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与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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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30
  关于时间、凶吉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有价值的实用信息。各式善书则传播了有关佛教、道教和其他杂糅信仰体系的信息。在明代中国，日用类书是极为流行的一种指南书籍。此类书籍旨在为那些希望与高贵的“士绅”阶层打交道的庶民提供有用的建议。书籍的大部分内容都清楚反映了这一基本目的。在明代出现的所有日用类书中，《三台万用正宗》和《万宝全书》是最受欢迎的。这些书在福建省印刷（和重印），并流通全国。此类及相关出版物的一个特征是，尽管它们是在地方上创作的，其内容却反映着普遍的文化知识的样式，适用于整个帝国。正因如此，日用类书往往具有相似的分类体系，利用了相似的信息来源和权威。⊙让我们简要看看1636年版《万宝全书》的内容，了解一下这些“门”。该书被认为是少年老成、富有魅力的晚明学者张溥（1602一1641）所著，但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按照顺序，书中各门分别是：（1）天文门、（2）地理门、（3）人纪门、（4）时令门、（5）农桑门、（6）文翰门、（7）体式门、（8）劝谕门、（9）爵禄门、（10）茶经门、（11）外夷门、（12）酒令门、（13）医学门、（14）梦解门、（15）状法门、（16）尅择门、（17）命理门、（18）相法门、（19）秤命门（基于人的“生辰八字”）、（20）围棋局势门（以及其他娱乐形式）、（21）笑谈门（加上未编号的《琴法须知》）、（22）种子门、（23）营造门、（24）堪舆门、（25）字法门、（26）卜筮门、（27）对联门、（28）算法门、（29）画学门、（30）法病门、（31）养生门、（32）卜窑门、（33）牛马门、（34）杂览门。明代其他版本的《万宝全书》还有关于婚姻（伉俪门）、丧祭、修真、全婴、训童、算法和风月等内容的特定门类。尽管随着明朝的灭亡，风月门从《万宝全书》中消失了，但很多门类从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中期甚至更晚，一直出现在日用类书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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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9
  诸如开合、虚实、向背、起伏这样的阴阳观念，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绘画至关重要。清代的书画手册或鉴赏著作不厌其烦地运用这些以及互补、交替等概念，来解释布局和笔法。画家被教导，笔锋在上走前要先下移，在下降前要先上提，疏密明暗相间，浓淡凹凸相济，等等。例如，《芥子园画传》这样建议描绘树干和枝条：“务审阴阳向背，左右顾盼，当争当让。”（《芥子园画传·树法》）我们发现在山水画中，“主”峰要有“客”峰衬托，高大的树木要有矮小的树木衬托，茂密的枝叶至少要衬以几根枯枝。阴阳互补观念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在道家的一句悖论中：“只有你眼中有山时，你才能画出树；只有你心中有水时，你才能画出山。”®“山水”本身就表明了基本的阴阳关系。然而，阴阳并置在中国画中并不只是制造对比。它主要是为了显示“生机”一自然之韵。中国艺术家尝试用画笔再现阴阳之间不断交替的盛衰、盈亏和动静，如此才能更加贴近生命本身的节奏。山水画中尤其如此。天主地，虚主实，山主水，动主静，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融人了一个反映自然之活力、宏伟与无限的整体的哲学叙述。于是，中国山水画家不会用西方科学的透视法去限制他们自己（或是他们作品的欣赏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并不缺乏运用透视法的思维智慧，而是因为真实的透视有着固定的视角，这与“山水”画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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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9
  都提高了读者对互渗、交替和互补对立的感觉。⊙小说一开始就设定了结构和主题的基调：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可以预见的是，《红楼梦》结束于浦安迪所描述的“叙事跛脚鸭时尚”（narrative lame-duck fashion）。在小说结尾之前，宝玉的家人偷偷地为他安排与薛宝钗而不是他的真爱林黛玉成婚，黛玉在宝玉婚礼那天悲痛而亡。之后，贾家的灾难接踵而至，但宝玉最终还是通过了科举考试，宝钗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贾家的运势再度升起。后来宝玉决定脱离红尘，皈依佛教，因此在部分完成了他作为儿子和丈夫的儒家责任后，出去寻求开悟和个人救赎。正如一些中国现代学者所认为的，这部小说具有真正的悲剧维度，但是悲剧又在某种程度上被更大的存在主义运动模式调和了。。中国和西方学者都将《红楼梦》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在严谨的结构和精致的细节上，这部小说唤起了完整感和真实感。另外，确切地说，它代表了整个中国前现代文学传统的巅峰。