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访谈录

• wlhui

  2015-01-03
  近代以来不断追求人间天堂，结果是一大灾难。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能制魔就行了，不能企望没有魔。社会不能通体透明，不能都满意。如果太满意，就太无聊了。李商隐的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 wlhui

  2015-01-03
  所以我讲到王阳明，此人思想——王学的建立，与商人兴起有极大关系。他在晚年给一个“弃儒就贾”的商人写墓表，在另外的地方提出了“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这方面的材料非常重要。王阳明是从士大夫往下层社会走。天理和人欲，这两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希望治人者、管理者要减少欲望，尽量用天理去控制欲望。这里的天理是公位。人权的概念可以从中导出来。反对“以理杀人”的戴震是中国最早呼吁人权的人。
• wlhui

  2015-01-03
  社会需要和谐，但不需要整齐划一。易经里讲：“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个思想很好。司马光也反复讲过这个意思。中国传统思想是不独断的。
• wlhui

  2015-01-03
  世界上好几个古老文明大约在同一时代，就是公元一千年以内都发生了哲学的突破的现象。像印度的吠陀哲学、古希腊哲学、以色列的宗教觉醒、中国先秦诸子的兴起，这几个很明显是在同一个时代。其实从文学方面看也是如此。闻一多在1943年便指出，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了诗歌。儒释道三家都克服了“巫”的早期影响力，而同时又把“巫”的神妙功能都收归到每一个人“心”中。
• wlhui

  2015-01-03
  明代君主独揽大权，已不容许士大夫有“共治天下”的幻想。而且明太祖一开始便对士阶层歧视，“廷杖”便是专为凌辱士大夫而设的独特制度。
• 豆友31759496

  2013-08-24
  从“证”的角度说，陈寅恪的史料掌握也不比陈垣高。但说到“论”，陈寅恪的结构是陈援庵所不及的了。陈援庵可以说是乾嘉的殿军，他的考证规模且超过乾嘉。但在论的部分，他对中国史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看法，1949年以后便只好完全缴械，奉韶山为圣人，他就没再写出任何东西了。而陈寅恪晚年目盲却仍有《柳如是别传》那样的大著作。
• bruin

  2013-07-12
  传统“士”的承当精神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其演进过程是很复杂的。我过去对各时代的变化曾做过一些专题研究，这里不可能细谈了。现在只就你提出的现代情况稍作答复。我欣赏这种承当精神，是因为即使在传统时代，能承当的“士”都是少数中的少数。多数的“士”即使不完全走“曲学阿世”的路，大体上也是以“独善其身”为主流。但中国的价值世界（即“轴心突破”后的超越世界）主要是靠这些极少数的人支撑着的，有的甚至成为“殉道者”。1905年科举废止以后，“士”与权力世界之间已不再有直通的途径，从此传统的“士”便为现代知识人所取代。但由于传统的关系，承担政治社会责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传移到知识人的身上。所以在20世纪中国的几次革命运动中，知识人没有一次不扮演着先锋的角色。但在革命转化为新的权力结构的过程中，他们便逐步地被推向边缘，甚至为革命暴力所毁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悲剧，不必多说。在一般常态的社会中，知识人已不可能像传统的“士”那样继续占据中心的位置。社会多元化把知识人送向各行各业，除了极少数特例外，一般已很难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这些极少数的特例，在美国大概相当于“公共知识人”，但为数不多，而且有人认为将越来越少。你提出今天知识人“要有担当是很困难的事情”，大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感觉。但是我认为，知识人的担当意义——即“社会责任感”即使在最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也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为迫切。以我所见的美国情况而言，新闻媒体当然正面承担着这一公共任务。但媒体不可能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媒体都请出有关专家发言，而且包括一切专业，从国际国内政治、商业到科技，应有都有。这里反映出美国高等教育的效果——在大学时期人人都受过通识训练，具有基本的判断能力，因此各人观点尽管不同，却都能侃侃而谈。我相信，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担当精神今后大概也只有采用大同小异的表现方式。这里我们必...
• 金剛怒目

  2012-07-04
  他在南开就教了一年，后来又去复旦大学。最后在东北办一个大学，叫中正大学。
• rousseau

  2012-04-11
  “国学热”的形成相当复杂。首先，它出现在1990年代，当时大家不再谈西方思潮，只是往中国古典文献方面找藏身之所，比较安全。因此有《续修四库全书》及其他修史或大规模古书整理。当时有“学问突出，思想淡出”的说法。我认为“国学热”并不是纯起于民间，而是官方主导的。而且这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是一共同现象，即先有崇拜西方思想的运动，很快又转成民族狂热，南斯拉夫尤为典型。
• rousseau

  2012-03-29
  大概80年代初，我在台北拜候钱宾四师，他刚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交给我看，那是真迹，毫无问题。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说，信不知是谁从大陆带来，放在他信箱中的，因为信封上无邮票，且是敞开的。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
• 如林

  2016-10-07
  清朝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讲要复“封建”，就是看清了社会上没有有组织的力量，足以与征服集团抗衡。
• 肥动稚膀的胖鹅

