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苦痛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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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忙碌一天后,男人们还可以去鼓楼抽抽烟、聊聊天,而妇女们则要为一家人和家畜准备食物,甚至当男人、小孩都休息了,她们还要在昏黄的灯光下织布织锦,为一家老小的服饰和家庭仪式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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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具体到医患之间的信任,在现代性的浪潮下,病人不是对某个医生信任,而是对医生作为一个职业或者说一个抽象的专家体系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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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第一,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不仅需要区分不同的类型,还需要明晰它的发生与社会制度、生计模式、身体习性、文化心态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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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当下美好的生活不仅不能抵消过去“苦日子”带来的疾病风险,还让过度损耗类慢性病和过量摄取类慢性病同时发生在中老年村民身上。历史会在人们身上留下烙印,反过来,从人们的身体也可以反观历史。两种类型的慢性病就像是历史过程中的两面镜子,它们相互反射,共同印证了人们曾经经历的社会的苦难以及正在经历的甜蜜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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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人们的生命历程从一种饥饿、劳累的“苦痛”走向另一种甜蜜的“苦痛”。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人们食不果腹、每日辛劳,而在如今温饱有余的幸福时光中,人们却一面承受着“苦日子”留下的伤痛,一面面临着由肥胖、缺乏运动以及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的慢性病的折磨。田野调查和已有的统计数据反映,一些中老年村民面临着多种疾病的折磨。过度损耗类慢性病和过量摄取类慢性病在他们年老后一同出现,不仅增加了他们身体的苦痛和家庭的负担,也给治疗本身带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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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本章的分析揭示出,处于从贫困走向温饱和富裕状态的村民,可能面对慢性病时更为脆弱,他们不仅深受“过度损耗类”慢性病的折磨,也面临着“过量摄取类”慢性病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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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如果我们在关注一般性的变迁规律的同时,忽视了数据之下个体的生命历程和患病体验,那么慢性病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符号和代码,失去了它在贯通身体、生命和生活上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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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作为长期难以治愈的疾病,慢性疾病给病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怎样的苦痛?患者如何得到照护?这是慢性病人及重要他人的生活世界问题。我将通过翔实的个案故事呈现在久治不愈的疾病面前,个人、亲属乃至整个村寨是如何与疾病和病人共处,在坚持、帮扶、依靠、挫败的自我照护和他人照护中彰显生活的哲学和道德的体验,寻求病痛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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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这提醒我们,依靠病痛叙述所形成的微型民族志可能对于临床医生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在当下,微型民族志所构成的“平行病历”(相对于医生的常规病历)却相当稀缺,而对于人类学学者来说,依靠访谈和诉说获得的微型民族志则显得过于单薄。这种单薄不是字数意义上的,而是方法、视角乃至内容上的单调。如果没有其他资料的补充和完善,我们就难以整体性地理解病人的“叙述”。这些资料至少包括患者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以及医院(科室、诊所)或社区的民族志。前者有利于全面地理解患者日常状态中的病痛体验和疾病管理,而后者则将医患互动纳入医院(科室、诊所)整体的文化建构中,它们共同构成了病痛叙述的语境。这是本书倡导在研究患病经历时将病痛叙述和民族志结合的基本理据。 总结起来,如果要对患病经历有整体的把握,符合文化逻辑地呈现病痛的意义,那么我们只有从民族志的角度广泛收集患者和重要他人所处的生态的、生计的、信仰和社会关系的乃至医院(科室、诊所)的资料,以深厚的民族志分析作为底色,结合病痛叙述和参与观察的材料,以及借助其他的理论工具,才有可能展现病人复杂的生活世界,洞察出患病的历程和意义。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患者及其患病经历作为分析的中心,以重现被慢性病痛破坏抑或是重建的生活世界,从而把他们所遭受苦难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给予整体性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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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百货兰姐2024-11-25“从基因假设到文化涵化,再到对政治经济过程的批判,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在研究糖尿病时取向迥异而又相互交叉的研究路径。基因假设本身就暗含文化变迁与生物适应问题。将“胎儿的营养不良”作为成人后发生糖尿病的可能原因,揭示了社会等级与疾病风险之关联。如果说基因假设导向的是生物进化谱系,涵化分析是对文化变迁温和的追问,那么对社会苦难的探讨,则直指社会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Farm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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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之思2022-06-20如果我们回到费孝通(2009)在老人赡养问题中提出的“反馈模式”,就会看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寨的抚育和赡养仍然没有脱离这种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如此循环、互惠延续。在这个村寨里,抚育的对象包括子女,但赡养的主体则主要是儿子。“养儿防老”“入赘延续香火”“儿子继承财产”“死后葬入祖坟”等说明,父系亲属制度的传统在这个村寨里依然延续着。在“照顾的模式”这一节中,我试图表明,作为一种长期的、难以治愈的疾病,慢性病侵扰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还必然引起家庭、工作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不安(图姆斯,2000)。当家里有人生病尤其是这种长期的、慢性的、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时,照护成为难题,而当前乡村空心化的结构使照护变得更为困难。然而,我们仍需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崩塌。患者努力地承担家庭角色,选择就近治疗;家人调整自己的劳作安排,尽照护之责。他们考虑的依然是家庭整体。在家庭内部的生活中,个人确实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家庭作为一个道德整体业已瓦解的结论(阎云翔,2006)。相反,家庭内部的照护关系让我们深切地明白家庭关系何以可能和维持的,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存在。在社会性照护体系不发达的乡村社会,慢性病人的照护最终落在了“家”这一基本单元里。照护家人,也被家人照护,成为家庭生活的必要部分。通过家庭内部的相互照护和相互依赖,人们既得到了认可、实现了个人价值,也获得了情感的相互支撑,这构成了家庭团结的基础和纽带,从而具有比个人决断更大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对于患者来说,他们遭遇了身体的种种痛苦和无奈;对于家人来说,他们面临着照护的各种困境和难题。然而,正如案例所展现的,他们没有在疾病和照护中选择放弃和逃避,而是仍然以家庭为重,过着有道德的家庭生活。上文两个例外的案例,其实都从反面说明了家庭(可扩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