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好的

• 守寻之夜

  2022-05-02
  人类的负面效应会通过四种方式体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我们倾向于将负面实体看作比正面实体更强大的事物。比如前文中举的例子，坏事的传播力量比好事更大。第二种方式，我们倾向于认为负面事件的发展更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研究发现，人类普遍存在“损失厌恶”心理。“得”带来快乐，“失”导致痛苦。但我们对得失的心理评估并不等同于它的实际经济价值。一般来说，在心理评估时，人们对损失的感受要大于对收益的感受，前者往往是后者的两倍左右。第三种方式，当一个负面实体与正面实体组合在一起时，我们心理评估的结果比实际结果更消极。如果你需要同时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你该如何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H. Thaler）告诉我们，如果得小失大且悬殊很大，二者应分开。40元的获得与6 000元的损失相比，几乎没有减少损失的作用，分开还能有得到40元收益的感觉。第四种方式，与正面实体相比较，人类赋予负面实体更广泛、更复杂的概念定义。罗津尝试寻找“杀人犯”的反义词，结果一个也没找到，只找到为数不多的同义词。同样，“痛苦”的同义词比“快乐”的同义词多得多。与英文相比，中文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我甚至将中国文学称为忧伤的文学。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中，将《诗经》列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回溯《诗经》，“心之忧矣”在《诗经》中重复表达了27次。即使将“忧矣”排除在外，《诗经》中也有近40个词来诉说忧伤。反之，快乐相关的词少得可怜。在《“坏”比“好”更强大》一文中，鲍迈斯特教授收集了来自亲密关系、社交网络、人际互动、个人学习、家庭教养方式等领域的证据，最终发现，坏的情绪、坏的父母、坏的反馈比好的影响更大。人类更倾向彻底处理坏的信息，而非彻底处理好的信息；人类更倾向避免糟糕的自我定义，而非追求好...
• 元非

  2024-05-23
  工业化之前世界各国人民……一直受到《启示录》中四骑士，即死亡、饥荒、战争和瘟疫的威胁。半数儿童在5岁之前死亡。轻伤或感染可能致命。作物歉收就意味着挨饿。几乎人人都很贫穷。要想获取财富，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夺，或者逼迫他们为你干活。农奴注定要终生劳作，以养活他们的领主。在每一片有人居住的大陆，奴隶制都是天经地义的传统。据估计，20世纪全球只有一半的人获得充足的营养，而今天这一比例达到近90%。现在很多地方最大的营养问题是肥胖。自195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疾病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贫穷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30年——这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阶段。世界各国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都在上升，人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闲暇。在19世纪中叶，典型的英国男性从10岁开始到50多岁去世，每周工作逾60小时，而且没有年假。今天的劳动者一生享受的闲暇时间是当年的三倍，这多出的20万小时自由时间是一份丰厚的馈赠。衡量人类福祉的指标几乎都在改善，唯有一项指标例外，这就是希望。我们越健康、越富有，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越悲观。在国际性调查中，最富有的人态度最悲观，也最无知。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知道世界各地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他们预计未来几十年会进一步改善。但富裕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并不持这种乐观态度，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进步之大。过去20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全球贫困率降低了三分之二，但大多数北美人和欧洲人以为这些比率保持不变或有所恶化。当被问及世界在变好、变坏还是保持不变时，只有不到10%的人说正在变得更好，绝大多数人认为情况正在恶化。我们已经逃离了“四骑士”的魔掌，但大脑仍然受负面偏差的支配。
• 元非

