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統治世界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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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2
  P361法兰西民族是最具帝国色彩的民族，也是最不像帝国子民的民族。他们是帝国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影响世界，建立世界帝国。同时他们认为世界文明应具备法国特色和法兰西民族的烙印。曾有一段时期，这种想法与法兰西民族是上帝选民联系在一起，他们肩负传播天主教和忠君思想的使命。法国大革命之后，理性主义、共和思想、世俗化成为法国新的帝国使命。但无论形式如何，与其他帝国相比，法国最接近帝国与民族的融合，法国可以理解为“向外扩张的民族”（见第一章）。与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其他帝国的民族不同，法兰西人不接受多元化和多民族的帝国。法国首先必须属于法兰西人，具备法兰西民族的特有品质。所以加里·怀尔德将两个概念混用，提出“法兰西帝国民族国家”，用来形容法兰西人及其帝国似乎相当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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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2
  P290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绝不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在统治民族和其他族群中的兴起，意味着帝国的终结，而非帝国的形成。但宗主国和附属地相对接近，两者很难区分，这会使得内陆帝国中统治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与海洋帝国中二者的关系有显著差别。所有帝国都有普遍目标，无论是内陆帝国还是海洋帝国，这样的目标并不会因疆域和地缘而改变。与现代帝国相比，罗马面积相对较小，但罗马从未放弃对普遍主义的追求，对普遍主义的追求甚至成为罗马传给后世的重要政治遗产。奥斯曼帝国希望传播伊斯兰教，哈布斯堡王朝希望传播天主教，俄罗斯帝国希望传播东正教。无论领土大小与国家性质，所有帝国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真理，并希望将其传扬四海，让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但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领土面积，对普遍性的追求是有影响的。领土面积可以影响国家的信誉。俄国幅员辽阔，却局限于欧亚大陆。除了那次短暂的涉足北美洲的尝试，俄国从未将它的统治延伸到欧亚之外。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亦是如此，除了偶尔的几次冲动，它们的权势也仅限于大陆。或许它们认为自己肩负了普遍主义的使命，但一个未建立全球秩序的帝国又将如何履行这一使命呢？伊斯兰教能广泛传播，除了奥斯曼帝国还有其他国家在共同为之努力。天主教也在全球传播，但这不能主要归功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尽管建立了海外帝国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不是因为俄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东正教要如何在那些地区扎根？海洋帝国的面积相对较大，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葡萄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情况都是如此。但比起幅员更重要的是海洋帝国的特性。与内陆帝国不同，这些帝国在建立之初就打上了全球化的印记。它们在每块大陆、世界的每个角落建立根基。它们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也留下了世界性的政治遗产。与内陆帝国不同，它们追求普遍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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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86“官方民族主义”特别适合用来形容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与帝国的关系。我们清楚看到其中民族是为帝国效力，而非相反。帝国直到其解体的那一天依然是所有统治者和政治顾问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俄罗斯民族还是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都是对帝国的威胁。民族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十分强大，俄国当然也无法不受影响。帝国内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的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在逐渐壮大，但是从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甚至没有影响大部分的俄国知识阶层，其发展依然显得狭隘和局限。俄罗斯人无疑在帝国中占有支配地位，无论是人口还是其影响力。俄罗斯帝国避免将自己的身份与俄罗斯人过于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统治阶层也由多民族构成。俄语是帝国的主流语言，俄罗斯文学、艺术、音乐也是地位最崇高的艺术形式。每个人都崇拜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和格林卡。帝国是将这片广袤土地上诞生的不同文化融为一体的工具。而俄罗斯人并不只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使者（其文化根源既来自帝国各地，也来自西欧），还承担着普遍使命。大部分时间里，东正教是其中最重要的使命，被视作拯救和联合所有人的最纯净的基督教。其终极目标是弥赛亚式的对全人类的救赎，而非针对某个特定民族。但是某个民族可以认为自己被赋予神圣的使命来完成这一伟业。因此民族和帝国产生了联系，通过某个民族和它肩负的普遍使命。帝国民族主义是指，某个民族在无意间产生了自我认知，找到了超越自身的意义，他们通常生活在肩负着“改变世界历史”或普遍使命的帝国中。