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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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哈诺的影子2021-03-18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的威力摇身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王子癸丑学制”两次学制的大改革，莫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改变了依附于王权政治的历史，开始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不再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朝廷王权，这一次的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仅仅靠一脉道统支撑自己，而是有了一块实实在在的社会地盘，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读书人自魏晋南北朝以后，再一次疏离仕途，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自由。但这一次，凭藉的不是门阀世家，而是学校一一是真正属于知识人自己的社会建构。儒家追求了两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现代中国，无须说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即使是国立大学，国家权力的干预亦相当有限，大学有相当的自主性。大学的自主性又基本掌握在教授手中。学校拥有自身的文化标准和精英选拔标准。由于学校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核心权力、又将这套文化标准推广到社会，通过对商业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培养，以现代的学统为网、建立起一个通布全国的精英网络，从而拥有了现代社会独一无二的文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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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归零2013-02-15现实版本的“通三统”借助古代的外儒内法、革命的集权传统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三者的联姻，共同打造了走向富强的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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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归零2013-02-15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主义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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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归零2013-02-10在1920-1930年代的上海，上海的知识界与商界、青红帮联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城市精英网络，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有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支持。最典型的是，1932年“一二八”抗战中成立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后改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是执媒体牛耳的《申报》老板史量才，副会长是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青红帮领袖杜月笙，秘书长则是前江苏省教育会会长、著名文化和社会活动家黄炎培。这些地方名流有知识分子，有实业界人士，也有黑社会领袖。他们周旋于中央权力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借多元权力的孔隙，控制了上海的地方社会。不过，上海这一城市社会与传统的乡村社会还是有区别的。在乡村社会之中，士绅始终是主角，但在现代的城市精英之中，核心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的英雄，像史量才这样的报业大王，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资产阶级，延承晚清绅商的传统，具有亦绅亦商的双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