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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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美国战后的“奇迹大豆”也是美国人喜欢吃肉和禽类的原因。1920年前,美国实际上不种大豆。农业部对此也从来不予以重视,因为大部分农民种植这种富氨植物,只是为了把它翻到地底下去作为肥料。但是,畜牧专家发现这种黄色豆子是一种真正的蛋白质浓缩物,它含有40%的蛋白质,两倍于牛肉或鱼,3倍于蛋,11倍于牛奶。把大豆和玉米混合起来加到牛、猪和家禽的饲料中,可以加快牲畜重量的增长,缩短饲养时间,降低饲养成本。美国真有福:它有理想的土地和日照条件种植这种对日照敏感的奇妙豆子。 根据农业部以及战略家们的意见,生产过剩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必须使外国人也以美国人的方式来吃饭。一种使千百万吃米饭的亚洲人开始吃面包的全球经济,可以吸收美国用之不尽的小麦;一种使富国每年向美国买进几十亿美元的玉米和大豆去饲养它们的牲畜和家禽的饲料结构,可以帮助美国保持贸易的平衡。 考虑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这种依赖会导致什么后果的人并不多。美国人一旦开始向外销售自己的粮食,就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这项政策:面包是有营养的;多吃肉类食品可以使亚洲人长得更高大、更健壮;进口粮食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可以为工业化解放劳动力和资本;美国具有成为世界粮仓的“天然有利条件”。 美国极力鼓励出口的政策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所造成的结果,不论是好还是坏,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生活在不宜种植小麦的气候区的人民习惯吃面包了。为了保持这种习惯,他们不得不进口面粉或小麦。战胜者对战败者在文化和风俗习惯方面产生影响,是一种在整个历史长河里有迹可循的现象,但很少看到像美国人这样在胜利后造成的其他地区人民进食方式大规模改变的情况。当麦克阿瑟将军把小麦弄到他当时占领的日本的时候,面包几乎不为日本人所认识,在那个时候之前,日本人主要用小麦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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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粮食援助的政治用途主要来自信贷。外国政府利用信贷从美国进口粮食,然后在其国内进行商业销售,这意味着大多数粮食援助没有到贫困和饥饿的人手中。直到1971年,美国政府接受了在国外销售粮食获得的当地货币(被称为“对应基金”)作为信贷的偿还币种。对这些货币的控制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首先,对应基金可用于支付美国政府海外行动的费用(从美国大使馆费用到国防部支出),从而减少美元外流。其次,对应基金也帮助美国公司向第三世界扩张。根据“库利贷款”计划,当地货币被借给美国公司,以帮助它们为在国外建立新的子公司提供资金。再次,对应基金的进一步使用是向美国客户提供“经济援助”。受援国政府经常利用这一经济援助来支持其军事预算,例如,在韩国(480号公法信贷的第二大受援国),85%的粮食援助收入用于这一目的。最后,对应基金是以“共同防御”拨款形式向美国盟友输送直接军事援助的一种手段。到1971年,美国以这种方式花费了超过17亿美元,其中2/3流向了韩国和越南。自1971年开始,美国坚持外国政府用美元偿还480号公法信贷,柬埔寨和越南是明显的例外。虽然这意味着美国不再直接操纵“友好”国家的本币,但它绝不会限制480号公法的政治用途。美元信贷仍然为“友好”政府提供重要的国际收支支持,本币销售收入直接进人政府国库,以支持其国内预算,包括军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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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即使在此之前,苏联对从西方购买粮食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抑制。由于1963年美国实施的航运限制,苏联2/3的粮食采购是在加拿大进行的,其余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法国和阿根廷进行的。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进口的小麦和小麦粉中只有5%来自美国。1971年后,当苏联确实开始从美国进口更大份额的粮食时,美国决定取消其航运限制,而且1971年的美元贬值降低了苏联的进口成本。1972年的“粮食大劫案”,苏联确实设法获得了一些显著的短期价格优势。苏联在一段时间内设法在市场上隐藏了其前所未有的购买总量,因此能够以每吨60美元的价格购买美国小麦。此外,即使在美国国内小麦价格在当年夏季晚些时候开始攀升之后,苏联支付的价格仍保持在固定的低水平,原因是美国农业部不小心继续实施了一项不再需要的出口补贴政策。从任何相对标准来看,苏联在1972年进口美国小麦都是划算的。然而,从任何绝对标准来看,这笔购买对苏联的对外经济政策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在1972年,也就是大部分购买被记录为进口的那一年,粮食占苏联硬通货进口总值的大约1/5,其价值相当于苏联硬通货出口总额的30%。