民族国家也一样，至少其中一部分人认为自己也肩负使命。因此帝国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可以是“传教民族主义”。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这是民族主义的反面。作为民族的载体，所谓“立国”民族，必须不能过度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以致脱离帝国中的其他民族。这将威胁到帝国的完整，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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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84民族与帝国，在19世纪之后成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选项。支持其中一方就意味着压制或威胁另一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或许已成为“新的国家宗教”。但是，为国家服务而采用的民族主义原则却需要人们万分小心，避免帝国生存受到威胁。在这一点上，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英国和其他帝国的境况是类似的。某个民族身份认同过强，特别是那些占有支配地位的民族，将威胁到帝国的稳定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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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76俄国成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信念很难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采用，除非要强调民族主义中“帝国”或“使命”的层面。这句话不是针对作为民族的俄罗斯，而是要求作为帝国的俄国，作为“第三罗马帝国”要继承上帝的旨意，延续之前两个罗马帝国作为基督教和文明的使者的伟业。这种帝国的抱负让俄国产生了对巴尔干地区的野心，作为奥斯曼帝国中东正教徒的庇护者和潜在的解放者，特别是在泛斯拉夫主义者的眼中，这会激起俄国为基督徒重新夺回君士坦丁堡、重建拜占庭的决心，当然，是在“俄罗斯雄鹰的双翼”下实现统治。它甚至还会让俄国进军东方的战略获得合法性，俄国东进的目的是给亚洲各地的异族和异教徒带去基督教与文明。这些体现了“第三罗马帝国”所肩负的使命的转化与重构。这也很难适用于单纯的民族国家。俄国说到底是一个基督教帝国，东正教是其自我建构中最大的特征。成为俄罗斯人的首要条件就是信奉东正教，而没有选择改宗的人，无论职位如何提升，也将意识到这一点。帝国都有其使命，捍卫和传播东正教就是俄国全部的使命。而履行“文明的使命”，特别是将其向东方传播也是帝国使命的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但在帝国的历史上，世俗的目标从未取代宗教的使命。透过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平与思想我们能清楚地发现这一点，他和其家族成员都是虔诚的教徒，对宗教圣地与仪式极为关注。但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他和前任沙皇一样对俄罗斯化政策缺乏兴趣，这也证明履行帝国的使命终有其极限，最重要的是帝国的实力与生存，只有保障这两点才有机会实现帝国的理想。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俄国和许多帝国一样，必须平衡帝国的传教使命与帝国的管理需求。因此帝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否定。如我们所见，俄国压制了东正教徒的传教冲动，对其他宗教信仰与传统采取相当宽容的政策。同样地，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让俄国对民族主义的极端诉求置之不理，除非涉及帝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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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74但无论是“神圣俄罗斯”还是东正教，都并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可以借用的力量，至少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这么认为。因为“神圣俄罗斯”和国家有分别，甚至相互对立，无法达到民族主义团结国家和民族的目标。国家与民族之间因不同的甚至相冲突的命运而产生了让人不安的矛盾。这一区别反映在“俄罗斯人”和“俄国人”两个概念中，即民族与国家。“成为俄罗斯人意味着成为东正教徒，这是永久的身份，而俄国人则是政治身份。于是我们面对两种身份，每个都对应着一套说法：一般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是神圣俄罗斯的实际承担者，而‘俄国人’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由沙皇统治。”俄国人容纳了俄罗斯人，即俄罗斯民族，赋予他们支配地位；俄罗斯人却不可能等同于整个帝国，而且在不同时期他们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帝国的受害者。东正教当然与帝国关系密切，大多数时间也是俄国的国教，但这也导致东正教无法只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独特印记。如果说“神圣俄罗斯”比帝国的范围要小，那么东正教的内涵要大于俄国，超出帝国的边界。因为很多民族都信奉东正教，不只是帝国内的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还有其他改宗东正教的教徒，也包括帝国境外的教众。其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希腊人，他们作为东正教教的历史更久，俄罗斯人信奉的东正教教义就是由他们确立的。拜占庭作为东正教的圣殿，俄罗斯人对其相当尊崇；即使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俄国获得东正教世界的领导权，我们在17世纪的宗教大分裂中会发现，希腊东正教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早期莫斯科的东正教牧首，以及圣像画家比如西奥芬尼，都是希腊人。