  2024-05-23
  我们的反应恰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言：没有吃的，只有一个问题；有很多吃的，就有很多问题。我们发现了发达国家的问题，担心遥远的风险。我们开始看见尚不存在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和他的同事在2018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很好地证明了这种倾向。研究人员给受试者看一系列彩色圆点，并要求他们判断每个圆点是否为蓝色。随着实验的推进，蓝点出现的概率下降了，但受试者铁了心要看出跟先前数量相同的蓝点，于是他们开始错误地将紫点归为蓝点。当研究人员向人们展示一系列面孔，并要求他们辨别带有威胁表情的面孔时，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随着威胁面孔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进行补偿，将中性面孔错误地归类为威胁面孔。在最后一项测试中，受试者被要求评价一系列科学研究计划（有些计划明显符合伦理，有些模棱两可，有些则显然不合伦理），并否决不合伦理的计划。这次也是一样，随着不合伦理的计划出现概率的下降，人们会通过否决更多模棱两可的计划来加以补偿。即使研究人员事先明确提醒受试者目标选项出现的概率会下降，甚至特别指示他们“保持一致”，并为准确的回答提供现金奖励，受试者仍旧会犯错误。人们一旦开始寻找异常，即使异常正在消失，他们也总能看出点不对劲。由于我们的大脑更善于发现坏的异常而不是好的异常，即使生活状况改善，我们也会不断想象新问题。正如吉尔伯特所言：“当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世界其实并没有变好。进步似乎倾向于把自己掩藏起来。”吉尔伯特将上述现象称为“普遍性导致的概念改变”（prevalence-induced concept change），他认为，这有助于解释我们在公共话语中注意到的一种趋势。预期寿命在增加，每个人的生命所受的传统威胁在减少，我们却花费更多时间担心人类面临的假想危险。我们的祖先有充分理由害怕自己过早死亡，但他们一般...
• 元非

  2024-05-16
  教育机构更喜欢胡萝卜而不是大棒，这在大学校园更加明显，在大学里，“人人拿奖杯”的理念已经成为常态。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生通常每周花40个小时上课和学习，当时最常见的成绩是C。今天的大学生只花27个小时，而最常见的成绩是A，老师会给近一半的学生打A。同样，这并不是因为学生比过去更聪明。当研究人员使用外部指标（对大学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的批判性思维和其他技能测试）衡量时，他们发现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学生学的东西要少得多，学习速度也慢得多。2011年开展的一项严谨研究发现，在大学一、二年级，近一半的学生没能在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技能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三分之一的学生即使到大学四年级也没能取得明显进步。一项后续研究证实，这些学生能力的停滞不前在毕业之后对他们造成了影响：他们是最难保住好工作的群体。
• 元非

  2024-05-16
  一些美国教育家尝试了类似的策略，以帮助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的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逐渐接受“人人拿奖杯”理念的过程中，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与白人和亚裔学生之间的成绩差距越来越大，令这些改革人士感到警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美阅读和数学测试中的族裔成绩差距一直在缩小，但在90年代又有所扩大。到90年代末，西班牙裔十二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与白人或亚裔八年级学生相同，非裔美国人十二年级学生的平均得分就更低了。为什么这么多少数族裔学生会落后四年之多？学者和学校管理人员为这种差距找了各种借口，将其归咎于校长和教师无法控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但一些校长没有推卸责任，他们发起了一场名为“拒绝借口”的运动……奉行“拒绝借口”理念的学校复兴了传统做法，强调纪律、竞争和惩罚。这些学校不是强调合作，而是定期测试每个学生的个人能力。教师不鼓励“相互支持”的小组讨论，不采用只在学生举手时才提问的做法，而是通过随机提问考验学生。学校为学生和教师都设定了明确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就要立即承担后果。成功学院（Success Academy）是一个由47所秉持“拒绝借口”理念的特许学校组成的网络，这些学校集中在纽约市最贫穷的社区。成功学院的学生必须穿着制服，上课时要坐直，在教室之间走动时必须列队并保持安静。违反规定或者学习不够努力的学生会被及时纠正，如果没有改观，他们将面临进一步的惩罚，比如被罚坐“冷静椅”。学校会迅速找家长处理问题，学生受到停课处分的频率也比普通公立学校系统更高。……与大多数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不同，成功学院的教师和校长没有终身教职，他们若是失败会受到惩罚，包括被解雇。这一大棒战略的成果十分亮眼，并反驳了对缩小种族和收入差距感到绝望的教育工作者的论调。成功学院下属学校均为公立，对所有人开放，录取由抽签决定，因此它们教育的是所在社区学生的代表性样本。四分之三的学生家境贫困，有资格享受午餐补贴；...
• 元非