它包含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主要类型：哲学、历史、诗歌和小说。我们在书中能读到孔子、庄子、唐诗和元曲。从清朝到现在，《红楼梦》已经激发了无数戏剧、诗歌、游戏和续作的再创作，以及大量的学术批评。但是，虽然这部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极高成就，作者在作品中还是表现出了传统文人的成见。例如在第42回，宝钗给黛玉讲述文学的目的：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你我…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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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8
  第六章思想方式243道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哲学。儒家强调“他°，道家往往强调“我”。儒家追求智慧，道家甘于无知。儒家尊重礼仪和自制，道家肯定自发行为，跳脱人为制约。儒家看重等级，道家强调平等。儒家重“文”，道家贵“质”。儒家眼中的天地美德，在道家看来仅仅是任意的标签。老子强调了儒道之间的本质差异：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简言之，这就是道家的启示。在政治异见者看来，这种观念可能是极其危险的（见第七章）。⊙不过总体上看，儒道之间有着充分的密切关系，保证了二者哲学上的持续互动。双方都从《易经》中寻找鼓励和启发，都使用阴阳框架来阐发自己的观点，都珍视与自然和谐为一的理想（尽管一方假定了宇宙是道德的，另一方认为与道德无关）。两家都主张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的，都以各自的方式提倡谦卑、守拙、朴素，以及最重要的，克服私欲。此外，尽管帝制晚期道家哲学并无杰出的倡导者，但是儒学者们却找到了不少与其观点相合的道家观念。比如，《近思录》非常赞同庄子所说的“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而且，《庄子》中的许多话（如“无不将也”）被理学家所引用，以表达他们对自主、自然、公正等观念的尊崇。总之，儒道无疑能够交相共存。前者赋予中国人的生活以组织和目标，后者鼓励自由和创造。多数清代学者都有良性的精神分裂症。正如狄培理所说，许多儒学者都认为，人对天的回应及个性的实现，并不限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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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3
  中国文字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也反映了基本的文化态度。例如，张东荪指出，中文在伦理术语和概念方面的词汇极其丰富，这表明中国人一直在思考道德价值观念。冯友兰认为，“天下”和“四海之内”等传统上对世果的表达，都明显地反映了以大陆为中心的观点，这和古希脂非常不同，非光直通过对早期中国文本和术语的复杂分析提出：中国人“可能是会世界最重视饮食的民族”。然而总的来说，对中国语言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穷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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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3
  对于这些行会组织的自我管控和社会服务，清朝政府自然是称赞和鼓励的。然而与此同时，它也竭力限制行会的势力范围，做法之一便是监督并且试图直接控制中国经济活动的某些领域。其主要的手段是一套正式和非正式的许可证制度。这一制度使得清朝官僚对私人业主和行会有了垄断权力，从而可以收取费用。有时，这些垄断行为是正式而全面的，例如广州的公行垄断着对外贸易；有些则是局部的，视私人关系和非正式协议而变动。垄断心态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费正清的话令人印象深刻：“对新企业来说，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动力远远小于…花钱购买官方许可从而控制市场的动力。中国的传统从来不是制造更优良的捕鼠器，而是要获得官方的捕鼠垄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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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1
  清代另一个十分重要但不受尊重的社会群体是世袭的绿营军。与最初仅仅作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军不同，绿营军承担了各种不同的任务，且常常包括非军事任务。绿营兵除了要满足国防和国内安全的需求，还要押送国家赋税、漕粮和人犯，守卫仓储、陵寝和城门，负责驿传，并随时准备承担其他指定的任务，例如为公共工程服劳役。但对于军队和朝廷来说不幸的是，普通士兵的军饷、技艺和士气都很低。中层及以上武官可以像文官系统那样定期调转，而普通士兵只能终生和家人一起生活在指定的驻防地。这种安排的好处在于，将士兵置于一种受到控制的社会约束环境中。但也正是这种情况，会孕育特权利益，让军饷微薄、受到剥削的士兵可能为了养家糊口而去寻找非军事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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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20