同时，在巴尔于地区，还有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信奉东正教，包括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等。俄罗斯帝国宣称自己担负着解放这些受压迫的信徒的责任。与其他伟大的宗教一样，东正教也具有普遍性，它很难适应陕隘的民族主义。尼康牧首在责备旧礼仪派的“本土主义”时宣布，“我是俄罗斯人，但在信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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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37俄国的情况用“自我殖民”而非“内部殖民”来描述或许更准确。其含义是帝国的臣民由自己的殖民活动塑造，导致俄罗斯人和其他被征服的人都成为被殖民的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既是殖民活动的主体，也是被殖民的对象；他们看似是殖民者，实则是被殖民的群体。之后我们会从更多的细节发现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及其产生的影响。一般说来，所谓内部殖民或自我殖民通常会让帝国的民众成为殖民活动的受害者和受益者。特别是占支配地位的族群，即以自己的名字为帝国命名的族群，他们会发现这一过程将导致自我束缚，甚至“逆向歧视”，相比生活在“边缘”的帝国臣民，他们反而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为了帝国整体的利益，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或者要被压抑，或者要被淡化处理；他们独特的制度要么不再发展，要么和帝国体制融为一体，从此失去族群特殊性；最终他们会觉得帝国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失去了对帝国的控制。这一现象在罗马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奥地利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英格兰人，以及法国人（或许程度最低）的帝国中都发生过。帝国对他们来说充满矛盾。他们既为自己创造的国家骄傲，也会在其中感到疏离，帝国将这一族群的力量吸收殆尽，他们从中得到的收益却逐渐减少。他们对帝国的信念开始减弱，伴随着伤感的情绪，倘若没有帝国，对他们而言情况会更糟。如果帝国覆灭，他们何以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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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35“俄国的历史就是一段国家自我殖民的历史。”克柳切夫斯基继续补充道：“但这一耗费数个世纪的历程延续到了今天。”克柳切夫斯基不认为古代和当代帝国之间存在区分，至少在俄国情况是这样。从中世纪开始在西伯利亚的定居，到19世纪吸收克里米亚、高加索和中亚，克柳切夫斯基认为这一征服和殖民的过程严丝合缝，没有间断。克柳切夫斯基认为“国家的殖民过程是俄国历史的最重要属性”，从中世纪到现代，俄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就是“一系列殖民活动”。俄国唯一不变的就是扩张。虽然俄国的领土有过减少或被征服，比如12一13世纪由蒙古人统治，17世纪被波兰人和瑞典人扰攘，19世纪初拿破仑领军入侵，1917年沙俄覆灭与“二战”期间希特勒大举进攻，但每次俄国都能予以反击并重建帝国，特别是在1917年之后，早期历史也是如此，这一点让很多人认为俄国绝没有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终结。俄国一直存在，今天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油气、煤矿、黄金和储石资源，不少俄罗斯邻国的历史也能追潮到俄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帝国的终结”并不适用于俄国，尽管人们反复谈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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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23由此出现了两个俄国或两个俄国的理念：一个是帝国的俄国，将东正教教廷视作俄国成为所有国家基督教徒庇护者的手段；另一个俄国背对着教廷与国家，面向“土地”，特别是乡村和其中的人民。两种对俄国使命的解读以不同的形式在将来重现，尤其是在19世纪末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辩论中。这也是民族愿景与帝国愿景的区别，一个关注俄国“民族”的传统，另一个强调俄国作为欧亚强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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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03霍夫曼斯塔尔承认他的转变太晚了。与许多其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样，他此前极力讽刺批判帝国，将其视作陈腐过时的代表。而此时他认为这是懒惰又危险的行为。他写道：“人们渐渐被迫将这一据说被暴政统治的‘混合体’或‘民族集合体’视作精神力量和历史必然性的启示。”他不再认同自由派那种将帝国形容为“民族的牢笼”的激进措辞，在霍夫曼斯塔尔看来，哈布斯堡王朝是宽容、多元和人性的圣殿。奥地利特有的混杂本性常被耻笑为混乱与低效的来源，此时被看作一种善意和出于人道的漠视，可以被解读为当法律明显违背公德和人性时不愿照章办事的态度。在发表于1917年的文章《普鲁士与奥地利纲要》中，“优柔寡断又温和的”奥地利与专横跋扈的普鲁士形成对比，后者坚持严苛统治，却无视其实际效果与影响。奥地利社会学家维克托·阿德勒将奥地利政府称为“温吞的专制主义”，以此赞扬奥地利的悠闲生活胜过普鲁士刻板的专制主义。这与塔弗伯爵“渐进决策、抓住机会”的说法异曲同工，这些都是奥地利政府的行事准则。格里尔帕策称哈布斯堡王朝失败的根源是“半途而废、缺乏毅力、拖沓涣散”，而这是对此的有力反驳。在霍夫曼斯塔尔看来，奥地利思想恰好是“兼容并包、沟通各方”的典范。哈布斯堡王朝既是保卫欧洲不受外部威胁的“前线阵地和桥头堡”，也是东西方民族与文化交流沟通的“流动的边界线”，联结了德意志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霍夫曼斯塔尔说：“欧洲如果希望改头换面，就需要奥地利——它是有着弹性结构的有机体，内部弥漫着自我崇拜，如果没有奥地利，各方无法紧密团结在一起；欧洲需要奥地利把控复杂多变的东方。中欧的概念并不特别，但是从更高的层次上看，对于欧洲而言，奥地利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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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1