  2024-05-16
  虽然证据非常清楚，民众还是愿意相信胡萝卜比大棒更有效。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不是认可惩罚的价值，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远离曾经十分普遍的严厉惩罚。这种做法对许多学生，特别是对来自弱势家庭的男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教育机构与主流宗教团体一样，仍在继续宣扬福报，尽管这种方式效果不佳。师范院校向教师灌输的理念是，要注重表扬孩子，而不是强调他们的错误，学校也不愿惩罚犯错的老师或学生。这种理念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缘于20世纪70年代的自尊运动，而自尊运动是心理学史上最令人遗憾的错误之一。研究人员注意到，在许多事业中，高自尊与个人成功存在关联，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提升自尊将有助于学生成长进步。可惜的是，这些研究人员把因果关系弄反了：成功确实会提高自尊，但自我评价高并不会让人更成功。自尊理论很快就遭到心理学研究者的质疑，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所谓的儿童发展专家仍然信奉这种理论。……因此，孩子们玩的是人人都能拿到奖杯的游戏，游戏中极少出现失败这一选项。许多学区实行“自动升级”政策，允许更多的学生在未掌握基本阅读能力和算术知识的情况下一路读完高中。不让学生不及格和留级复读的理由是为了避免损害他们的自尊。但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为检验学生的自尊是否会受到影响，心理学家赫伯特·马什（Herbert Marsh）对大批德国中学生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并特别关注那些留级复读的学生。事实证明，这些学生留级当年的自尊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随成绩的提高而上升，这种改善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还能继续保持。针对佛罗里达州小学生的一项研究也揭示出类似的益处。留级复读，与年纪较小的同学一起念书一开始无疑很尴尬，但你会逐渐适应，第二次学习课本肯定也会变得更加简单。因此，你会得到更高的分数，变得更加自信，与自动升级相比，你为下一年级的学习所做的准备也会更加充分。升入不配升的年级并不会让你感觉更好，对学习当然也没有什么助益。
• 元非

  2024-05-23
  不论你在消化今天的坏消息，还是思考人类的未来，我们都建议从三项假设出发：1. 世界似乎总处于危机之中。2. 危机永远不像听上去那么可怕。3. 危机解决方案可能很容易使情况恶化。没错，世界上是有一些真正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确信，最大的问题以及自由繁荣的最大障碍是“危机贩子”对负面偏差的利用。这是负面效应造成的最恶劣的社会后果。末日预言家不断煽动恐惧，深刻扭曲了公众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们通过大肆炒作微小或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引发恐慌反应，他们制造的问题远远超过了他们解决的问题。其结果便是我们所说的“危机的危机”。当然，我们并不想吓唬任何人，让读者以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全新威胁。由于危言耸听者整日在媒体上叫嚷，现代社会负面信息的弹幕尤为密集，尤为迅猛，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容易受到危机贩子的影响。1918年，早在有线电视新闻和网络出现之前，H. L.门肯（H. L. Mencken）便将公共话语描述为“种种狂热的论战”，并敏锐地觉察到政治和公共政策中的根本问题。门肯写道：“政治实践的全部目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用各种妖魔鬼怪恐吓民众，让民众保持警惕（并因此嚷嚷着让政客把他们领到安全之处），而大多数鬼怪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妖魔鬼怪的具体样貌因意识形态不同而有别，但各路政客利用的都是相同的基本认知偏差。不管政客拉响的警报事关恐怖分子、移民、新技术还是环境灾难，他们都一致主张：世界正因前所未有的威胁而坠向地狱。他们渴望重现昔日的辉煌，那时公民是善良的，国家是伟大的，地球是一片净土。他们有关世界在走下坡路的悲观看法符合人的直觉感受，因为我们对当前的负面事件反应过度（“坏”惯有的威力），审视历史时则又使用不同的滤镜。如第八章所述，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镜片看待自己的过去。面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事物，我们在回看时也会抱有类似的正面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