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 Artemis

  2023-10-11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关于先有大成中学的讲学，后应会稽周氏兄弟之请而另设一班的叙述，与许、周等人文章无异。有趣的是，钱氏提及周氏兄弟“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听课态度。周氏兄弟其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并为《河南》杂志撰写长篇论文，“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而这一说法，得到周作人某种程度的证实。
• Artemis

  2023-10-11
  章太炎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之文，确实与胡适之主张“明白如话”大异其趣；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章不但没像林纾那样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也未见如严复般的背后讥笑，反而是在收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赠书后，用白话写信作复，与其讨论有关庄周的评价问题。为何太炎先生的表现如此“出人意料”？一来那时他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
• Artemis

  2023-10-11
  就是这么一位举世公认的“古文学”大师，竟然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的1921年，推出一册谈笑风生、甚至不无插科打诨的《章太炎的白话文》！这册只有137页的小书，给予读者的巨大冲击，首先不是具体论述，而是章氏的“变脸”——由古文学的“押阵大将”，一转而成了白话文的“开路先驱”。
• 李隆基笑嘻嘻

  2022-07-18
  至于五四那天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前来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街上有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山；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回；从什刹海会贤堂面湖的楼上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游行的消息传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园，闻一多写了一张岳飞的《满江红》，当晚偷偷贴在食堂门口…诸如此类生动有趣的细节，在为五四那天的游行提供证词的同时，也在引导我们进入“观察者”的位置。这些注重细节的追忆，对于帮助我们“触摸历史”，比起从新文化运动或巴黎和会讲起的高头讲章，一点也不逊色。
• 爽罗

  2017-03-27
  即便将论题局限在同一文化传统，经典的推举，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力的渗透与时代思潮的激荡。尤其是当世人谈论“经典”时，实际上是将“阅读趣味”与“文化记忆”混合起来。许多耳熟能详的作家与作品，并没有真正进人当代人的阅读视野；而不少当代读者欣赏的作品，又未能登大雅之堂。这种“历史的”与“审美的”视角之相对分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因其所设想的目标并不相同。必须经由很长时间的对话与磨合，两条视线才有可能基本重叠——到那时候，专家与公众的趣味依然有异，那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之前，作品距离我们太近，其流风余韵依旧影响着今日的文学创作，论者在为某一文学现象、流派、风格、文体追根溯源时，很容易将其作为“鼻祖”或“祸首”来囊贬抑扬。再加上文学史家的推波助澜，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并非素面的、而是经由多重化装，因而有着巨大的光环或阴影的作品。
• 爽罗

  2017-03-27
  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曾区分绝对的与相对的两种不同的经典作品，主要着眼点在作品的魅力与生存时空。“其一是普遍的经典作品”，不受时间与地域的限制，永久地为全人类所欣赏；“其二是那些相对于本国语言中其他文学而言的经典作品，或者是按照某一特定时期的人生观而言的经典作品”。除了个人才华，“普遍的经典作品”之得以产生，还有赖于某一文明、语言、文学乃至心智与习俗的“成熟”。在这一论述框架中，经典的产生明显受制于政治生态及文化霸权。比如，在欧美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19、20世纪，中国作家的想象与表述，便因与之密不可分的文明、语言、心智、习俗的“不成熟”，而在很多论者看来不可能具有“普遍性”。美国学者布鲁(H.Bloom)所设想的走向经典之路——与政治利益无涉，乃纯粹的美学竞争——在东西文化、南北经济尚存在巨大落差的今日，是不太现实的。
• 爽罗

  2017-03-27
  可细细寻觅，你还是能发现《尝试集》之走向成功，并非纯属偶然。这里包括20年代之经由“删诗”而产生“定本”，30年代的经由“辨体”而凝结“风格”，50年代至70年代的经由“批判一平反”而形成“经典”。在这中间，作品本身的潜能以及时代思潮的激荡，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周氏兄弟的推波助澜，也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
• 爽罗

  2017-03-26
  在白话诗提倡者适之先生眼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白话”而不是“诗”。为了突出“白话的文法”，而相对割舍音律、意境以及想象力，在胡适看来，很可能是“必要的丧失”。
• 爽罗

  2017-03-26
  与《分类白话诗选》和《新诗年选》的编者独掌生杀大权不同，胡适反而邀请众友人来为自家已经出版并广获好评的《尝试集》大动手术。此举之异乎常情，迫使你作多种方式的解读。诗人之所以如此独辟蹊径，到底是希望依靠友人的准确判断，为读者提供更加精粹的选本；还是希望借助友人的巨大声望，为读者提供更加权威的诗集？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当事人的动机不必过于追究；需要关注的是，此举所达成的良好效果——即促成了该诗集经典地位的确立。
• 爽罗