  P202民族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更是一种历史、精神和文化实体，值得人们保护与提升。但民族不是国家，而民族国家作为19世纪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梦想，也不一定是民族最佳或者最高的政治形式。因为这使得民族与民族相争，陷入霍布斯式或达尔文式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哈布斯堡王朝或许是独特的，包含另一种更有前途和更进步的想法的萌芽。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民主联邦或民族共同体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伦纳形容其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联盟”。对“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进行重新解释之后，鲍威尔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差异这种可贵的、历史上形成的宝贵财富，并不会消失，反而会更重要、更能彰显自我。“并非要消弭民族特性，而是在民族多样性的前提下，增强国际团结，这是未来国际主义的主要任务。”鲍威尔提醒，所谓的“多瑙河帝国”的工人阶级将分裂帝国视作解决自身问题的出路。这将导致德意志、意大利和俄国的“民族帝国主义”势力纷纷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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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20
  P162在对帝国进行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时，西班牙帝国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是第一个现代帝国。因为它包含陆地与海外领土，多了古代帝国（包括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所不具备的维度。一面治理着如此庞大又驳杂的政治体，一面在帝国统治的第一个世纪中思考着复杂的帝国问题，西班牙帝国终于奠定了帝国的典范，为我们建立了分析现代帝国以及研究其面临的挑战时的基本原则。作为内陆帝国的代表，奥斯曼帝国为人们提供了治理多元化社会的经验。但奥斯曼帝国要治理的非穆斯林主要是所谓的“有经者”，即犹太人或基督徒，他们与穆斯林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在新世界，西班牙面对的族群及其习俗完全在欧洲人的经验之外，甚至超越了欧洲人的理解能力。那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西班牙人是第一批探索这片土地的人，并制定了讨论和辩论的相应规则，这些规则将影响欧洲各个帝国数个世纪之久。如果说“文明与基督教”是欧洲征服者宣扬的口号，那么西班牙则是口号最早的实践者，当这些目标与更世俗、更实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西班牙人试图调节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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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18
  P143在本书讨论的所有帝国中，奥斯曼帝国最像“帝国”，因为它最符合帝国的原则。相较于其他帝国，它更彻底地实践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原则，同时它还在寻求普遍文明框架下的身份认同。人种、族群或民族主义，在奥斯曼帝国都是被嗤之以鼻的概念。当然宗教是重要的，也是帝国使命的一部分，但奥斯曼还没有发展到侵害不同信仰的群体的地步。如果人们认为这是出于帝国的宽容，则属于误解，因为这像是认定奥斯曼帝国的思维中就不存在接受其他族群的可能。奥斯曼人秉持务实的态度，这也是帝国能延续600年之久的原因。只有当国际力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时，帝国的生存才会受到威胁。帝国是否必然覆灭，最后它是否成功地和现代世界衔接，这些和许多关于其他帝国的研究一样，永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在超越民族的最高权力下，不同族群可以和平共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土耳其民族国家取代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是一种损失——尽管这种损失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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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18
  P142帝国的覆灭与帝国在废墟上重生是两件事，其背后的逻辑完全不同。在“一战”的滚滚炮火中，内陆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霍亨索伦帝国和罗曼诺夫帝国相继瓦解。它们的继任者因各种原因而出现，这些原因有：胜利一方协约国成员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与理念；在战败的帝国中相互争斗的社会势力与意识形态；人民领袖的才智与能力；当然，运气与突发事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新的理念，特别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中提出的民族自决也相当重要。倘若当时这些要素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历史或许要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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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18
