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 胡萝伯爵

  2021-08-18
  我们怎样才能理解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坚实地蕴涵于农民生活的社会模式和禁令中的两条道德原则一一互惠准则和生存权利一一着手研究。把互惠准则和生存权利二者视为“小传统”的真正的道德要素，这是有充分根据的。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它植根于这一简单观念：一个人应当帮助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按照最低纲领主义的表达）至少不损害他们。如果从农民的角度来看，精英的合法性仅仅是交换平衡的直接线性函数，我们的工作就会简单多了。然而，人的需要的不连续性，使得此类简易的公式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忽视了农民生活中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生存条件最低界限的存在，而这正是我们分析的起点。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除了互惠原则，生存权利也是村小传统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原则。“生存权利”的操作性推定是：在当地资源允许的条件下，社区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享有既定的生存权利。这种生存权是以关于人的需要层次性的普遍观念为道德基础的，它认为对维持肉体生存资料的需求天然地优先于对于乡村资源的其他一切要求。在传统的农村制度下，主观感受到的重要问题不是阶级之间的迁移，而是精英们对自己的帮助、保护义务的履行一一他们的义务奠定了附从关系的规范基础。因此，在群众抗议出现之前一一并非巧合的是，这种抗议总是发生在社会生存权利遭受全面践踏之时一一问题不是“我进人精英阶层的机会是什么？”，而是“精英们在履行其义务吗？”。在传统社会里，大多数农民不指望、也不希望介入政治；恪守阶层分界线的不成文社会共识是，由精英们组成的政治阶级将确保不参与政治的社会下层的生存，确保对他们的保护。
• 胡萝伯爵

  2021-08-18
  剥削概念的核心思想是：“一些个人集团或阶级不公正、不合理地从其他个人、集团或阶级的劳动中得到好处，或者从牺牲其他个人、集团或阶级的利益中得到好处。”理论指出了工人或农民遭受的剥削，而他们的知觉假定知觉可以精地加以测量）同他们的“客观境况”却不一致，那么，他们就被说成是处于“错觉”状态。“错觉”概念忽略了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行为者的“问题”并不单单是错误知党的问题。它忽略了这一可能性，即行为者可能有自己的评价公正和剥削的固定标准一一这一标准引导他对自己的境况作出同应用演绎理论的外部观察者完全不同的评价。直截了当地说，行为者可能有自己的道义经济观。四条潜在的公平标准：1.生活水平“无论如何，一种完备的剥削理论，必须不但考虑到户的生活水平，而且要考虑到连接佃户与地主双方的交易的性质。”2.次优选择“另一个评价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之合理性的方法，就是看“一旦结束这一关系，佃户将要承受怎样的损失”。他的“仅次于最好的选择”如何更为糟糕？这里给出的论证是：佃户是个现实主义者，他对当前租佃关系下的净得利益同例如做个薪资农业劳动者的净得利益进行了比较。他所感受到的不同，是自己幸运的程度，对当前的角色比对“仅次于最好的选择”更为喜欢的程度，因而表明他很可能认为他作为佃户的身份是合理的。”3.互惠与平等交换“实质上，这里所蕴涵的道德思想是，一个人应以德报德因而平等交换界定了何谓公正的关系。按照这一观点，以均等互惠为特征的“地主一佃户”关系产生了感激之情及其合理性而有利地主一方的不平等交换则会导致道德义愤和不公正。”4.公正的价格与合理性“交换中高于公正价值的剩余额，促进人们作出交换合理的反应而亏空额则激起人们的被剥削感。在实际的交换费用之外存在着“社会公正准则”，对这一假设的证明似乎有重大意义。涂尔干提醒我们注意，’对社会所使用的各种服务的价值以及...
• 胡萝伯爵

  2021-08-18
  略（总之是由前一章因素所引起的各种起义、反抗运动）
• 胡萝伯爵

  2021-08-18
  无疑，殖民地政府加在农民身上的平均负担，大于先前本土政府加在农民身上的平均负担。然而，殖民地统治机器的决定性优势，既在于其长枪，也在于其文牍。此外，新政府是一种官僚政府。这就是说，它愈益通过可由自己的代理人全面推行的规则、条例和法律而运作。…然而，殖民地中央政府的新的代理人，却根本无意维系当地民心。欧洲和东南亚的新政府，都尽可能快地从实物赋税和劳役赋税转向现金赋税。在一个大体上依然属于自给经济范畴的国家，对现金的要求给人们强加了新的苦难；它迫使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或走向劳务市场。经济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现金饥饿”，多半来源于殖民地时期的财政政策。人头税和固定的土地评估数额造成的不平等状况尽管已经得到人们广泛的认识，但却继续得到推行。尽管执行这些税种需要增加警力和强制，它们却有利于殖民地政府的预算，但它们对于农民则是毁灭性的。
• 胡萝伯爵