  2015-01-04
  马克思在西方史学影响很大，但只是千百家之一，并未定于一尊。马克思本人就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用法文说的“Je ne suis pas Marxiste”但马克思也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把社会当做自然界一样，要寻找必然的发展规律和法则，这是19世纪的陈旧观念。考证一个制度，考证经典文本，把一段话一段文本解释清楚，那不会碰到很大的问题。之后做什么呢？西方也有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的背后有一个大的架构，而小的具体的研究会影响到或者会改变这个大架构的。不是大架构限制具体研究，而是具体研究会带着大架构走。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力量，过去我们受西方影响，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以为民族主义已不能再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讲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应为叫nationalism，其实也可以翻作“国家主义”。像德国的纳粹党，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靠民族主义文化来号召，把其他的人种民族看作第一等。因为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种族看的比别人高，才能成为民族主义。这里面和民族情绪关系很大。像中东就是把民族主义和基本教义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就是说我们民族原来是在很纯洁的状态，至善至美，没有被外面的东西污染的，后来坏掉了。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则带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情绪，且不免养生排外何仇外的冲动。我们只能在承认人类有普世价值的大前提下，保持个别民族或文化的认同。
• 豆友31759496

  2013-08-24
  现在我们讲论和证，所谓“论”就是西方的argument。不能argue不行。没有“证”也是空话，是平面的，光有架构也没有用。
• Z～

  2012-05-02
  中国历史的特点，主要是各个新兴的王朝都不去刻意破坏原有的民间社会。有民间社会，就有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有了民间信仰，你所担心的传统传衍问题就好解决了。民间信仰是最无害的。因此打烂菩萨，再愚蠢不过。我在日本，看见各种古怪的信仰都有，但日本何尝不能现代化。信仰问题只能听其自然演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专好破迷信，其实自己信仰的所谓“科学的”一切比民间迷信还要幼稚。记得潘光旦写过一篇文字，叫《迷信者不迷》，是为民间信仰辩护的，很有眼光。孙中山讲思维ˌ八德。胡适反对。我是同情孙的。民间道德习俗不好去破坏，破坏了 就 难恢复。你以为是用科学思想扫除迷信，其实是用假信仰代替真信仰，社会秩序反而解体了。
• rousseau

  2012-03-27
  民国以后才开始有了新的史学，多半变成论文了。就像陈垣说的，清人笔记像奶粉一样，现代人拿水一冲冲出一大碗，就是一篇论文。这话有些道理，有许多人就是拿清朝一条笔记然后扩充材料，拼命发挥。
• 咖其蕯的徒弟

  2012-09-15
  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 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现代人类学家强调在地区文化 研究上，研究者必须身临其境（being there）和亲自参与（participation），我的乡居就是一个长期的参与过 程。我自1946年离开乡间以后，曾读了不少梁启超、胡适等有关中国哲学史、学术史的著作，也读了一些五四时期 的有关"人的文学"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倾向于温和的西化派，对极端的激进思潮则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阶级斗争和我早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格格不入。我也承认社会经济状态和每一时代的思 想倾向是交互影响的，但是唯物史观对我而言是过于武断了。到香港以后，我又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连续性，我也不能接受 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是我继续承认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 的。我深知，无论我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必须像钱先生那样，最后用学问上的真实成就来建立我自己的观点。我必 须暂时放下观点和理论，先虚心读古人的经典，而且必须一部一部地仔细研读。我不能先有观点，然后在古籍中断 章取义来证实我的观点。这样做便成了曲解误说，而不是实事求是了。在哈佛大学的最初两三年，我比较集中精力读西方的史学和思想史。所 以我正式研修的课程包括罗马史、西方古代与中古政治思想史、历史哲学、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我并不妄想在 西方学问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识，以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参考资料。认识到学问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六如

  2023-02-13
  陈：在昆曲上她是专业水平了吧？余：她的水平是最高水平了，她跟俞平伯一块儿研究昆曲，跟俞振飞一块儿上过台，是昆曲大家了。最近大陆出的张充和的东西很多嘛。
• [已注销]

  2012-03-22
  陈：俞先生可是在《红楼梦》上吃了苦头的，我记得听陈毓罴先生说起过，俞先生下干校时，遭到农民的批斗。农民说：“你这个反动分子，竟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俞说：“不敢！”老乡说：“你还有什么不敢的，你居然写了本《红楼梦》反对毛主席！”俞连忙说：“不敢不敢！”
• 小北

  2012-07-14
  我想我要强调的就是，要知道怎么念书，那就是得“取法乎上”。读精品，找学者公认的经典好好揣摩。不是讲内容，你不必记文艺复兴的内容，但要了解文艺复兴研究的开山师祖布克哈特是怎样把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他是有立体感的，讲艺术、国家、个人主义、个人的觉醒，跟中古有什么大不同，这些端倪都是他先看出来的，他先指出来了。他指出来以后，慢慢人们会发现，有的地方说过了，有的地方还不及，研究不够，收到人家攻击，或者修改。那也没有关系，大纲大目是他提举出来的。这样你就慢慢得到读书的办法了。我们要鼓励青年人读好书，不是任意找一本，而是老师推荐的。而且要看他这本书是怎么写成的，从这方面注意。不光是说他讲了些什么主张，这事是次要的。要看他怎么样得到这些结果的，这样你就能学到针法，金针就在这里面。鸳鸯绣好了才拿出来给人看，光看鸳鸯是看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这是我认为感触比较深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