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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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印刷品的权威认为所有印出来的东西肯定是真实的很早就确立了。对读者而言,印刷品是人类正确无误的标本——在这里面没有必要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演员、游吟诗人或演说家,它是一个世人都看得见的物质现实,而且比所有人都长寿。印刷品没有哪怕是最完美的手稿所具有的个性、差错以及个人特质,印刷品更像是一道超越人性的法令,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和教会对印刷品印制的指示,这使得印刷媒介变得神圣不已。至少就本能而言,在我们获得足够经验变得明智之前,我们不会怀疑印刷品里的东西。许多社会和技术变革的结合使理查逊能够比以前的小说家更加充分、更加有说服力地展示人物内心生活,表现人际错综复杂的关系。反过来说,这样做在读者和人物之间引发了一种更深刻更彻底的身份认同。原因显而易见:我们认同的不是行动和情境,而是情境里面的人物,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毫无保留地让我们进人虚构人物的内心生活,这些是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里的书信意识流所呈现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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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在小说中采用书信体形式的利弊已经讨论得很充分了。其弊端尤其明显——这种写作方法过分依赖于鹅毛笔,所写的内容重复冗长且不真实。当然,书信主要的优点是它是作家内心活动最直接的物理证据。用福楼拜的话来说,书信是“真实的作品”,比回忆录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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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理查逊笔下的女主角钟情于家常书信,这反映了对书信的狂热膜拜,也是18世纪文学史上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膜拜的基础是中产阶级女性的闲暇时间日益增多,她们的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邮政设施的改善也为她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1680年,伦敦创立了一便士邮政服务体系,到下个世纪20年代,英国邮政服务的廉价、速度和效率至少在笛福眼里是整个欧洲都无法比拟的。随后几十年英国其他地区的邮政体系也有了巨大的改观。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城市化与理查逊所强调的私人经验之间的主要联系。理查逊厌倦城市生活,偏爱郊区生活,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能够在家常书信写作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感。书信这种交往模式最适合郊区所代表的那种生活方式,只有在这样的人际关系中,理查逊才能克服内心深处的拘谨。由于紧张,他与人相处时沉默寡语,局促不安,无论是和印刷所的工人们交谈还是和家人沟通,他都喜欢用“便条,可是当他写信时,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可能会忘记所有的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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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旧的城市生活方式与取代它的新的社会模式之间的对比,也许在“文雅”和“乡气”这两个词的含义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另一个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概念。“文雅”表示礼貌和善解人意的品质,这是有着更丰富多样和社会经验的城市生活产物。与之相伴的是喜剧精神,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法国或英国喜剧中,集中表现街道和广场的欢乐生活,房屋的墙壁只不过提供了一种纯属名义上的隐蔽场所。与之相反,“乡士气”则表示隐蔽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隐蔽的自满和卑俗。正如芒福德所言,郊区是“想过上个人生活的一种集体尝试”,它非常独特,集社会安慰与个人隐私安全于一体。它本质上致力于一种女性化、宁静的家庭理念和选择性的个人关系,这种理想只能在小说中表达出来,而且最初就是在理查逊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郊区的隐私基本上是以女性为主,因为它反映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认为女性的羞怯非常脆弱,因此需要防御性的隐居来保护,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郊区的隐居又由于这一时期另外两个方面的进步而得以加强一乔治王朝时期的住房条件提供了更大的私密性,家常书信往来使得新的人际关系模式成为可能,这种模式自然涉及私密的人际关系而非社会关系,可以在不离开家的安全情况下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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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菲尔丁确实具有乡下人的粗犷,因此这两位小说家及其作品之间的差距可以作为英国文明史上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的一个范例,最后的结果以理查逊所表现的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胜出。D.H劳伦斯敏锐地觉察到这场革命的道德影响和文学影响,其中不少影响他在《话说(查特菜夫人的情人)》中进行了概括。这是一篇他为自己的小说所作的辩护文章,其中提到他的小说对性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帕梅拉》所引发的那种趋势。他简略提到,经济变革和新教相结合破坏了人与自然生命以及人与同类之间的和谐。直到18世纪中叶,“旧英国”一直还有这种和谐存在一其结果是产生了“个人主义与个性情感,那是一种孤独的生存状态”。劳伦斯这样写道:“我们在笛福或者菲尔丁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谐的存在,可是在刻薄的简·奥斯汀的作品中却毫无踪影,这位年迈的女子已经用“个性”取代了性格,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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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理查逊作为一位性革新运动的领袖,一位公开反对浪漫和肉欲的人,应该庆祝他能够凭借一部著作被载人文学史册,他的这部著作比以往任何作品都更为详实地讲述了一场情感计谋。