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极道与国家主义者

• 连木木

  2023-10-07
  然而，在“壮士”取代“志士”或“有志家”而广泛被使用之前，还有一段过渡期。整个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报纸仍指称这些政治青年为“志士”，通常强调他们有别于政府的立场，或者是将他们与德川时代后期志士前辈的高尚爱国情操相结合。有时候，这三种称呼还可以交替使用。
• 连木木

  2023-10-07
  这个时期的政治也是暴力的，19世纪80年代的年轻民权活动家很愿意假民主与自由主义之名，使用肢体武力。这些后来被称为“壮士”的人，在他们作为政治守护者与策动者而实施暴力时，逐渐打响了自己野蛮暴力的名声。19世纪90年代前后，当自由民权运动失势，一些志士将他们的暴力出口到朝鲜和中国，并称之为“大陆浪人”。其他人则留在国内的政治领域，经历自我转型，从活动家演变成了职业流氓。壮士与大陆浪人的暴力出现在议会政治及帝国创建的时刻，成为与近代政治纠缠不清的一部分。随着议会民主的开启，暴力行为为什么不见缓和，反而日益壮大，是我此处主要关心的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股暴力势力对日本早期的民主实验而言有何意义，以及暴力势力是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阴魂不散”地纠缠着民主政治?
• 连木木

  2023-10-07
  与理想政治愿景相左的是，要求更广泛政治参与和贯彻宪法中关于民主条款的现实，这无疑是一段暴力的过程，而且往往是不稳定且失序的。与所有议会制的政府一样，政策实际执行时，并非如理想中的包容或平等。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传统的政治集团并不乐于和他们的国民分享政治影响力，而且对其自身权力有着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这使他们迈向宪法与议会政治的脚步充满迟疑。他们更期待的，是被视为“西方宪政体系的一分子”，而非真心欢迎新声音进入政治。19世纪80年代冗长的制宪过程，以及对于谁有投票权的严格限制，无疑是明治时期的政治元老操弄政治的结果，而这些则刺激了那些拒绝被边缘化的人转而使用暴力。而这些政治元老以国家暴力回击的决定，只是提油救火，助长了政治动荡，致使暴力成为日本政治样貌的常态。
• 连木木

  2023-10-07
  日本的明治维新不是以自由或民主之名施政的，而且人民也并不期待新政府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明治政府因此暂时避免了如18世纪的法国那样，必须在面对反对阵营的暴力时，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然而，当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势头逐渐高涨，以及明治政府承诺建立议会与立宪政府时，暴力将与日本的民主实验紧密相连。
• 连木木

  2023-10-07
  随着明治时代的大幕拉开，这些博徒一度不受西化政府的青睐，此时的新政府正计划通过现代化军事和警力强化自身的武装力量，而非通过与这些非法之徒的结盟。当博徒再次活跃于政治舞台时，就已经站在了明治政府的对立面。此时的政府则试图将博徒罪犯化，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如近藤与云风)曾经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的内战中与他们是统一战线。
• 连木木

  2023-10-07
  幕府与博徒合作无形中默许了他们的暴力行为。让博徒成为眼线，及后来成为向导，幕府等于向博徒暗示，他们的势力只要不危及整个国家主权，就会被容许。如果博徒对村庄有正面贡献，当地就会忍耐博徒的暴力。
• 连木木

  2023-10-07
  德川时代前半期，对博徒的宽松处理可以解释为在执法层面有意识且深思熟虑后的手段。幕府官员将包含博徒在内的犯罪当作信息提供者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些人协助官方缉拿犯人，以此免于牢狱之灾或免除小部分罚金。由于他们本身即是犯人，而且即使在身为情报提供者时，仍在继续非法勾当，他们总能提供消息、犯罪网络和犯罪关系，最终抓捕到被通缉的犯人。因为博徒不在官方的管辖范围内，所以这些人尤其受到大名(藩主)的关注;信息提供者大可不经任何官方申请，越界到另一个管辖权的所在地，而由官方聘任的武士则不行。这种对信息提供者的策略性利用，缓和了官方管辖区的重叠及分散所造成的混乱，也反映出比起捉拿情节较轻的罪犯，幕府将重点放在逮捕重大要犯上。如史学家丹尼尔·博茨曼主张的，维系信息提供者网络源于这一重视选择性且引人关注的犯罪惩罚体系，而非惩戒所有犯罪的目的。
• 连木木

