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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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4-08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咨询顾问的建议越来越聚焦于发现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意即公司最擅长什么，而且是尚未被竞争对手复制的——同时悄悄地摆脱任何对公司没有贡献的人。正如戴维韦尔（David Weil）在《分裂的职场》一书中指出的，这意味着将公司的某些部分剥离出来、取消整个部门，并将“非必要”的劳动力（如临时工）外包——依靠这些劳动力，可以在成本低得多的情况下为公司提供同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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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4-08当有人批评千禧一代懒惰时，我很想提出质疑：究竟是指哪些干禧一代？当有人说我们自以为是时，我也确实会向：究竟是雅教导我们应该从事自已热爱的工作的？我们被灌输，大学将是获得中产阶层工作的途径，可这并不是真的；我们也得知，热爱终将带来利益，或者至少是一份让我们被器重的、可持续的工作，而这也不是真的。在通往成人期的路上，人们都一直在调整期望值，关于工作是什么、能提供什么的期望值。而千禧一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已经花了5一20年的时间来调整这种所谓的期望值。我们将父母及大学辅导员关于就业市场令人宽慰的理解，重新调整成自身对于就业市场的现实体验，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完全功利的愿景，关于工作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愿景。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要经过数年烂工作的洗礼，才终于理解：我们是劳动者，是工人，我们渴望着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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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4-08某些高校教师或研究人员，在其研究生阶段就耗尽了自己“寄予希望的劳动”的输出。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则需要在就业市场上经年累月地打拼，往往是在丧失尊严和极为苛刻的工作条件下兼职赚取极低的报酬，然后才发现自己的梦想开始四分五裂。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维系自身运转而设置的。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博士课程依旧极少提供或压根没有提供学术领域以外的工作培训，这就形成了某种从研究生院走向终身教职候选人的强制性通道。尤其是在人文学科，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你的那一个特定知识领域的博士——基本就等同于说：“我不具备任何市场需要的技能”。因此，许多研究人员别无选择，只得继续教书——这是他们觉得自己唯一能力可及之事——即便没有合理的报酬或工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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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3-09在过去，许多“知识型工作”将大学学位作为一种筛选机制：如果你拥有一个学位，就可以留在申请者队伍中；如果没有，则会被自动排除在外。但是，随着大学教育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变得越来越标准化，雇主需要新的差异化和区分手段。在实践中，这也就意味着更加依赖大学既有的声望，同时也意味着对求职者的需求近来又升级到了研究生学位。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现象的典型案例：一旦某种精英体验向众人开放，他就不再精英了，于是就需要另辟隔离地带，重新划定“卓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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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3-09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和对阶层不稳定的恐惧已经显著改变了父母的态度和行为——特别是涉及教育成就时。在一个高风险的世界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吸引力逐渐消失，中产阶层父母开始逼迫自己的孩子采取成人式的、以成功为导向的行为。许多父母不再是抚养孩子成长，而是在有意无意地开始培养简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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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3-02像丹妮尔一样，我越来越笃信，自己能够长期避免倦怠的原因之一，可以直接追溯到我所经历的大量“自然成长”时光。但许多千禧一代的孩子们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回事。正如罗辛所指出的，“如今父母普遍担心的是，孩子成长得太快了。而有时，孩子们似乎又丝毫没有得以成长的空间；他们只是善于模仿成年人的习惯而已。”中产阶层的孩子越来越早地成为小大人，尽管他们口中不断冒出“成人化”的修辞，但却未必已经为真实的成人世界做好了准备。他们耗费大量时间与成人在一起，虽然学会了扮演成人所需要的那些外部特征，但缺乏独立而强烈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通常会伴随监管与保护相对较少的童年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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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3-02尽管存在诸多焦虑，“针对儿童的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际上并没有激增，而自90年代初以来，此类犯罪实际上还减少了。“一个来自幸福、完整家庭的孩子走到公共汽车站，就再也没有回家，这固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罗辛写道：“但绝非某种全国性的流行病。”但是，无论是在操场上还是在公共场所，儿童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危险这一认知，迫使父母（有能力和时间这样做的父母）阻止孩子前往或避免其暴露于这些场所。对“危险的陌生人”的焦虑，在许多方面其实是其他焦虑的转移，诸如对家庭的理解发生的转变、职场母亲数量的增加、社区的弱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凝聚力涣散。有很多事情似乎是父母无法控制的，但孩子在哪里玩、如何玩、是否始终受到监管一这一切都是可以被密切监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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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鸢2024-02-28无论你如何拼命工作、工作多长时间，对工作倾注了多少心血和关切，一切都无济于事。你会发现自己重又回归那个令你感到孤独和惶恐的所在，左思右想呈现于自己眼前的路线图究竟缘何被证明错得不可救药一一那张承诺“若你这样做，就会实现这个目标”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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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暾2023-12-02随之而来的关于“母爱缺失”的孩子、凌乱的家和女性化家庭主夫的焦虑,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平息,以免由此产生的强烈抵制抹杀掉业已取得的任何微小进展。于是便形成了如下心照不宣的默契:女性可以进入工作场所,但前提是必须满足社会施加于她们身上的所有其他期待。