  人情不仅仅是感情，它指的是“人类情感”的具体社会表现，例如在适当场合送上祝贺或礼物。人情作为中国人际交往的一种“社会资本”，对于搭建关系至关重要。施与恩惠（尤其是对上级）需要送礼，礼物送到就意味着好处将至。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情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是公事，如果某个人能从中获利，人们也认为受惠者应对促成结果的人有亏欠感”。。例如，清朝科举中式者与他们的考官之间关系便极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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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9
  根据伍思德（Alexander Woodside）的说法，乾隆帝“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君主”。®然而，他绝不是全能的。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务繁冗。白彬菊估计，在乾隆帝的漫长统治期间，各省奏报的数量可能增加了两倍，十倍于康熙末年。⊙此外，乾隆皇帝常常沮丧地发现，官员们可能会抵制他的政策。可能最戏剧性的案例就是发生于1768年的“叫魂”案，这一事件首先出现于江苏、浙江，继而波及其他省份。我们无须深究细节，这个案件最突出的一点是，当乾隆帝试图通过他的任免权威吓地方官员，从而直接干涉这一事件时，官员们用拖延战术消极抵制。同时在京城，廷臣们也劝说乾隆帝，他的不必要的干涉不仅会损害皇帝的威信，而且会破坏地方司法和其他行政程序。最终，这位大权在握的皇帝不得不放弃了他的想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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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9
  对后来的皇帝来说非常不幸的是，康熙皇帝在财政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他为了显示治下的富庶，在1712年固定了地税和丁税，使清政府不得不在缺少人口增长、国内移民、农业发展数据的情况下进行税收估算。面对人均税收的缩水，户部和内务府越来越倚重非常规收入（见下文）。并且，也许是无可避免的，八旗驻防的财政状况也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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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7
  永乐皇帝的另一项重大行政措施是规范科举考试体制。洪武皇帝统治时期，科举考试不定期举行，有时甚至一律暂停。但是在1404年，全国范眉的考试恢复了，并且很快常规化，为明朝稳定输送高水平文化人才。正如前文所说，科举考试的题目内容和评价标准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支持程朱理学正统。因比，作为“圣王”以及中国学间的头号是家支持者，永乐皇帝在1414年命金翰林学士编纂一部“四书五经”的定本，并且采用朱以及其他宋代朱子学派学者的评注。1417年，《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颁行，这是“圣贤精义要道”的总结，是全国读书人的儒学指南。他还数令为科举士子编纂其他种类的工具书。《永乐大典》是另一部编纂较早而目的不同的大型类书，共计11095册。尽管从未被刊印过，但是后来这部综合性类书成为清代类书编纂者巨大的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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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17
  许多文学权威都注意到，古文非常契合诗性的表达。即使是普通的散文，也有一种令人回味的、无法言说的韵律感。诗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不仅应该包括不同体裁的诗和词，还应该包括曲和赋，它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创造潜力。古文的语法灵活性以及单个汉字的多义性和微妙的模糊性，使得中国诗人能够生动、简约、优雅和有力地表达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情感。诗人在空间模型和时间节奏中将各种元素组合起来，创造了完整的意义结构，尽管有统一标准，却带给人万花筒般的印象。文字的视觉性，加之作为艺术媒介的书法的强化作用，补充了语言的音调和其他听觉性，所有这些都在诗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此外，中国诗从未失去同音乐的紧密联系。即使词的曲调已经被人遗忘，但诗还是可以被吟唱，而不仅仅是大声朗读。遗憾的是，体现中国古诗之华美的视觉性和听觉性在翻译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遗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