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的真相

• 子不语

  2021-11-04
  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家和经理人与从事小生意或家政服务等非正规工作的参与者之间，其收入和工作条件的差异有天渊之别。在形成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制度化能力之前，提早向服务业转型会极大地恶化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公平和排外现象，而发达经济体正深陷于此。
• 子不语

  2021-11-04
  我们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为了发展工业和提高出口，低收入国家的工人应有的基本劳工权益就该遭到剥夺。这些权益包括集体谈判、安全的工作环境、无差别待遇、最高工作时长以及禁止随意解雇工人。正如民主一样，这些都是一个公平社会的基本要求。它们的直接效应是平衡雇主与雇员之间的谈判关系，而非提高生产成本。即使生产成本有所影响，企业仍容易通过提升员工士气、提供更好激励以及降低岗位变更频率加以弥补。
• Moon Sea

  2020-02-15
  但这一理论存在一个深层次的悖论。当我们认为它的解释越有道理，则我们改善现状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是因为，如果政治人物的行为是由既得利益集团驱动，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呼吁注定会被漠视。社会科学如果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政策分析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无关痛痒。 在此，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做一类比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为了说明两者的相似性，而是要强调它们之间的不同。在科学和工程的关系中，科学家对物理定律的了解越深入，工程师建造桥梁和高楼的质量就越好。自然科学的发展能提高而非降低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相比而言，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关系并不总是如此。如果把政客的行为纳入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内在组成部分（用经济学术语即“内生化”），政策分析者将变得无足轻重。这就好比物理学家的理论不仅解释了自然现象，还决定了工程师该建什么样的桥梁和大厦。如此，大学里也就不再需要开设工程学院了。 如果你觉得现有政治经济学模型有哪些不对劲，那么你就往正确的方向跨出了一步。事实上，当代政治经济学模型有很多未明确说明的假设，涉及社会和政治体系背后的观念系统。如果我们能明确这些假设，既得利益在模型中的决定性作用将不复存在，政策设计、政治领导力及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则重新得以显现。
• Moon Sea

  2020-02-15
  另外，即使所有行为人都进行理性的精心计算，当外部环境有足够的多样性时，人们对“正确模型”的看法也不会达成一致。[22]
• Moon Sea

  2020-02-15
  经济学不是在有些人脑海中的那种科学，它并不能提供一个适用所有情境的模型。正如罗默所言，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对哪一个模型是正确的达成共识”，而是要明确在给定环境下哪一个模型最为适用。 .................... 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经济学在科学意义上的进展不是以更好的模型取代旧模型，而是将其模型库进行扩展，使每个模型都能解释社会不同的一面。 ..................................所有理性选择模型都建立在个人决策者有目的的行为之上。通常，行为是由个体为解决一个明确的最优化问题做出的。在这样的最优化过程中，至少要明确三个要素：一个目标函数（如消费者效用函数）、一组约束条件（如预算约束）和一组选择变量（如消费水平）。
• Moon Sea

  2020-02-15
  当前世界经济的许多问题都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上，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管理方式。
• Moon Sea

  2020-02-15
  他们指出，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调整成本和分配后果”。在受中国进口商品严重冲击的地区，工资水平持续低迷，失业水平十多年来一直上升。情理之中的是，与中国展开竞争的行业，其就业率出现下降。意料之外的是，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并不能抵消这种下降。...............................任何一方的模型都不能产生足够可靠的数据支持或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唯一能肯定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肯定会产生赢家和输家。
• Moon Sea