  2017-03-26
  诗人有权随时随地修改自家的创作，至于请别人为一部已经名满天下的诗集“动手术”，则是另一回事。不管诗人态度如何谦虚，读者都会联想到对于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孔子删《诗》之说。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删《诗》的真伪与是非，后世不无争议，但毕竟以相信司马迁所言者为多。胡适并未做直接的比附，但潜意识里，“删诗”乃“确立经典”的必要程序，有“历史癖”的适之先生，应该明白此中奥妙。
• 爽罗

  2017-03-26
  这里涉及两种不同意义的“经典”，一是历久弥新，青春常在，依旧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一是事过境迁，隐人背景，但作为里程碑永远存在。《尝试集》无疑属于后者。
• 爽罗

  2017-03-26
  一部作品之成为“经典”，除了自身的资质，还需要历史机遇，需要时间淘洗，需要阐释者的高瞻远瞩，更需要广大读者的积极参与。着眼于长时段者，往往强调历史是公正的；可在中、短时段的视野中，经典的筛选，不可避免为政治、文化、性别、种族等偏见所左右。充当伯乐的，或许只是一时冲动；随声附和者，也未见得真的十分喜欢。可声势一旦形成，将信将疑的读者，便都不敢公开挑战已成定见的“社会共识”。只是到了“忽喇喇大厦将倾”，才会腾起钱塘江大潮般的批评声浪。如此说来，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并非毋庸置疑。
• 爽罗

  2017-03-24
  记得近世怪才辜鸿铭曾主张将“礼”译为art而不是rite，周作人对此深表赞赏，甚至加以引申：“礼”就是“生活之艺术”。
• 爽罗

  2017-03-23
  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蔡元培（孑民）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这种“共同研究”，需要师生对于学问的强烈兴趣与积极参与，也基于校方遵循“思想自由之通则”和“兼容并收之主义”的立场。而出学刊，聘名师，开讲座，组织学会，以及体制化的研究所的创设，都是既指向自由思考，也指向专深学术。
• 爽罗

  2017-03-23
  在我看来，蔡先生首先是教育家，而后才是政治家。这就好像说北大首先是中国第一流的大学，而后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样，本无任何新奇之处。只是相对于努力拔高蔡校长的时尚，以上表述才有意义。对蔡元培(子民)的误读，与对北大传统的曲说，二者同出一源，即，不承认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与发展学术。
• 爽罗

  2017-03-23
  在《大学教育》中，蔡先生强调大学生多能自治，学校不妨放任，此乃大学与中学的根本区别。这两个判断互相依存：既然学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大学因而不该垄断思想；大学鼓励自由思考，学生因而得以独立判断：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 爽罗

  2017-03-23
  毋庸讳言，《新青年》的成功，确实得益于其强大的学术背景。虽然也曾刊出启事，称不宜“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混为一谈”，但《新青年》主体乃北大教授这一事实，已足以提供强大的文化资源——包括象征性的以及实质性的。
• 爽罗

  2017-03-23
  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上下求索，“五四”新文化人大都有了坚定的信仰——不管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兼及文学的托尔斯泰主义、尼采主义、易卜生主义。有信仰，有激情，加上知识渊博，“五四”那代人显得特别自信。更何况，作为各种“主义”基石的“现代性想象”，其时正如日中天，没像今天这样受到严峻挑战。这种状态下，新派人士难免有点先知先觉者的“傲慢与偏见”。
• 爽罗

  2017-03-22
  同人间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撰文时你征我引，开口处我赞你叹，有效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即便在局外人看来，新文化人的口气未免过于霸道；但在守旧势力依旧十分强大的1910年代，力主革新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更多地“意气用事”。正是这王道、霸道并用，庄言、寓言杂出，招来林纾、梅光迪等论敌，使得整个讨论上升到思想史的层面。
• 爽罗

  2017-03-20
  周策纵曾提醒我们注意，“《新青年》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刊物出现整整一百年后创刊的”，言下之意是必须关注晚清的办报热潮。这个提醒无疑是必要的，尤其对于刻意拔高《新青年》在报刊史上意义的流行思路，更有反拨作用。可我更愿意指出，中国知识者大量介人新兴的报刊事业，是戊戌变法前后方才开始的。《新青年》的作者群及编辑思路，与《清议报》、《新民丛报》、《民报》、《甲寅》等清末民初著名报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陈独秀等人所开创的事业，并不是建基于一张“可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而是在已经纵横交错的草图上删繁就简、添光加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