为流行，邦内的大公司很快就成为该模式的熟练玩家，竞标拿到公路、港口、机场、公共住房等各类基建项目。我行走在印度的大地上，常发现各地对商业精英耍心思做的一些不合规的事情竟有一种病态的自豪感。例如，孟买的银行家私下其实很欣赏金融骗局，北方邦的政客侵占社会福利经费虽然可恨，但也有很多人暗中钦佩他们。话虽如此，最能代表印度高水准裙带资本主义的或许还是安得拉邦，这里有复杂的恩庇政治和名声在外的安得拉企业家，这种称得上纯粹的艺术的模式不久就被别的邦争相效仿。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拉贾戈帕尔属于有经商头脑的卡马种姓，年轻的时候就加入父亲创立的兰科基建技术公司。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公司规模逐步扩大，先后将生铁和水泥纳入业务范畴。印度推动自由化改革以来，公司得以快速扩张，并在基建领域确立了领先地位，从海得拉巴的高档住宅区到新建的煤电站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2005年前后，公司在巨额贷款的助力下实现爆发式增长，抓住印度倡导用公私协力的模式建设大型基建项目的契机，成为该模式的领头羊。和中国主要由国企建造桥梁和公路不同，印度更像处于19世纪70年代铁路修建热潮的美国，项目大多依托私企完成。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公私协力项目简直是魔法，因为这些项目在不给国家财政增加一卢比债务的情况下，就可以拉来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受西方类似模式的启发，早期支持者希望严格的交付合同可以成为印度基建行业的反腐神药，终结随意交易的不良风气。但事与愿违，公私协力的模式反倒催生出全新的贪腐方式，涉及的金额更是天文数字。没多久，这个模式无处不在，承包此类项目的公司也变得极具权势，以至于评论家普拉塔普·巴努·梅塔在2013年称印度沦为“承包商的国度”——“一个归承包商所有、由承包商治理、为承包商享用的政府”。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他们发现贪污没什么大不了。”这名公务员告诉我。泰米尔纳德邦的选民好像并不介意领导人贪污，只要别太过分，能干实事就成。商界领袖也不太在意，在他们看来，贿赂贾亚拉利塔跟缴税差不多，是做生意必不可少的开支，好在这部分开支是可预见且可控的。维基解密网站揭露的美国政府官员的一份外交密电写道：“商人更愿意跟贾亚拉利塔合作，因为她的AIADMK拿钱就办事，效率更高。”这名官员还引用当地巨头的话，证明商人赞赏她的治理方式：“我只要把钱交给她，就知道事情有着落了。”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贾亚拉利塔在首个任期付出不小的代价才认识到分蛋糕的重要性，那段时间她招致贪婪和挥霍无度的恶名。公众对她的不满集中体现在1995年她为养子举办的奢华婚礼上，宾客总数逾10万人，总开销高达2300万美元。这场婚礼至今保持着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是婚宴规模最大，二是宾客人数最多。一篇报道写道：“从寺庙到她的豪宅约5公里，沿途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希腊式圆柱以及许多造型颇为色情的印度王子雕塑。”这场婚礼办得红红火火，但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灾难，很大程度上造成她翌年选举的惨败。2001年，贾亚拉利塔再次当选首席部长，这一次她的行事风格低调了许多。一天下午，我走进金奈市中心附近一栋没什么特色的办公楼，跟她底下的高职务公务员聊起她的变化。他表示，贾亚拉利塔第一个任期那种出格的表现在印度政界相当普遍，因为很多政客在从政初期都缺钱。他说：“他们觉得有必要大捞一笔，来保障自己、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不过，这种敛财和政客为政党筹集的选举经费相比，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涉及的金额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你或许可以将他们的做法称作选择性贪污，他们确实想在一些领域拿好处，但同时也会想在别的领域有所建树。”政客可以吃政府合同和投资项目的回扣，也可以侵占政府项目的经费。他们具体的选择取决于哪一种被抓的可能性更小。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想着如何促进发展，至少要投选民所好，推进一些关注度高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众项目。贾亚拉利塔想到的折中方案是将酒业和矿业等少数几个行业当作她的提款机。至于别的行业，她会在一开始拿一笔好处费，如签订合同时约定一定比例的回扣，或要求公司在建工厂前给她送钱。好处费到手后，她会让下面的人正常推进项目，并指示他们保质保量地如期完成任务。这种做法政客和公众都可以接受，皆大欢喜。贾亚拉利塔令人捉摸不透的点在于她一方面很腐败，另一方面又坚信领导人应该治理有方，尽管她的治理之术会给贪污和筹集政治...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这个划分方式和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的观点一致。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提到，古代强盗式的政治领袖走向衰亡并逐渐被当地更有根基的统治者取代，这一变化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萨哈瓦尔的观点在于，印度北部的当代政客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强盗的特点，他们找到什么就掠夺什么。由于他们的辖区缺乏商业投资，他们想捞钱，多数情况下只能将手伸向本邦的资源，如侵占扶贫经费。南部则不同，裙带关系到贾亚拉利塔等南方政客手里变得非常高效，这里也因此更像马来西亚等国，这些国家近些年来既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有猖獗的腐败，这种现象被称作“东亚悖论”。“南部的幸运在于那里有更多定居的小偷，”萨哈瓦尔跟我说，“政客的回扣和民众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南部的贪污相对没那么猖獗和没底线。”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印度南部五邦的裙带资本主义有突出的地方特色，和北部经济滞后地区差异很大。这五个邦是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特伦甘纳邦和安得拉邦，除喀拉拉邦以外，余下四个邦都是腐败的重灾区。根据一份调查数据，卡纳塔克邦的贪腐问题最为严重，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分别位于第二位和第三位。尽管如此，这些邦无一例外地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发展程度和东南亚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相近。印度南部政治长久以来的地方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大多数民众讲达罗毗荼语有关，而南部领导人大多会主动抵制讲印地语的北部日渐增长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除此之外，南部还发展出地域特征显著的本地裙带关系模式，为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可以和经济增长并存的理论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你完全可以说南部的政客在侵吞公款，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努力把蛋糕做大，”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德维什·卡普尔跟我说道，“印度北部的政客都是能拿多少蛋糕就拿多少，转眼的工夫，旁人连蛋糕渣都看不到了。”贾亚拉利塔或许是最能代表印度南部这种巨额但有序的贪腐模式的领导人。在2014年莫迪胜选之前的几十年，许多有权有势的政客在地方担任一把手，民间习惯称他们为“总督”，除了南部的贾亚拉利塔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地区的领袖，如西孟加拉邦的玛玛塔·班纳吉、北方邦的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和玛雅瓦蒂。外包集团“团队租借”的董事长马尼什·萨哈瓦尔将这些领导人根据政绩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流动的强盗”，一类是“定居的小偷”。他跟我解释道：“流动的强盗指像中国古代的忽必烈那样的政客，北方邦的玛雅瓦蒂就属于此类，他们的口头禅是‘把你的东西都交出来’。定居的小偷指贾亚拉利塔这类政客，他们会这样说：‘这个项目收益的百分之十归我，好了，你现在跟我讲讲打算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吧。’”
• 闻夕felicity