  2020-02-15
  但两名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和本杰明·佩奇最近的研究解释了关于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发现，对美国和全世界的民主运作机制都有重要的启示。[17] ........................ 单独来看，中间选民（即收入分配居于中间水平的人）的偏好与政府的最终选择有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中间选民支持的政策更有可能被实施。但吉伦斯和佩奇指出，这给政府决策的代表性造成一种误导性的印象。事实上，中间选民和经济精英在大部分政策上的偏好是一致的。例如，他们都乐见强大的国防和健康的经济。因此，在两个阶层对同一政策持不同观点时，考察政府的决策才更有意义。为此，吉伦斯和佩奇比较了中间选民和精英人士（收入分配的前10%）的选择，分析谁的影响力更大。他们发现，中间选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而精英人士的选择更加重要。这一结果的含义很明显：当精英人士的利益与其他社会群体不一致时，精英说了算。（吉伦斯和佩奇将收入前10%群体视为富裕群体，前1%群体为绝对精英。）
• Moon Sea

  2020-02-15
  第一个过程涉及精英阶层之间的分歧与讨价还价。当精英阶层出现分化而进行耗费时日的协商时，民主就会成为权力分享的机制。第二个过程涉及非精英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斗争。如果精英阶层无法约束非精英阶层，他们可能宁愿给非精英阶层投票权，而不是接受政治不稳定和民众起义的结果。
• Moon Sea

  2020-02-15
  与服务业相比，全球制造业快速的技术进步降低了工业制成品价格，打击了发展中国家作为后来者进入全球市场的信心。同时，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大幅降低了该部门吸纳农业或非正规部门劳动力的能力。由于来自中国和其他成功出口国的竞争，加上本国贸易保护水平的降低，几乎没有哪个贫穷国家有机会发展初级制造业以满足其国内消费需求，进口替代的空间大为收缩。有人说，亚洲四小龙将是按经济史中的常规方式实现工业化的最后一批经济体，这一论断并非全无道理。
• Moon Sea

  2020-02-15
  经验表明，结构性改革最多只能有助于长期增长，而短期效果通常都是负面的。有一项综述性研究涵盖了46篇探讨后社会主义经济体的论文，该研究表明结构性改革产生的影响是多样化的。通过计量模型分析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估计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明确断定其效果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 聚焦制约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针对性不足的结构性改革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 ....................... 成功的政策设计必须更多依赖于国内实验和地方制度创新，更少求助于来自国际经验的最佳实践和改革蓝图。 ......................... 我把这称为全球经济的三重政治困境：我们无法同时实现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必须在三者之中摒弃其一。
• Moon Sea

  2020-02-15
  人们正在不情愿地达成一个共识：全球化让那些有能力和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红利的人获益更多，从而加剧了阶级分化。与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的身份认同的分化相比，收入和阶级分化在传统上会提升左翼势力。既然如此，左翼政治家为何在全球化议题上无法占据政治制高点呢？其中一个答案是，移民问题使其他全球化“冲击”都相形见绌。来自文化传统迥异的穷国移民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让本土国民感受到了某种威胁，这加剧了身份认同危机，而这一点恰为极右翼政客充分利用
• Moon Sea

  2020-02-15
  但世界主义者给人通常的印象，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的人物：对人类整体的爱越深，对具体个人的爱就越少
• Moon Sea

  2020-02-15
  但各类关系的存在也塑造了地理在其中的角色。一旦做出了某种关系型投资，地理就变得更为重要。iPhone手机本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但苹果公司一旦与本地供应商建立了联系，就会形成一种锁定效应，使其很难将生产基地迁往别处。技术进步对关系的重要性有着模棱两可的效应。一方面，交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削弱了距离对既有市场关系的保护效应。这可能会推动跨国界长距离关系的形成。另一方面，随着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方式转变为新型分布式学习模式，复杂性和产品差异性上升，提高了基于空间而形成关系的相对重要性。新经济的运转依靠默会知识、信任与合作，而这些仍有赖于个人联系。正如凯文·摩根指出的，空间范围并不等同于“社会深度”。
• Moon Sea