为了凑够从西方购买粮食所需的硬通货,1972年苏联不得不将其黄金销售额增加了3倍以上。1972年苏联大规模购买粮食,尽管这在美国被称为“粮食抢劫”,但对苏联主管对外经济政策的官员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在粮食贸易中赚取而不是损失外汇硬通货。 从西方购买粮食的弊端在1972年后变得更加复杂,首先是因为从此购买粮食的成本更高,其次是因为苏联与美国之间重大外交紧张的重新出现。至少到1975年,这两个因素都变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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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对于发展农业,勃列日涅夫不可谓不“弹精竭虑”,但他除了增加投人没有太多好的办法。为了灌溉,他甚至不惜引爆了第一枚“和平原子弹”。额尔齐斯河从中国的阿勒泰地区流入苏联后,有一条重要支流查干(Chagan),苏联在这里进行了“国民经济核爆炸计划”(苏联对和平利用核武器的称呼)的124次核爆炸中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爆炸,该爆炸是旨在产生土方运动的和平核爆炸(PNE)。1965年1月15日,爆炸使1030万吨土壤最高升至950米的高度,形成了一个直径430米、深度100米的“漏斗”,重达数千吨的碎石阻塞了河床。…… 然而好景不长,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年,苏联人在这个水库里放养了很多鱼,结果绝大多数的鱼都死了。最终这个实验失败,这个水库被封闭了。时至今日,哈萨克斯坦仍将查干列入特别受核试验影响的地区。湖周围的辐射水平在2000年达到2~3毫升/小时,在某些地方高达8毫升/小时(主要由放射性同位素钴60、铯137、euro152和eur0154产生)。20世纪90年代末,湖水受到放射性污染,估计为300微微居里/升(α粒子的总放射性最高允许的水污染水平为15微微居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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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小麦价格冻结的制衡因素是出口补贴政策。自1949年以来,农业部一直在支付出口补贴,财政部为此累计支出40亿美元。这一做法是由国会设计的,目的是让美国农民通过提高国内价格获得“公平回报”,同时以符合国际竞争的价格向国外出售他们的作物。根据该政策,政府向出口商支付国内价格和冻结的世界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当美国国内粮食价格高于这个目标价格时美国政府提供出口补贴,相当于国内高价收粮并低价卖粮给国外。这一做法的初衷是对美国农民进行保护,也给其他小麦种植国带来温和的挤压。美国人在这样的价格面前还是有竞争能力的。如果超过这样的平均价格,美国人的出口份额和竞争力就会落在加拿大、法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出口国的后面,甚至还会落在像墨西哥和瑞典这样不太重要的出口国后面。由于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一直以更低的价格出口小麦,美国农业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小麦的世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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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经历了三次不成功的探索后,美国的政治精英从中学到了如何运用粮食这件武器。由于粮食贸易长期具有买方市场的特性,直接挂钩和制裁的方式都无法杜绝竞争对手向自己的敌人出售粮食,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直接针对敌人的要害之处即削弱敌人的购粮能力,使长期依赖粮食进口的敌人失去讨价还价的资本。1983年美国和苏联签订了5年期粮食贸易协议,协议的核心要求是苏联每年的粮食采购量不得低于400万吨小麦、400万吨玉米和其他各种谷物的最低采购量。这种长期协议既稳定了美国的国内生产,又将苏联牢牢绑在美国的粮食供给上。在锁住苏联进口的同时,美国还有对苏联出口的组合拳。1985年8月,里根政府实施了“逆向石油冲击”战略,迫使中东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猛然将产量提高了一倍多。这导致国际油价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从每桶30美元跌至每桶12美元。苏联短期内损失了100亿美元的硬通货,并处于油价每下跌1美元就要损失5亿~10亿美元的绝境。然而此时苏联来不及通过增加产量来弥补损失,1988年苏联石油产量达到峰值之后就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苏联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石油的外贸产品了。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苏联不得不向西方求援以获得粮食援助和贷款,以至于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满足西方的附加条件,最终走向了改革的失控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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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政客们从三个标准来看待战后食品繁荣的目标:稳定的农产品价格、低廉的食品价格,以及在生产和需求之间保持平衡的食品供应。 