  2021-08-18
  殖民地的国家政权和农业商品化的发展，至少在五个方面使得农民的生存安全困境更加复杂了。第一，它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面临新的市场不安全性的威胁，在传统农业产量波动的风险之外，又加剧了农民收入的变动性。第二，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它破坏了乡村和家族分担风险的保护性功能。第三，它减少了、甚至取消了许多传统的生存“安全阈”，即以往帮助农民家庭度过荒年的许多辅助职业。第四，从前为农业的部分风险承担责任的地主们，现在不仅能从农民那儿收取更多的地租，而且对佃户收入收取固定费用，从而使农民面对更大的农作物和市场的风险。最后，国家本身越来越有力量牺性耕作者的利益以稳定国家税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这一地区发生的
• 胡萝伯爵

  2021-08-18
  在农村穷困者中，传统的社会等级通常是这样的：小农主，佃农，雇工。当然，这些类别并非纯粹和泾渭分明…小农主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掌握着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同大多数佃农不同，他们维持生存不依赖于别人的意愿。…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商品化经济中，对自己土地产品的有保障的支配权还有一个关键性的优势一对粮食作物的直接消费使农民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类似的对生存安全性的考虑，迫使农民通常宁愿选择佃农的艰难生存方式，也不当挣工资的工人。佃农不仅完全避免了7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常常可以使用地主的资源…换句话说，佃农的最低生活水平得到了地主的担保。占有土地优于租佃，而租佃优于临时雇工。这是因为，尽管在收入方面这几种类型的人互有交叉重叠，但在生存的可靠性方面，其中每一类型都代表了一次量的飞跃。穷人方面得到一个“地位”，而不是平等收入，同时一定会失去身份，这是他们的永久依赖性的后果。然而，这一模式确实体现了乡村相互关系的最低道德要求。它通过大多数村民的支持或默许而发挥作用，而且，在正常情况下首先确保“最弱者的生存”。村庄所具有的作为一个村庄的道德稳固性，事实上最终基于其保护和养育村民的能力。只要村庄成员资格在紧急情况下是重要的，乡村规范和习惯的“小传统”就博得广泛的接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大部分东南亚低注地区的农民判断土地使用制度的公正与否，就是看它们所提供的生存条件的可靠程度如何。…在租佃的安排方面，佃户首先要问的是收获物分配以后自己能得到多少大米，而不是地主可能拿走多少。
• 胡萝伯爵

  2021-08-18
  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特点在于：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农民家庭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而且是个消费单位。根据家庭规模，它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有某种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的需要；为了作为一个单位存在下去，它就必须满足这一需要。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农民综合考虑种子、技术、耕作时间、轮作制等项选择的主要标准。濒临生存边缘的失败者的代价，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在选择种子和耕作技术时，这一原则（安全第一原则）就意味着耕作者宁愿尽量减少灾害的可能性也不去尽量增加平均利润。这一策略一般要排除带有任何危及生存的巨大风险的选择方案，尽管它们有可能产生较高的平均净利润。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早季作物、新种子、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在前面的。然而，安全第一确实意味着，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计算。可靠性和资源的逆向关系表现在农民那里，一方面是让境况略比他强的兄弟在困难中伸出援手；另一方面是国家能够更加容易地帮助他，却并不认为这是义不容辞。假设能有什么选择的话，农民们大概宁愿靠自己或依靠男性亲属和村民们的可靠帮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如果直接相关的团体不能给予足够的保护，那么选择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了。生存伦理为典型的农民看待同村人、土地所有者或官员对自己资源的不可避免的盘剥提供了基本观点。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表明农民评价这些索要的标准，主要的不是根据它们的绝对水平，而是看它们使自己维持在生存危机水准之上的问题是更加难办了还是容易解決了。它表明，好年景时占收成40%的地租很可能比极坏年景的20%的地租遭到的抵抗要小。农民的标准是“交够了外部的...
• 麻烦你，我要鱼丸粗面。

  2021-04-30
  地主们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在国家的帮助之下，能够从农村榨取更多的稻谷。结果是人均大米消费急剧下降。
• 麻烦你，我要鱼丸粗面。

  2021-04-28
  “在村民们所控制的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将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的乡村平等主义是保守的而不是激进的；它要求一切人都有住所，都能生存，而不是一切人完全平等。
• 麻烦你，我要鱼丸粗面。

  2021-04-25
  顺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其他爱好，因而他们同本书实际上毫无关系。当我开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理解或予以帮助，而是尽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许多乐趣。但愿永远如此。
• 蓝道_RANDALL

  2021-01-23
  有些地区农村人ロ的境，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①
• 北庵

  2018-06-19
  农民与近代政府的对抗，如果说在不同的地方有所区别的（P.128）话，那么它在东南亚造成的创伤比在西欧更令人难忘。在欧洲，将政府强加给农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东南亚，大多数人口众多的低地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归属殖民地政府的统治之下的。
• 北庵

  2018-06-19
  欧洲和东南亚的新政府，都尽可能快地从实物赋税和劳役赋税转向现金赋税。在一个大体上依然属于自给经济范畴的国家，对现金的要求给人们强加了新的苦难；它迫使农民种植经济作物或走向劳务市场。经济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现金饥饿”，多半来源于殖民地时期的财政政策。
• 北庵