  2020-02-15
  实际发生的情况与人们的想象相去甚远。由于电信供应商的一些小失误，一些家庭无法连接宽带网络。这使研究者可以比较联网家庭与非联网家庭，从而发现联网会产生何种效应。事实上，联网居民根本没有减少本地社交，反而加强了已有的本地社会联系。与未联网居民相比，他们结识了更多邻居，更频繁地与邻居交流并增加了拜访次数，同时保持了更多的本地电话联系。他们更有可能组织本地活动，动员整个社区解决共同问题。他们借助电脑网络开展了很多社会活动，从组织烤肉聚餐到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等。 ...................... 人们本来期望网络村的全球交往和联系会明显增长，结果却反映为本地社交联系的加强。 ....................... 还有大量例子表明距离效应并没有消失。有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上存在强烈的“引力”效应：“美国人更可能访问邻近国家的网站，即使排除语言、收入、移民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后，结果依然如此。”对涉及音乐、游戏和色情的内容，网站提供者的物理距离每增加10%，一名美国人访问该网站的可能性就会降低33%。这一距离弹性（绝对值）远高于货物贸易。
• Moon Sea

  2020-02-15
  贝尔特隆和弗洛因德的研究表明，该结果并非是由贸易结构从低地理弹性商品转变为高弹性商品所致，而是因为“距离对将近40%产业的相关贸易产生了重大且与日俱增的影响”
• Moon Sea

  2020-02-15
  事实上，迄今为止鲜有证据显示生长激素会产生任何健康威胁。欧盟辩称它采用了世界贸易组织并未明确规定的更宽泛原则，即所谓的“预防原则”，允许对科学上的不确定性采取更谨慎的态度。预防原则颠倒了举证责任，它并不关注“是否有合理的证据证实生长激素或转基因食品或种子有副作用”，而是要求政策制定者质问“我们是否有理由确认它们不会有副作用”。在许多未知的科学领域，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以是“不”。预防原则是否合理，取决于风险厌恶水平以及潜在副作用的可能规模和不可逆转程度。如欧盟委员会辩称的（虽无济于事），这类监管决策无法纯粹基于科学做出。政治聚合了一个社会的各种风险偏好，它在决策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些国家（如美国）会以降低成本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而其他国家（如欧盟）会以更高的安全为目标。
• Moon Sea

  2020-02-15
  特别是，我感兴趣的“国家”是作为特定空间界限中有独立管辖权的实体。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将民族视为国家出现的结果，而不认为国家是民族孕育而生的产物。正如法国大革命理论学家西哀士所说：“何为民族？民族就是生活在一个共同法律体系之下并由同一立法机构代表的一众人等。”................................这是因为市场支持型规则并非只有一个模板，保持多样性制度之间的试验和竞争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而且，不同地方群体的需求和对制度形式的偏好大相径庭，历史传承和地理因素仍限制着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自欧内斯特·勒内以来，民族主义理论学家就一直强调文化差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不同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尤其是教育，它是树立国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工具。
• Moon Sea

  2020-02-15
  我将从如下四个方面阐述我的观点：（1）市场支持型制度并非万能；（2）地方团体对制度形式有着不同的需求和偏好；（3）地理距离限制了这些需求和偏好的趋同；（4）不同制度之间的实验和竞争才是理想的形式。
• Moon Sea

  2020-02-15
  一直以来，全球化的大赢家都是金融从业者以及那些因市场范围扩大而受益的高技能人才。.......................超级全球化是一个极易招致强烈抵制的空中楼阁——毕竟，在提供市场所需的监管和法治方面，民族国家仍具有绝对优势。........................对超级全球化更深层次的异议还在于，精英和技术专家对超级全球化的痴迷，难以实现经济繁荣、金融稳定和社会包容等国内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在国家与全球治理之间恢复合理的平衡。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在这一经济体系中，民族国家能保留足够的自主权以形成特有的社会契约，并制定独立的经济战略。我认为，将世界经济作为“全球公地”的传统描述（即除非相互合作，否则各国经济将受损）极具误导性。如果一国的经济政策失败了，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国内而非国际因素。各国为全球经济做贡献的最好办法，就是维持自身经济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