似乎理查逊世界观中一些对立的品质,例如他的清教主义立场和他的好色本质,都是相同力量作用的结果,这无疑说明这些力量的影响为何如此微妙,如此密不可分。《帕梅拉》为小说带来的独特文学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促成的。正因为存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才有可能详尽地表现一种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在理想与现实、表象与实质、精神与肉体、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逐步展开和对比中变得丰满生动。如果说两性举止规范方面潜在的模棱两可使得理查逊能够创作出第一部真正的小说,那么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种模棱两可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预言性东西:一部既可以被教士们赞扬、也可以被视为色情文学加以抨击的作品,一部集布道与脱衣舞的诱惑力于一体、让阅读大众得到双重满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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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在人类历史上,性关系的严肃性往往与私有财产日益增多的重要性相吻合一新娘必须是纯洁的,这样她的丈夫才能确保继承人是他自己亲生的。这种考虑对那些从事贸易和商业的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性纯洁的价值至少通过中产阶级生活的另外两个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首先,经济目标和性目标是对立的……其次,有些人的生活方式并非主要指向经济目标,商人或贸易商可能会对这样的人产生怨恨和不信任,因为这些人有闲暇和闲情,可以把公民的妻子女儿追到手,就像臭名昭著的宫廷侠客和上流社会的人所做的那样。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包括长期政治和宗教冲突在内的许多其他原因,在中产阶级看来,性能力和性放纵往往与贵族和上流社会有关。例如,笛福就将当时的不道德行为归咎于上流阶层:“正是国王和绅士们首先…堕落,背离道德美德,自此邪恶才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这些可怜的普通人…也跟着他们堕落了。”对于上流社会放浪形骸的厌恶自然会延伸到对于表达它的文学作品的厌恶,这种态度催生了中产阶级的性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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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清教主义中基督教传统的保罗和奥古斯丁元素:人的生理本质和欲望是极端邪恶的,是人类堕落之后继承下来的灾难性遗产,因此美德本身往往就是对自然本能的一种压制。在清教主义和圣保罗思想中,这一点起初只是被视为消极的一步一战胜肉体也许会使精神法则有更好的运作机会。然而随着世俗化的日渐盛行,出现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倾向,即为了道德而严格实行道德戒律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只有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才是清教徒主义的,因此抵制身体欲望就成了世俗道德的主要日标,贞操不再是美德之一,它往往成为至高无上的唯一美德,这种美德不仅适用于女人,而且也适用于男人。有趣的是,这种特别的道德倾向尤其适合个人主义社会。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标准主要是社会性的,个人的道德标准则因其追求优秀公民的潜在能力不同而不同。然而,如果一个文明的成员主要是为了在经济、社会和宗教领域实现个人目的,那么这一准则就不适合这样的文明。这一准则尤其不适合女性,她们在18世纪的英国不会比在4世纪的雅典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她们作为公民、战士或哲学家的价值。另一方面,人们通常所说的清教主义美德强调性欲节制,这一准则完全适合个人主义的社会秩序,它为女性提供了与男性一样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无论如何,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伦理尺度在18世纪大幅度变窄,主要是因为在性方面重新对品德下了定义。例如,约翰逊博士认为“人的主要优点在于抵制各种自然冲动”。显然,这些冲动越来越等同于“爱的激情”,这当然是理查逊的观点。理查逊的小说给读者的一种暗示是,这些激情很大程上是性冲动。同样的趋势还可以从道德词汇中看得出来,例如美德、礼仪、体面、谦虚、精致、纯洁等词语差不多只表示性的含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留了这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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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在英国很早就出现了浪漫爱情的价值观对婚姻的同化现象,这与清教运动密切相关。当然,平天是、一浪漫爱情,而是它的个人主义和反基督教的宗教类型促使它将至高无上的精神价值归因于夫妻关系,这一点从笛福的一部作品的标题就能看出来一 《宗教求爱:宗教夫妻缔结婚姻的必要性之历史话语》。而对于夫妻之间精神和谐的必要性的强调,则往往转移到两性关系本身的内在品质上面。例如,哈勒斯夫妇就描述弥尔顿起先如何“赞美婚姻的宗教意义”,转而赞美起“情感、浪漫、理想的婚姻关系的方方面面”来。当然,这两种态度可以很好地融合起来。但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是融合还是分开,这两种态度都绝不仅仅为清教主义所独有,许多其他新教教派也认同这两种态度。然而,婚姻的理想化是独特的新教主义思想,因为在罗马天主教教义中,最高的宗教价值与禁欲紧密相关。清教主义将其理论应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心理的每个细节,并且表现出独特的力量。鉴于此,它有可能是强调婚姻关系之精神价值的最强大力量,因此这种强调可以看作典雅爱情的原初宗教基础的现代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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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更为普遍的是,理查逊的女主角可能象征着大众中所有女性的愿望……由于经济个人主义和婚姻家庭的共同作用,此后类似困难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帕梅拉》以来,绝大多数小说不仅延续了《帕梅拉》的基本模式,而且浓墨重彩地写求爱过程。