  2024-02-19
  贾亚拉利塔在她的五届首席部长任期内开创性地践行了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新型平民主义。印度许多政客都认为选民并不在乎意识形态，只在乎救济品和赠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争相给选民送礼以赢得支持，这个过程也被称作“竞争性平民主义”。因此，一到选举期间，政客常常会承诺免除农民债务，或者直接给穷人高调地送东西。贾亚拉利塔比别的政客更有创意。2011年，她承诺将动用二十亿美元的经费，为泰米尔纳德邦的学生采购近七百万台笔记本电脑，这批电脑最后被装在印有她头像的背包中发放下去。她还针对女性选民量身定制包括阿妈牌电动搅拌器、食物研磨机在内的赠品，对于农村选民则送种子、绵羊和山羊。贾亚拉利塔定期在全国性报纸整版整版地打广告，吹嘘自己慷慨赠礼的事迹，这样明目张胆贿赂选民的做法免不了被外界嘲讽。不过，这作为政治战略无疑是成功的。1991年，贾亚拉利塔首次上台，到2014年第四个任期的中点，她已经是泰米尔纳德邦毋庸置疑的政界一把手。她在位时间越长，就越专横，基本上没有接受过记者采访，也极少发表演讲。与此同时，她的支持者也渐渐落得报复心重的恶名，批评者稍微指摘贾亚拉利塔，就有可能面临法庭上的高声训斥或街头围攻。一名公务员离职后打算从政，有人认为她可能成为贾亚拉利塔的政敌，就将硫酸泼到她的脸上。贾亚拉利塔因政党里基本上都是对她阿谀奉承的男性而尤其受人诟病。有人为表忠心，见了她就拜倒在地，有人干脆直接将她的头像文在前臂上。
• 闻夕felicity