  2018-06-19
  新政府不仅更为庞大，而且更为官僚化，同时它还是中央集权的。在一种较为封建的制度下，地方酋长虽然可能极为变化无常，但却有意关注人们的意见，并将赋税调整到适应臣民支付能力的程度。只要他们的地方政权还依赖自己在冲突发生时召集必要人力的能力，他们就会认为，避免过度征税，不使自己的国土成为潜在对手的募兵基地，才算深谋远虑。然而，殖民地中央政府的新的代理人，却根本无意维系当地民心。他们的沉浮，取决于他们取悦上级官僚的本领，而不是他们保护当地民众的能力。特别是在税收问题上，中央政府对其代理人的满意程度，往往直接因他们提交的款项多寡而异；取悦中央，意味着压榨地方民众，只要不激起民变就行。
• 北庵

  2018-06-19
  ······新政府是一种官僚政府。这就是说，它愈益通过可由自己的代理人全面推行的规则、条例和法律而运作。创立中央政府就意味着，将支离破碎的地方风俗和程序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更为同质的整体。罗兰·穆尼耶在解释17世纪法国农村起义时认为，违反独立公正的地方传统，是一个主要的促成因素。“通过王世征税，人们得以最为直接地认识到现代国家，它将一切集中起来，并使一切归于平等划一。”
• 北庵

  2018-06-12
  ······C.格尔茨所说的“农业的衰退”。附加劳动的边际利润低得可怜，但这对于缺乏资本和土地，又必须从自己的资源中挤出家庭食物的农民来说，却无关紧要。由于劳动是农民所拥有的惟一的相对充足的生产要素，为了满足生存需要，他可能不得不做那些利润极低的消耗劳动的事情。这可能意味着转换农作物或耕作技术（例如将撒播稻子变为插秧），或者在农闲季节从事小手艺、小买卖等活动，虽然所得甚少，实际上却是剩余劳动力的惟一出路。查耶诺夫指出，在家庭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农民家庭可用土地的减少，农民在一年中从事小手艺、小生意的时间则增加。
• 北庵

  2018-06-12
  “对供应不足的态度制约着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大众态度，例如对政府、农村、生命和死亡、不平等、剥削、道德、骄傲、羞耻、自尊等等的态度。供应不足是一切大众表达的中心论题。普通人并非生活在神话和莫名其妙的恐惧的世界上，因为供应不足和饥荒实际上是对其生存的最大的和惟一的威胁。”尽管有惊人的相似，但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转变的过程所带来的伤害更大。一个原因是，在英国和法国花了300年才实现的转变，在殖民地国家被缩短为仅仅几十年的强迫过程。而且，在欧洲，正如波拉尼所雄辩地指出的那样，将从完全的市场经济中失去许多东西的本土势力（有时包括君王，部分贵族，工匠，农民和工人），有时通过实行古老的道义经济，可以阻止或至少限制市场力量的作用范围。在德国和日本，强大的保守国家的创立，允许穆尔所说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发生，这种革命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尽可能多地不受损伤。结果，一方面为日后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对农民在短期内造成的伤害较轻。但在殖民地国家，想反对或限制市场经济的全面影响的政治势力，除了造反，没有什么力量或完全没有力量让社会承认自己。从上述观点看来，在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转变时期，农民问（p.12）题就是保障最低限度收入的问题。
• 苏芒

  2012-01-14
  At this point in the standard preface it is customary for the author to claim total responsibility for error and wrongheadedness and to absolve others of blame. I am not sure I want to do that. While I am happy to stand or fall with what I have written, it is also clear that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so many scholars that a great many of us are implicated in this enterprise. If it should turn out that I am on the wrong track, I suspect that many of them are on the same errant train with me!I wish also to report that my wife and children, who have their own scholarly and other concerns, had virtually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volume. They were not particularly understanding or helpful when it came to research and writing but called me away as often as possible to the many pleasures of a l...
• 麻烦你，我要鱼丸粗面。

  2021-05-03
  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出版后不久便引发了一场颇有影响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P.波普金和斯科特二人对于伴随殖民扩张而兴起的市场经济制度持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其重要分歧是：资本主义市场究竟给农民以及其他贫困人口带来了机会以使其得以逃出封建藩篱，还是不道德地瓦解了传统社会，使富贵强权者得以进一步强化对贫穷弱势者的盘剥？“在今天全球性的拥抱市场的潮流中，人们很容易接受波普金的观点而拒绝斯科特对传统社会‘过于浪漫’的描绘。但是，在彻底摈弃斯科特之前，我们也许仍然需要仔细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市场不断产生胜者与败者的‘游戏’中，为什么那些旧体制中的强势者往往又会在市场的新体制中成为赢家？在当代经济体制中，有许多人虽然渴望但却无力在市场中成功。摧毁曾为贫穷者提供生存庇护的旧体制也许的确促进了经济效率，但也会使那些失去了生活保障的人们相信，他们为此承受了极度的不公。”
• 北庵

  2018-06-12
  ······那些人口密集地区只能靠小块土地维持生存的农民家庭，为了增加一点点产量，（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其劳动强度和时间都令人难以想象——好像是在精明的资本家的压迫下干活。查耶诺夫把这种情况叫做“自我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