事实上,《帕梅拉》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背离了常规模式:即使我们排斥理查逊不明智的拖沓写法,他的叙事并未随着婚姻的结束而终止,而是按照他视为典范的婚姻规范,继续用差不多两百页的篇幅来表现婚礼仪式的每一个细节及其所形成的婚姻模式。如此强调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奇怪,而且也暗示小说在形式上缺乏合理的结构比例。实际上,这也许很好地指明了理查逊的真实意图:1740年,在中产阶级的婚姻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际,理查逊一定会觉得,既然他的目标是为男女关系制定一种新的行为模式,那他就必然关注那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细节问题。然而在他写作的那个时代,人们尚未对此形成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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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然而到了18世纪,未婚女性不再是家庭经济的宝贵力量,因为纺纱、织布和其他经济任务对她们的劳动力需求日益减少,这使得许多未婚女性面临尴尬的选择:她们要么从事非常低薪的工作,要么成为依赖家属的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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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婚姻家庭制度在个人主义和新教盛行的社会广泛兴起。就其实质而言,它实际上属于城市中产阶级。父权制家庭和家庭产业开始转型的最早象征之一是詹姆士一世反放“家政衰败的响喊心,人们当时将这种衰败归咎于贸易阶层和商层在力量和数量上的崛起。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的这一组成部分在英国内战中首次显示了它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站在保皇党一边的大建论家罗伯特·菲尔默爵士在他1680年发表的遗作《父权制》一书中指出,新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所挑战的正是历史悠久的社会和宗教的基础、父亲在家庭的权威一—这是各种权威和秩序的象征。同样重要的是,辉格党的个人主义哲学家洛克反对一切形式的家长主义,包括父权制家庭的某些方面。基于他的政治经济理论,他认为家庭主要是一个世俗的合同制度,它的存在是为了发挥其理性功能,抚养孩子,直到他们成人后自己也能这么做。一旦孩子们长大成人,他相信这种“隶属关系”应该“完全消失,让男人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总的来说,18世纪早期的家庭画像仍然是一幅缓慢而混乱的过渡阶段画像。(笛福和理查逊)作为伦敦中产阶级,他们无疑属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这样的过渡期在当时也可能是最先进的时期。就父亲的权威和作为道德以及宗教实体的家庭的重要性而言,他们无疑坚定地站在传统的一边。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小说似乎又在主张一种不受家庭羁绊的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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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直到最近,这种选择的自由一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例外而不是常规,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小说的兴定似乎与现代社会中女性获得更多的自由有关,尤其在婚姻方面,这种自由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实现得更早也更完全。以18世纪的法国为例,在父母安排好婚事之前,女儿们通常不能与年轻男子见面。正如孟德斯鸠和许多其他同时代人所指出的那样,相比之下,英国女性自由得惊人。在德国,女性的地位被认为十分低下,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因此批评《查尔斯·格兰迪森爵士》说,理查逊如果对意大利限制女性权利的做法有所了解,他就不会让他的主人公和克莱门蒂娜在她父亲的房子里偷情。英国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至少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时期。到了18世纪,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她们某些方面的自由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已经看到,经济个人主义倾向于削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它的传播促生了一种新兴的家庭制度,这种家庭制度从此成为大多数现代社会的标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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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理查逊在确立这个新原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写作的年代也是一个经历各种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年代,其中一些变化是临时的、本士的,但大多数变化代表了现代英国文明和美国文明的典型特征,这些变化结合在一起,使婚姻对女性来说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难企及。这些变化也给理查逊带来了超越浪漫作家的巨大优势,因为他无须借助任何无关紧要的复杂因素就可以反映他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将一起私通故事扩展成一部小说,其长度远远超过笛福的任何作品的篇幅。在《帕梅拉》里,恋人关系绝对具有浪漫爱情的品质,同时能够实实在在地涉及日常生活的许多基本问题,例如社会各阶层及其不同观点之间的冲突、性本能与道德准则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其表现方式使得帕梅拉和B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承载文学结构的全部重量,这一点在传奇故事中是绝对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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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两性之间的爱被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的生命价值,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观点起源于11世纪普罗旺斯的典雅爱情。