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作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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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到2014年，印度尼西亚的不平等水平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基尼指数从2000年的0.30上升到2014年的0.41，高于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邻国，尽管世行认为这个数据低估了现状。乐施会（OXFAM）表示，“现在印度尼西亚最富有的4个人的财富超过了最贫穷的1亿人的财富总和”。后来贫困率有所下降，但这是因为贫困线划定得过低，不切实际。尽管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但近40%的印度尼西亚人仍然深陷贫困或容易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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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不稳定就业已经在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并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让某些人口群体陷入长期贫困，也使更多的人生计和收入不保。与此相关的是，低工资、灵活化、临时化和非正规化正在塑造亚洲劳动力并限制了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发展机会。由此产生的工作不安全感抑制了对更高工资和福利的需求，降低了（用工）成本，提高了“全球竞争力”。灵活化、临时化和非正规化已被用来约束劳工和限制集体组织，以此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保障及限制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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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除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亚洲自“二战”以来经济增长显著。亚洲的变化与美国、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生产、贸易和消费形式的变化直接相关，并受到全球价值链及其内部运作机制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带来的多重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充分认识全球价值链对亚洲生产的依赖程度。由于大量的工业生产集中在亚洲，因此那里就业方式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各地有关生产、福利和收入的决策。换言之，亚洲就业和生产结构的变化与全球变化密切相关，包括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稳定就业的扩大。这种生产的转移和相关成本变化给全球产业链和供需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带来了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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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我们用了两种通常会单独使用的理论方法来解释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制度是如何影响不稳定就业的规模和后果。我们的分析整合了一种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认为制度一旦在关键时刻建立起来，就会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塑造行为。同时，利用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观点，我们强调制度有其自身的历史，并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尤其是劳资斗争。我们将两种方法综合运用，特别关注在亚洲工业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下，制度如何反映权力的发展与变化。政治经济学方法更加强调全球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特征如何影响国家内部的权力动态及国内制度，而这些国家层面的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特定情况下，它们可以获得相当大的独立性，并影响工作的性质、结构以及不平等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种理论方法具有互补性，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了塑造国家内部特定制度的跨国和国内力量及它们之间的角逐，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则解释了这些制度如何构建了不稳定就业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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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制度很重要。我们认为制度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事实”，并通过社会控制和制裁来强制个人执行的行为。制度是持久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复制。然而，劳资之间的权力斗争等集体行动可以影响制度。我们把重点放在劳动或工作制度上，是因为它们制定了许多人同意并因此而合法化的规则，这些规则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是有效解决有关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手段。制度代表了个人和利益集群的等级顺序、规范的构成以及经济中不同类型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它描述了劳动分配、任务分配和权力分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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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我们的核心论点是，不稳定就业的范围和后果反映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特定经济领域中劳资的相对优势或劣势，此论点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力量的影响一直有起有伏。同样，不同工作形式中的工作者可获得的社会保障因政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而异，这些政策强调市场、财政自律、贸易、投资和自由化的相对重要性（例如金融放松管制、权力下放、私有化）以及分配给国家的角色。一系列政策由此产生，包括有限的国家保障和福利、非中心化的劳资关系、工会和集体谈判力量的削弱以及财政自律优先于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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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離2024-02-16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中，除墨西哥之外，韩国人的工作时间最长，平均每周工作38.9小时。与英国和澳大利亚收入相近的工作者相比，韩国工作者一年要多工作9个标准工作周。为了应对过劳的负面后果，韩国政府于2018年7月1日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