  2024-02-18
  政治学家阿舒托什·瓦尔什尼认为，印度过去的这个世纪由三种宏大叙事定义。第一种是尼赫鲁和甘地倡导的世俗民族主义，官方上这仍是印度政府的信条。第二种是印度人民党和RSS倡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对第一种理念的回应。第三种是“基于种姓的社会正义”，如今代表低种姓群体的政党也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不过，你如果有几分愤世嫉俗的话，可能会加上第四种：金钱。自由化改革以前，印度的民主并不昂贵，技术含量也很低。但1991年以来，金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政治，2005年前后印度经济进入繁荣期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表面上，各大政党囿于开销的严苛限制，好像没有花多少钱，但实际上，人人都心知肚明，这些热闹非凡的盛事每一次都可以烧掉数十亿美元。有学者估计，仅2014年的大选就耗费五十亿美元。这意味着印度和美国相比差不了多远，都靠大把钞票维系民主，唯一的区别是印度很多钱不写在账面上。要根治印度的腐败问题和裙带关系，普遍的共识是要先切掉政治黑金的毒瘤。不过，很少有政客愿意谈这个话题，这让亚达夫坦率说出“选举中人人都在用黑钱”显得尤为难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亚达夫的父亲穆拉亚姆·辛格·亚达夫创立印度社会党，该政党的出现明显反映了种姓将再次对印度政治产生影响的趋势。大体上讲，有上千年悠久历史的种姓制度将印度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顶层的是名为婆罗门的宗教群体，最底层是名为首陀罗的劳苦大众。四大种姓可以细分出名目繁多的亚种姓。这些种姓之下还有一类人叫达利特，他们一度被称为“不可接触者”，根本没有资格被纳入种姓制度。1991年以来，城镇化和城市生活带来的流动性逐步破坏农业社会的旧等级秩序，种姓制度也相应地出现松动的迹象。达利特人出身的社会改革家和印度宪法之父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很早就预言了这一变化，他也颇为尖锐地评论乡村生活：“乡村不就是地方主义的洼地，以及供无知、狭隘观念、地方自治主义藏身的巢穴吗？”...
• 闻夕felicity

  2024-02-18
  哈佛大学学者兰特·普利切特谈到印度政府的表现时，并没有用失败这个词，他的原话是“失控”：印度政府也有能力，主要集中在上层，但越往下问题越多。他写道：“警察、税收、教育、医疗、供水供电，这些和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基本上都是旷工、服务态度差、履职不力和腐败的重灾区。”拿地的猫腻出了名的多，复杂的土地法规让企业很难直接从农民手上买地，多数情况下只能仰仗政府控制的“土地银行”。土地能否转化为工业用地，也是政府官员说了算，他们借此大幅度抬高地价。这些现实情况都在给官商勾结创造条件，也确实催生出人们常说的“土地势力集团”，即商人和官员组成松散的联盟，通过低价买地、变更土地性质，再高价售出的方式赚取高额利润。许多国有资产都这样被瓜分，比方说“水资源势力集团”就控制着运往孟买和班加罗尔市区的水资源，再比如“沙子势力集团”为满足建筑行业对沙子源源不断的需求，在全国各地的河床非法采沙。政府的低效还会导致其他形式的腐败。印度东部的恰尔肯德邦经济比较落后，但矿产资源丰富。一项研究称在该邦采矿，开工前总共需要到政府机构办理240道手续。这一系列烦琐的手续要从基层办事员那里一路办到工程项目监察员和授权委员会的办公室，最后还得送到首席部长的办公桌上。问题并不仅仅出在手续繁杂上，别的国家审批这样的工程项目，也要过很多道关卡，但印度审批程序的要命之处在于每一步都可能拖延很久。企业家推进工程项目，常常会绝望地说“材料”卡住了，和项目有关的纸质申请材料经常要很久才会从一个部门交给下一个部门。项目耽搁可能造成的损失促使很多企业家直接找决策层，最好是高官或资深政客，有他们打招呼，手续很快就可以办下来。这样一说，印度政府看似凶猛，但其实更像一头异常虚弱的野兽，随国情日渐复杂而在治理国家上越来越力不从心。从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看，印度几乎是中国的三倍。印度行政局(IAS)是印度公务员系统的金字塔顶，总人数不到五千...
• 闻夕felicity

  2024-02-18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经商容易度”指数都说明印度政府的表现非常糟糕。2016年，也就是莫迪禁止大额纸币流通那一年，印度可悲地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30位。很多问题出在立法层面，如1948年通过的工厂法案恐怖到规定工厂主粉刷楼梯并且给窗框涂上清漆的时间。有人估算在印度开一家工厂需要57张许可证，开一家宾馆需要90张。联合酒业之前的老板维贾伊·马尔雅曾公开表示，运营这家公司需要的许可证多达20万张。此外还有一大批难缠的执法人员，包括工厂总监察员、警戒监察员和锅炉压力容器监察员，随便一个人都有权让工厂的机器停止运转。这些令人头疼的行政问题也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如果不打点到位，监察员就会一直拖着不让工厂开工。
• 闻夕felicity