战后十年他们见证了这三个目标发展的确切结果:农产品价格低廉且种类丰富,美国家庭将更高比例的收人花在食品上,剩余部分(以及储存费用)稳步增长。目标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一个核心的食品问题,令决策者、商业领袖和经济及营销专家困惑不已,他们正在努力应对美国富裕带来的影响。当时出现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价格差异”,即美国罐头食品价格上涨,而农民收人下降一这一困境违背了传统逻辑,不利于持续确保农民增收。到1957年,美国城市和郊区平均收人水平的家庭全年在食品上的花费比1947年增加了大约500美元,但是这些钱能够直接或间接流向农民的却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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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在这次博览会(1959年在莫斯科科尔尼基公园开幕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上,对赫鲁晓夫和苏联人造成冲击的不仅仅是厨房里的“工业品”,更是从厨房里端出的种类繁多的食品。厨房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工业品和农业品在这里可以被合二为一地展示。美国国务院邀请了美国通用磨坊食品公司、百事可乐公司和其他加工食品公司参展,它们向展会运送了7吨食品,包括蛋糕和布朗尼混合食品、包装谷类食品和其他加工食品。这简直可以说是把一家美国超市搬到了莫斯科的博览会上。通用磨坊食品公司贝蒂·克罗克厨房产品顾问主管玛丽·李·杜林发动了一场战后关键的“食品战役”。《纽约时报》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对设计的丰富性和独创性的一次慷慨的见证”。通用磨坊食品公司派了一个9人小组去博览会展示美国的现代方便食品。该团队每天工作10个小时,用盒装混合物制作40多块蛋糕(不仅仅是蛋糕,还有杏仁饼和比萨饼)。他们为小团体做烹饪示范,每天两次为大型活动做示范,这些活动在整个展览期间通过闭路电视播出。然而,游客只能看不能尝:苏联官员已经禁止其免费赠送样品。取而代之的是,所有准备好的食物都送到博览会上的餐馆,然后卖给参观者。在这里,通用磨坊食品公司的团队成功地颠覆了苏联相对单一的以主食为主体的饮食方式,他们将食物切成两寸大小的块,然后转身让人们自助。正如杜林回忆的那样:“偶尔会有一包或一盘布朗尼蛋糕不见了,这让我们非常高兴。”美国迅速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宣传重要性。消费现代方便食品是美国人表达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的一种方式,而美国战后新颖和丰富的食物成为尼克松口中资本主义制度优势的象征。这种“富足”在博览会的厨房中得到广泛的宣传,强调财富和舒适是战后美国生活的主要方面。这种繁荣和消费主义的愿景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最有力的宣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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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3-12-20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也在显著缓和,外交威策的考量无疑是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方大量进口粮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苏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出席1972年5月的莫斯科首脑峰会后几周,苏联最大的一次早期购买美国粮食的行动正巧发生,与美苏缓和的许多其他早期迹象同时发生,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粮食销售是由外交在另一端推动的。事实上,购买粮食从来都不是莫斯科首脑峰会上敲定的正式外交妥协方案的一部分。双方在莫斯科就战略武器、贸易磋商、污染控制、医药、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以及军舰在公海上的行为等议题达成了双边协议,但从未就粮食达成协议。 亨利·基辛格和其他人后来发现,当时苏联不愿意就粮食销售达成长期协议,这其实是一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实际上在首脑峰会后几周,苏联便开始大规模购买美国粮食,峰会刻意营造的友好氛围成为一种后续确保廉价购买粮食的政治伪装。而表面上看,苏联国内饲料使用要求的时间表,以及其夏季粮食作物正在遭受的损害,都很好地解释了其此后大量购买的动机。随着粮食作物损害变得明显,苏联官员在技术层面上接受了一笔7。5亿美元的三年期美国贷款,而此前他们拒绝了这笔贷款。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用现金直接从美国公司购买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