  2023-10-07
  从18世纪00年代初期起，幕府便利用刺青来标志罪犯，未想到后来刺青成为工人与传统匠人(消防队员、木匠、车夫、建筑工人以及打零工者)之间的普遍常规。在他们的手上，幕府偏好以刺青线条标示罪行(如在前臂上的两条线表示此人第二次犯盗窃罪)，后来，刺青演变成彩色和装饰性的图案，用以标示自创的身份。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刺青后来不只成为宣告个人特色的象征，也是一个人忍受刺青冗长且痛苦过程的体力象征。博徒也乐于展示这些华丽的标志，促成一种与某些群体常规相呼应的文化;这群人经常是博徒团体的衣食父母，而且似乎也不把博徒当作非法之徒。在这种与博徒交融的（非非法）文化常规下，博徒游走于不合法的非法之徒以及合法的工人与传统匠人之间的模糊界线上。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博徒融入他们所经营赌场的村町，而且还颇受欢迎。赌博受到广泛欢迎，意味着它们能提供一种被需要的服务，而赌场变成三教九流聚集的场所。......
• 连木木

  2023-10-07
  神田由筑认为，博徒组织里的亲分一子分关系，与相扑集团里的亲方一弟子关系有很紧密的联结。他认为，相扑士(他们本身也是一种暴力专家)也会成为博徒，他们带来相扑士内部的组织结构，有助于形塑博徒团体。
• 连木木

  2023-10-07
  德川幕府势力衰退的幕末时期，志士与博徒无不涉足政治。然而，与志士不同的是，博徒并非出于对国家社稷的关心，或是对西方势力鲸吞蚕食的恐惧，而是因为他们是地方上以暴力闻名的人，所以被卷入了政治当中。幕末时期，施暴能力是博徒崭露头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赌博早在17世纪便是流行娱乐，德川时代中期，为赌博划设的空间开始在全国大量涌现，成为较不正式的赌博场所(如私宅)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些赌场由博徒组织经营，早期主要是由劳力中介、工人与消防员组成。当这些团体变得越来越有组织，他们就根据“亲分”(老大)与“子分”(小弟)的关系，形成了有拟亲关系的“一家”。这些“一家”逐渐由那些认定博徒是他们主要，甚至是唯一职业的人组成，所以，博徒往往是“无宿者”，也就是没有正式户籍、在德川时代的身份制度中没有地位的人。随着不可计数的博徒一家成立一一他们的收人全仰赖赌场一---能够迎战竞争团体、捍卫并扩张地盘的能力就成了维持“一家”命脉的核心能力。因此，逞凶斗狠的蛮力成了野心勃勃的博徒的重要资本和成为老大的先决条件。
• 连木木

  2023-10-07
  在明治政权诞生的各种意气风发的叙事中，志士暴力被反复包装，但是志士暴力并非停留在近世的过去式，而是与时俱进，经过若干次重整后，成为近代政治风貌的一部分。
• 连木木

  2023-10-07
  虽然志士的倒幕运动在1868年之前便已式微，但他们为暴力反抗国家提供了先例，为后期的反抗者行动提供了参考。他们创造了丰富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受到其后继者的复兴、重塑，以合理化成其自身的政治暴力。这一贡献相当引人注目，因为如此具有可塑性——志士可能因为他们对国家激昂的反抗、对天皇的效忠，或者为了保护国家而奉献的行为而被美化，这一切全看个人的政治取向。所有这些可能性一一虽然有时被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人衢用一一依然为志士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将志士投射为有勇气、果敢且具英雄气概的年轻人，致使志士的暴力行为与他们近代版的暴力变得更好接受，甚至令人敬仰。
• 连木木

  2023-10-07
  虽然志士暴力在制造恐怖氛围方面极见成效，但情况很快变得明朗，单靠暗杀是无法攘夷或倒幕的。
• 连木木

  2023-10-07
  暗杀是志士常用的暴力手段，他们会暗杀外国人，也会暗杀那些在日本领土上对外国人卑躬屈膝的本国人。历史学者经常把这些暗杀行动描述为恐怖主义行为，事实上，它们是旨在引起恐慌的象征性行为——惩罚所谓的日本卖国贼、引发排外情绪、反抗令人反感的条约协定。
• 连木木