她可以雄心勃勃,但仍然必须做个好人;可以有权有势,但还得性感撩人;勤奋工作之余,也得是个好厨子;无论同时处理多少任务,仍要做个认真负责的管家;就算是领导者,也得依然保留女性的温婉;即便是个工作狂,但仍是无私奉献的家长。需要澄清的是,许多诸如此类的期待也曾被强加给婴儿潮一代妈妈们。但是将上述品质统统加以表现并包装起来,置于网络供大众消遣--这样的期许在当年可要罕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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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暾2023-12-01“实干家”(doers)确实是唯一一类能在零工经济中适者生存的人,他们已经有效地压制了自己身体的预警系统。毕竟,服用一些5-Hour Energy*要比直视我们当前经济体系的残酷面孔并实话实说要容易得多。正如吉娅·托伦蒂诺(JiaTolentino)在《纽约客》上指出的那样:“其根源在于美国人对自立的迷恋,这使得人们更倾向于为一个劳碌至死的人喝彩,而不去争辩工作至死究竟是不是经济体系存在缺陷的某种证据。”[10]过度工作的思想观念已变得如此有害且普遍,以至于我们把这种状况归咎于自己的失败,归咎于我们自己对人生窍门的一无所知而这些窍门能一下子使一切变得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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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delia2024-06-15外包并不能维持雇员薪资的稳定，也不会使其工作及生活变得更美好。外包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加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整体价值，而这有利于股东和那些幸运地拥有企业退休金的人，而与此同时压低了那些被外包人员的工资。而且，由于许多人心甘情愿或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任何工作都行，雇用这些外包人员的公司几乎没有丝毫动力去提供稳定的工作、常规排班，或福利。这样的就业状况不仅加剧了倦怠，甚至给人感觉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倦怠。而这种设计的核心，是少数人利用其他许多人缺乏选择的局面，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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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delia2024-06-15通常正是那种使普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糟的决定，促成了股票市场的繁荣。事实上，一家公司的股价，往往随着 “重组” 以及随之而来的裁员事宜的宣布，而上涨，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员工们不再被视为资产。我们是昂贵、让资方心疼开销的必需品。尽量将我们处理掉——剩下越少人越好——就能见证公司价值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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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delia2024-06-15早期关于战后临时工的叙事是，她是一位 “追求奢华的家庭主妇”，为了赚取一些额外的零花钱，好为家里添置一点自己想要的物件。临时工所在的家庭并不真正需要这笔钱，这些临时工只不过是想获得一点赚钱的乐趣罢了。而正因为这份收入被认为是多余的，所以解雇临时工或是为其创造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实际上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毕竟，这些人完全可以随时选择不当临时工。但是，这种说法与事实从来就没多大关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更是如此。当年正值经济跌入谷底，许多被公司——正是那些如今依靠临时工的公司——解雇的劳动者，急需一份工作，任何工作都行。然而，“临时工的确是临时的，或者至少是心甘情愿的” 这样一种叙事，流布甚广。最终，临时工被彻底女性化，同时也被有效地贬低，以至于人们很少考虑其中是否具有剥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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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delia2024-06-15凯利服务（Kelly Services）是全球前五大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服务公司，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创造 “凯利女孩” 品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临时工机构方兴未艾。至少从表面上看，临时工是建立在那些渴望凭借劳动快速赚几个零花钱的已婚女性基础上的。临时工服务被作为一种迅速而极为简单的方法，用以解决公司紧急的劳动力需求。其中一家业内龙头公司的广告上写着，他们提供名为 “凯利女孩”（KellyGirls）的劳务派遣服务，并承诺这些派遣的临时工：- 从不休假也不过节假日；- 从不要求加薪；- 从不会因其空闲时间而让你掏钱（当工作量减少，你就让她离开）；- 从不感冒、椎间盘突出或牙齿松动（反正也不会发生在为你工作的时间内）；- 从不耗费你的失业税和社会保险金（自然也不需要相应的文书工作）；- 从不耗费你的附加福利（它们加起来要占每一美元工资的 30%）；- 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的凯利女孩雇员无法交差，你不付钱就是了）。简而言之，你根本不需要像对待常规雇员那样对待凯利女孩，或者至少不需要像工会与公司之间商定的雇佣关系那样。临时工就好比海外劳工，为公司提供了一种规避工会要求的方式，而且使公司看起来又不像是在破坏工会。这种方法还能降低公司成本，同时免去了雇主和雇员之间任何涉及责任义务的合同——如此一来，就把日常生活的风险完全转移到雇员个人身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种方式还为当代工作模式提供了样板，其中各式各样的兼职人员、独立承包人、自由职业者、零工，或任何其他类型的 “临时” 劳动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全新且不断扩张的社会分类：朝不保夕阶层（theprec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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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moon2024-04-08当苹果公司的中国工厂出现极端过劳的证据时，该公司便以“只有一个大脑而没有躯体”为由，称自已束手无策。事实上，它压根连“手”都没有：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压根就不是苹果的工厂，它们只是恰好产出应用到苹果产品上的技术而已。而这种理念的成功，也是苹果公司能成为证券交易市场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的主要原因。凡是苹果做的，都是美好而耀眼的事情。而使这些美好而耀眼之事成为可能的一系列混乱而具有剥削性的行径，怎么可能会是苹果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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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鸢2024-02-28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由“根本性的不安”和“随时袭来的倦怠”这两个自变量化合而成。这无需千禧一代长大以后才懂，他们“从四岁起就很忙”，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蜂拥而至，从来不闲着，放松一下就会有负罪感。这是父母为他们的成人阶段所做的准备，体现的是父母的阶层意识，这是代际传导的过程。美国千禧一代的典型画像：日程安排过满；养尊处优过度；以及不难想象将会在若干年后纠缠他的、一种刻骨的倦怠感。时而抵制一只管守住自己，懒得合群，不结婚，不生娃；时而妥协——践行早熟的实用主义，变本加厉地关注尽己所能可以掌控的事物。整个人生反转了：小时候就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大学毕业就是中年人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