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贫困

• 闻夕felicity

  2024-06-04
  拜登在竞选总统时，曾对着一屋子富有的捐赠人说，如果他当选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拜登这样做是在重复一个耳熟能详的自由派论点：如果你来和我一起减少这种能让你受益的不平等，你将什么也不用失去。这种“人人都是赢家”的论述听上去很假，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如果减少贫困和消除种族界限能让有钱人的小孩进入更好的大学，或者能提升公司股价，那么美国的有钱人还不早就去做了？如果竖起一道高墙，把穷人挡在外面挣扎度日能够提升墙内人的生活品质，那么打破这道墙让穷人进来，就不可能不给墙内的居民带来一些损失。墙内人之所以在墙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墙的存在保护并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财富。正如社会学家崔西·麦克米兰·卡顿说的：“任何家庭只要有囤积的能力，就会选择囤积，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也因此受益。”让我们说句实话吧：把以前在墙内囤积的机会分享给大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受益。实际上，这意味着以前从国家过度获益的人不得不做一些退让，好让大家能够共享丰富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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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4
  富裕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支持那些不会对他们的财富构成实质性威胁的进步政策。在民权运动时期，白人精英支持在公园和公共游泳池实现种族融合，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用这些设施，他们有私人俱乐部。这让工薪阶层白人火冒三丈，他们说这是“把富人摘出去的融合”。20世纪70年代，富裕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不愿意对自己居住的社区进行重新规划以提升包容度，但支持强制性的校车制度，因为他们生活在郊区并不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在波士顿都会区，住在多切斯特和南波士顿那些二层和三层小楼里的白人孩子要遵守强制性的校车制度，但住在绿树成荫的牛顿市和列克星敦市的白人孩子无须如此。这样的自由主义是有限度的，是以人们的居住地划界的，不仅把低收入人群挡在了全国最好的公立学校和最安全的社区门外，还意味着工薪阶层的白人家庭被迫承担种族融合的成本，而白人精英则不用承担。这让蓝领白人对精英及精英机构（比如大学及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新闻机构及其报道原则，还有政府及其得体形象）心生怨念。这种怨念催生出了新的政治立场以及一种政治化的愤怒情绪，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确实，正如希瑟·麦吉在《我们这个整体》(The Sum of Us)一书中所写：一个群体的收益并不一定要以另一个群体的损失为代价；正是“零和思维”导致穷困的白人一次又一次选择宁愿忍受贫困和疾病，也不愿与黑人平等。不过，通过囤积资源和立法把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群排除在外，确实能有效帮我们实现财富增长。而那些被排斥的人，只能在围墙之外继续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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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到了当代，我们仍然能听到这种神经质的说法。这种观点是通过贬低公民对国家的依赖，来保护另一种依赖关系，那就是员工对企业的依赖。（资本主义的一大讽刺之处就在于，早期美国人认为上班是“工资奴役”，但现在却认为上班是获取独立的唯一手段。）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美国保障体系的创始人，但他把福利称为毒品和“人类精神的隐匿杀手”。1961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说，他不喜欢自己“交上去的税被用来抚养非婚生子女”，还抱怨说，“职业骗子在大街上闲逛，他们不去上班，也没有上班的打算”。20世纪70年代末，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提名时，不断对公众讲述纽约有一处公共住宅区的“公寓天花板有11英尺高，阳台有20英尺，还有泳池和健身房”。1980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将“依赖型人格障碍”正式列为一种精神疾病。1984年，保守派作家查尔斯·默里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根基动摇》(Losing Ground)，其中写道：“我们试图给穷人更多帮助，却因此产生了更多穷人。”1996年，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宣布要“给我们所熟知的福利制度画上句号”，他说现有的福利让“我们成百上千万民众陷入依赖的循环，把他们从就业市场排挤出去”。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其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过一份报告，呼吁为全国最大的几个福利项目设置工作要求，称美国的福利政策导致“自给自足能力的下降”。2021年6月，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说，堪萨斯州劳动力市场疲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失业保险，失业保险实际上让人们“不上班比上班挣得还多”。他们在重复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口径：我们的解药（给穷人的援助）其实是毒药。这个说法已经刻进人们脑海中，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似乎都相信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让人们变得懒散。另外，在我们心里，福利的受益人是谁也会深深影响我们对福利本身的看法。许多研究都表明，美国公众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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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其他研究也未能证明劳动者是因为领取了失业救济金才不去上班的。当时有几个欧洲国家并没有扩大失业保障，但同样经历了劳动力短缺。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认同“政府援助导致高失业率”这种说法呢？明明还有其他很多种可能性。比如，人们不想回去工作，是不是因为不想生病甚至丢了性命呢？