从本质上讲,典雅爱情是将宗教崇拜的态度从神圣的对象转移到世俗的对象上——从圣母玛利亚转向被游吟诗人崇拜的女士。因此,就像现代个人主义一样,浪漫爱情的兴起深深扎根于基督教传统,应该成为我们社会理想的性行为模式的基础,而且也非常合适。按照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观点,西方最普遍的宗教至少是性的宗教,小说为它提供了教义和仪式,正如中世纪的浪漫主义为典雅爱情提供教义和仪式一样。它基本上是一种闲暇幻想,旨在满足高贵女士的需求,她的社会和经济未来实际上已经由她嫁给的封建领主所决定。典雅爱情属于一个不道德的世界,属于一个社会真空,这里只有个人存在,它的外部世界被完全遗忘,在这个外部世界里,通奸将受到法律和宗教的严厉制裁。因此,表现日常生活的各种形式的中世纪文学并不关注典雅爱情,而是将女性表现为一种肉体上贪得无厌无法满足的物种。另一方面,那些通过诗歌和散文来表现典雅爱情的传奇故事通常将女主人公表现为天使一般的人物,这种理想化的女主人公通常延伸到故事的心理、背景和语言层面。不仅如此,从情节的角度来看,史诗般的贞洁与积习难改的滥交一样,容易落入相同的文学缺陷,两者都缺乏情节发展和出人意料的品质。因此,在传奇故事中,虽然典雅爱情提供了传统的故事开头和结尾,但叙事的主要兴趣仍在于骑士为赢得女士的欢心所进行的冒险,而不在于爱情关系本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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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nyLee2023-05-09理查逊在小说传统中的重要地位主要归功于他成功地解决了笛福未能解决的形式方面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情节,理查逊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他的小说专注于一个行为,只写一场求爱,没有插叙情节。如此关键的文学革命居然是由如此古老的文学武器引发的,这无疑令人费解。但是在理查逊的手中,这种古老的文学武器展示出全新的力量,这就是本章要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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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一寸心2022-01-30无论小说家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方法都应该严格局限于世间的人物和行为,精神领域只能通过角色的主观体验来呈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真实性或重要性绝不是根据他本人的宗教观点来呈现的。就像班扬的小说一样,要充分完整地解释每一个行动的原因和意义,神明的干预并不是必要的构成要素。阿廖沙和佐西玛神父被描写得非常客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色描写表明,他虽然不能假定精神的现实存在,却必须证明它的确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靠任何非自然的因果关系或意义来实现其完整而感人的目的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小说要有一种世界观,它的中心应该围绕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涉及个人主义和世俗化的问题,因为直到17世纪末,个人并不被看作是完全自主的,而是被看作一幅图画中的一个元素,个人的意义取决于圣人,个人的世俗行为模式则取决于诸如教会和王权这样的传统制度。与此同时,无论是对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还是对于小说的兴起以及对于后来在英国形成的小说传统,清教主义的积极贡献都不可估。正是通过清教主义,笛福为小说引入了一种关注个人心理的写作法,这是修辞推理方面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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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一寸心2022-01-30形式现实主义是小说通常使用的手段,它倾向于排除任何感官无法证明的东西,就像陪审团通常不允许依靠神明的干预来解释人类行为一样。因此,一定程度的世俗化有可能是新的文学体裁兴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大多数作家和读者相信那些在尘世舞台上担纲主演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诸如教会或是由超验性的圣父、圣子、圣灵等担任主要角色时,小说才能集中表现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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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19例如,哈勒斯夫妇就描述弥尔顿起先如何“赞美婚姻的宗教意义”,转而赞美起“情感、浪漫、理想的婚姻关系的方方面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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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一寸心2022-01-30小说用以体现这种详尽的生活观的叙事方法,可以称为形式现实主义。之所以说是形式的,是因为现实主义在这里并不是指任何特殊的文学学说或目的,而是指小说中常见的一组叙事程序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并不常见,因此可以看作典型的形式本身。事实上,形式现实主义体现的是笛福和理查逊非常乐意接受的叙事前提,但这种前提一般隐含在小说形式中。小说是关于人类经验的完整而真实的报道,因此有义务用有关人物的个性、行动的时间和地点等细节来满足读者的期待。这些细节是通过比其他文学形式中更为常见的语言的指称用法来呈现的。⋯⋯通过形式现实主义呈现人类生活的作品,并不一定非得比其他文学体裁通过不同的惯例呈现的作品更加真实。⋯⋯准确表达实际情况,未必就能写出包含真理或者具有永恒文学价值的作品。⋯⋯小说普遍使用我们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段与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小说的形式现实主义可以对置身于时空环境中的个体经验进行更加直接的模仿。因此,与大多数文学形式相比,小说对读者的要求要少得多。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大多数读者终于在小说中找到了合适的文学形式,因为在小说中,他们既能实现表达生活的愿望,又能将它与艺术密切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