  2023-10-07
  “志士”是典型的下级武士，身为德川时代的武士，他们是近世国家的官方暴力机关。然而，由于缺乏让武士真正担负国家护卫者的机会，他们更像是名义上的战士，而非实际上的武装力量。最终，迫使他们拿起武器对抗的，是他们原本应该守护的政治秩序一一他们对幕府面对19世纪50年代抵达日本的西方列强的态度深表不满。身为下级武士所感到的沮丧，加上“直接行动”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政府的蔑视，催生了志士这样一群人。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和19世纪60年代初期，以行使暴力 (主要是暗杀形式)的方式，企图推翻德川幕府。从最严格的意义来看，志士都算不上暴力专家，因为他们是企图使用武力达成自身政治目标的反抗者，而不是为他人施行暴力的人。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并未延续到明治时期。然而，志士提供了一种以暴力反抗丑恶国家的典范，这种模式在明治初期仍为人所接受。而且，虽然他们的组成十分多元化，包括当时的爱国分子和仇外的恐怖分子，但他们的爱国主义却被明治时期与之后的近代暴力专家所缅怀，从而得以起死回生德川时代的“博徒”原本是赌徒，他们锻炼体魄，以保护他们的事业及地盘。正因为博徒的暴力能力，德川幕府采取了有些讽刺的举措:请求他们协助维持国土治安，某些主甚至招募他们参与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战。在19世纪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的情势下，施暴能力促使一些博徒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角色，如田代荣助和加藤织平等。博徒不只和志士一样，留下一种意识形态的传统，他们本身也成为近代政治历史中的暴力专家。志士和博徒的事例都说明了德川时代的暴力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如何演变，也说明了暴力如何，又是为何以特定的形式持续存在的，以及暴力是如何重整，最终呈现出鲜明的近代特征的。从德川幕府过渡到明治政权的暴力，并未随着日本成为新兴的近代民族国家而消亡，反而留存了下来，虽然改头换面，但仍牵动着日本往后数十年的政治风貌和政治实践。
• 连木木

  2023-10-07
  在广泛检视日本近代暴力专家的先驱——“志士”与“博徒徒”一一如何经历从近世到近代(19世纪60年代至 80年代)统治的动荡期时，对田代和加藤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志士与博徒不是过往的封建残余，而是经历过导致德川幕府溃败的倒幕运动，并在明治初期数十年的骚动中，被重新塑造出的一群人。武士统治的结束、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各式民主政治的萌芽，将志士和博徒的近世暴力重塑成符合近代特色的暴力形式。然而，志士和博徒在这转型的几十年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
• 连木木

  2023-10-07
  因而，探究暴力专家的历史，可以作为一种视角以检视更为广泛的议题，其中包括各种政治形式(从明治政权的成立，到日本的民主实验，以及与法西斯主义的相遇)的暴力有何种地位和意义。
• 连木木

  2023-10-07
  暴力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实用性，也是因为一种在限度内容忍，有时甚至鼓励使用肢体暴力的政治文化。由于结构上与文化上的两种因素，暴力成为一种诱人的政治工具。因此，暴力的使用，吸引着活动家、抗议者，无论优秀与否的政治家都对其趋之若鹜。暴力不仅见于偶发事件和政治运动一一这些内容在书中也会谈到一一暴力也是例行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 连木木

  2023-10-07
  我尽可能选择中性字眼，但并不是说暴力或行使暴力的人不该被批判，也并非暗示质疑肢体暴力的道德性是无意义的。但是，在我心里，暴力有如此多种类和意图，以致无法口径一致地予以赞扬或谴责例如，在基层民主运动中使用的暴力，与暗杀民选政治领袖或帝国主义战争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有争议的语言不只会扭曲事件本身，也不足以描绘其中的复杂性。在书中的某些地方，我明确地提出我对政治行动的判断，而在这里，我使用足以说明我的观点的词句，例如我选择“活动家”“抗议者”，而不是“暴徒”。在整本书中，我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以便清楚讨论当代暴力与暴力专家的结构。
• 连木木

  2023-10-07
  与这些暴力政治交织在一起的是本书的核心人物一一流氓、极道及其亲信族类。简而言之，就是那些擅长使用暴力，并通过暴力冲突声名大噪的人，我愿称之为暴力专家。这些暴力专家和日本史学习者熟悉的民众抗议、暗杀、政变紧密关联，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实施的暴力甚至会超越事件爆发的时刻。他们的暴力行径一一经常伴随着破坏、威胁、恐吓、肉搏和斗殴一一与政治相结合，这表明暴力并不是单一的偶发现象，而是近代日本政治生活中一个系统的、根深蒂固的元素。这些暴力专家是如何以及为何与政治产生纠葛的呢?这一问题推动了本书对暴力政治的探索。从19世纪60年代近世政权的最后几年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重生之间，暴力对日本政治的意义和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这是一个关于暴力专家及其暴力行为如何被合法化的故事，也是一个政治暴力文化如何形成的故事。在这种文化中，使用暴力被许多政治人物视为一种可行的，至少是默许的策略。这种政治暴力的文化，无论如何变迁，都有助于延续这种一以贯之且不加掩饰的暴力长存于政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