  P107在关于米勒特制的讨论中，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多数-少数”关系，我们也切勿套用现代概念，如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来强行解读。这些概念都是启蒙运动后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物，以同质性与普遍性为前提，通常与自然权力或人权的观念有关。而奥斯曼人并没有接受同质性或任何有关人权的观念。他们尊重差异，同时并不追求一致性。他们尽管坚定地信奉伊斯兰教的真理与优越性，却无意将此信仰强加于非穆斯林族群。在这个意义上，米勒特制违背了宗教的普遍原则，即使伊斯兰教处于强势地位，但这个制度允许不同宗教存在固有的差异性。同时，奥斯曼人也没有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伊斯兰教归根到底是一种霸权体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奥斯曼人承认差异，但这绝不是平等的基础。这是等级社会的差异。这不是多元主义的问题，与多元性无关。换句话说，差异性是奥斯曼社会的组织架构原则，必定会产生不平等的现象。况且帝国从未采取过大范围的措施去抹平差异性，因此也就未出现不宽容的情况。”任何一个族群随着民族主义兴起必定会产生对奥斯曼人的憎恨，因为民族主义要消灭差异，要在同一个民族中建立统一的秩序。这肯定违背了米勒特制的原则，米勒特制不是建立在种族或民族之上，而是严格以宗教为基础。如果将米勒特制看作将来民族主义发展的“基石”，则大错特错。民族主义的抬头预示了米勒特制的瓦解，也预示了创造并维持这一制度的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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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3-15
  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因为其对待非罗马人的态度而独树一帜。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罗马史》（1531）中认为，希腊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发展停滞乃至最终灭亡，原因在于其对待“异类”和外国人的敌对态度；恰恰相反，罗马“消灭了邻居”，变得更强大，因为罗马维持着一条“为向往归化的人而设的开放且安全的通道”，并给予他们“赢得荣誉的机会”，其中包括授予公民权。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公民权是罗马兴起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面向外族的自由归化政策是一个国家成为帝国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罗马媲美；因此，罗马成了最伟大的帝国。”培根随后又补充道：“罗马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罗马的风俗传统移植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两种制度融为一体，好像不是罗马在世界上扩张，而是世界在罗马的土地上发展，这无疑是伟大的。”其他国家往往闭关锁国，小心翼翼地捍卫本土文化和公民身份，而罗马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传统，对外敞开大门，吸收各地的民族、习俗、宗教，同时将自身的政治和文化注入世界。“罗马化”这个概念指的是罗马的法律、城市形态、行政管理向帝国各地传播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当地的文化与族群的差异性，特别是大众层面的差异性被消灭。相反，罗马对于当地文化通常很宽容，允许本地宗教与方言的存在。但帝国各地的精英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被统一打上了罗马的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烙印。各个行省城市的庙宇、剧院、宫殿、乡间小屋、道路、浴场、广场、运动场、雕塑和墓碑，都仿照罗马的样式。当地势力先在市议会中失势，之后进一步失去在帝国官僚体系和军队中的控制权，而彻底罗马化的拥有土地的贵族开始接管地方，这样的治理模式被英国人在治理其庞大帝国时大加推广。
• 向上游的鱼

  2024-03-13
  P32今天人们对于帝国的兴趣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对20世纪民族主义的泛滥产生了反感，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残酷统治。这无疑引发了人们对逝去帝国的怀旧情绪，并且认为历史上的帝国经验对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消解民族国家冲突具有借鉴价值，更不必说对日渐复杂的“多元文化”共同体的治理（它们本身也是之前帝国的遗留物）。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情绪，它都确实强化了许多人关于帝国和民族的想象，尽管两者以有趣的方式重叠，但最终却在各自的原则上指向了不同的世界。
• 向上游的鱼

  2024-03-13
  P24大多数民族国家，或即将成为民族国家的地区，与帝国一样是征服与殖民的结果。后来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要竭力掩饰这一难堪的事实，同时它还对民族起源中血腥残暴的部分选择性失忆。19世纪出现的民族主义史学对“境内”与“境外”的历史、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历史进行了清晰的区分，这里的帝国包括传统的领土型帝国和18-19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帝国。无论如何，正如戴维·阿米蒂奇所言，“民族国家是在一个激烈的竞争体系中诞生的…无论是否在欧洲，民族国家都是‘未能成功的帝国’”。
• 子不语

  2024-01-17
  帝国则展现出与民族完全相反的特性。帝国是多民族或多种族的，其所追求的自然不是一种共同文化，而强调文化的异质多样，特别是上层的精英文化与底层的庶民文化的差异。帝国等级森严，与平等主义原则大相径庭。帝国凝聚力以垂直方向发展，即从统治者到平民，而非民族内部公民或成员之间横向的平等关系。最后，帝国追求的是普遍性，而非特殊性。正如罗马帝国，它自认为世界的中心、文明的发源地、传播教化的使者。除了自我认同，帝国还把自己当成道德或宗教使命的践行者。帝国往往轻视民族主义，认为其格局不够开阔，过于关注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