  2024-02-18
  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饶有趣味地指出，loot这个在印地语中表示掠夺的词语很快被英语吸纳，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英属印度腐败问题严重。
• 闻夕felicity

  2024-02-18
  皮凯蒂指出，富裕的国家有时候也会主动站出来控制难以遏制的不平等加剧趋势，但往往是在血腥的世界大战以及暴力革命之后。这些悲剧迫使国家精英阶层意识到他们有必要缴更多的税，为穷人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他指出，当今印度的不平等程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他严厉批评印度的政客和商人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微乎其微，超级富豪缴的税也远不匹配他们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我希望（印度的）精英阶层可以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否则，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 闻夕felicity

  2024-02-18
  但印度国内的经济大增长也为腐败提供了理想土壤。资深议员拉杰夫·钱德拉塞卡尔从政前是科技公司的老总，同时也是个开兰博基尼的亿万富豪，他曾跟我说：“一直到2000年前后，印度人还觉得国家多一个亿万富豪是好事，他们认为这恰恰说明印度的时代来了。”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主要靠信息技术、医药和汽车制造发家，下一代企业家涉足的领域则和政府联系更为紧密。“过去十年，印度涌现的亿万富豪大多是靠政治关系做出来的，”钱德拉塞卡尔说，“在他们的行业，一个公司能否赚大钱完全取决于政府政策。”辛哈做好表格后没多久就把结果发给未来的印度央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二人曾同在印度最负盛名的工科院校印度理工学院读本科，关系一直不错。当时，拉詹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但他已开始担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的非官方顾问。拉詹对辛哈的研究成果大吃一惊，他2008年下半年在孟买的一次演讲中专门提到这个研究，并抛出个言简意赅的问题：“印度是否有滑入寡头政治的风险？”拉詹引用辛哈的数据表示印度确实有此风险，落入企业家腰包的公共资源越来越多，让他们轻松收割本不应该赚的巨额财富。“亿万富豪的财富主要靠三样东西：土地、自然资源、政府的合同和许可证。许多人发财都仗着自己和政府关系密切。人数之多，财富之巨，触目惊心。”几年后，拉詹的担忧基本得到印证。当时，辛格政府陷入腐败丑闻，媒体曝光其将土地、煤矿等资产转移给几家和政府往来密切的公司，导致数百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类问题在印度根深蒂固，拉詹后来为此创造出“资源统治”的新说法，以区别于许可证制度，指一种俄罗斯风格的体制，政客、官员、企业家三方沆瀣一气，瓜分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而后在内部分配收益。
• 韧勉

  2024-01-23
  从这些指标看，印度跟南非、巴西一样，同属于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但印度知识分子总以一种怪异的默契对这点一笔带过。印度贸易自由化以来，许多在政治光谱中偏右的思想家认为，经济高速发展比最终的分配重要；左派人士看重的则是底层的生活状态，更关心包括儿童死亡率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标有无改善。但这两派都不重视贫富差距。许多人认为贫富差距对经济危害不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也难以就艰难的结构性改革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印度发展经济急需的正是这种结构性改革。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不及时采取举措，贫富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
• 芝麻

  2024-02-05
  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论述的，腐败可以将本不稳定的社会群体绑定到一起。印度为此提供了教科书式的范例，回扣让政客得以顺利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新德里的政治联盟也因为收受的好处费变得更为紧密。在其他地方，恩庇网络让种姓群体和其他少数群体在更广泛的经济中获益。因此，印度面对的是选择题。2004年以来的十年，印度经济飞速发展，但与之相伴的是猖獗的腐败。近些年以来，腐败没那么猖獗，但经济增速也降下来。许多人如今梦想着高经济增长率和零腐败。不过，这大概率会是个幻想，正如罗伯特·克里特戈德在《反腐》中所写：“实践中，零腐败并非最理想的腐败程度。”他认为完全剔除腐败代价过大，会带来不可接受的附带损害。现实生活中更可能的是不断的妥协，而印度要同时实现莫迪最重要的两项承诺——极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极低的腐败率——难度可想而知。更好的选择是推进体制改革，杜绝腐败的可能性，此前印度在自然资源上转向竞拍制度就是个例子，这在遏制腐败的同时让经济逐步恢复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