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本来就很糟糕？或者他们不愿再忍受性骚扰和不公正的待遇了？又或者他们孩子的学校不开学，而他们又找不到可靠的托儿服务？当人们问起为什么劳动者没有像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时，我们的答案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每周多拿了300美元的补贴”呢？* * *也许这是因为从资本主义伊始，我们就被告知穷人是懒散的，是缺乏动力的。今天的产业巨头仍然需要面对世界上第一批资本家所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劳工走进他们的工厂和屠宰场，以法律和市场所允许的最低工资付出劳动。资本家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就是让人们饿肚子。“那些能刺激高层人士行动起来的动力，比如自豪感、荣誉感和远大的抱负，对穷人是不起作用的。总的来说，只有饥饿能刺激他们去劳动。”1786年，英国医生、牧师约瑟夫·汤森在他的专著《论济贫法（由一位良善之人所著）》中这样说道。他的观点逐渐为大众接受，并且成为法律。汤森还说，饥饿的“无间断压力”提供了“干活最自然的动机”。一旦你把穷人带进工厂，就需要法律来保护你的财产，需要执法者来逮捕非法闯入者，需要司法系统来起诉他们，需要监狱来关押他们。如果你要建立一个需要劳动力、资本和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经济体系，就需要一套关税和政策体系来规范贸易，当然，还需要维护国家主权的常备军。大生意需要大政府，但大政府也可能给穷人发福利。早期的资本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在政府给所谓的“体格健全的穷人”发放福利之前，就开始着力宣传政府援助的腐蚀效应。1704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写了一本小册子，里面说如果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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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在汤米·奥兰治的第一部小说《好了，好了》(There There)中，有一名男子在讲述美洲原住民保留区的高自杀率问题时这样说：“大楼在着火，孩子们从窗户跳下来摔死了，但我们却觉得跳楼才是根本问题。”在有关贫困问题的讨论中，也存在着这样不分主次的情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通过关注穷人自身来解决贫困问题，比如，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或福利待遇提出疑问，但我们本应该关注的是“着火”这一根本问题。每当我们驾车经过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或是那些散发着沥青味和汗味的棚户区，每当我们看到有人穿着工作服在公交车上打盹儿，我们都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从中获利？”不是“你为什么不找个更好的工作”，不是“你为什么不搬家”，也不是“你为什么不停止借高利贷”，而是“谁在此中捞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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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历史学家基昂加-亚玛塔·泰勒在《逐利》(Race for Profit)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掠夺性纳入”，她描写了美国长期以来如何将边缘人群纳入住房和金融体系中，让他们做赔本生意，而遇到好事却把他们排除在外。由于穷人被排除在传统银行和信贷体系之外，他们被迫寻找其他方式来兑现支票和获得贷款，这就把他们受到的剥削正常化了。毕竟，这一切完全是合法的，并且得到了美国最富有的商业银行的支持。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为像Advance America和Cash America这样的发薪日贷款机构提供资金。如果没有传统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非主流银行业将无法存活。这就是从上到下的剥削，即所谓的“奉东边的命”，每个人都要分一杯羹。* * *美国并非只有一个银行业，而是有两个：一个面向穷人，另一个面向我们其他人。同样的，美国也有两个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美国社会的双重性让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容易忘记一个道理：穷人之所以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被剥削的消费者和被剥削的借款人，正是因为我们从体系中获利。我们社会的许多功能并非支离破碎，只是二元分化了。对一些人而言，房屋创造了财富；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房屋耗尽了财富。信贷提升了一些人的金融权力；信贷也摧毁了另一些人的金融权力。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吃喝不愁的富人会对穷人的困境无法理解，甚至还会对穷人感到失望，认为他们是因为一时冲动或者是不知道做什么选择更好，才去做愚蠢的亏本生意。但是，如果说这些亏本生意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呢？对于只能被迫拿着一手烂牌做选择的人来说，学习理财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呢？贫困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钱，还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选择，并且因此受尽剥削。如果我们看不见剥削是如何令人们陷入贫困的，我们最终设计的政策要么效果有限，要么干脆完全没用。举例而言，立法提高底层收入（比如通过扩大子女税收抵免优惠或提高最低工资），却不去解决住房危机，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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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非主流银行业的产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弱势群体有急切的现实需求，二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知道其客户的经济窘境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即使客户自己不愿意承认。当你走进发薪日贷款机构时，你的眼睛便只盯着当下的状况——你的房租已经逾期，可能要被房东赶出来；你家的电力即将被切断。（70%的人申请发薪日贷款是为了付房租、水电费或其他基本生活开支。）但是，贷款机构关注的则是你的未来，它已经预见到14天后你会急匆匆走进来，无法还本付息；它知道你要签署延期文件；它还知道，下个月你会再延期一次。在贷款机构眼里，你可是一笔大买卖。贷款机构在营业地点、营业时间以及处理申请的速度上彼此竞争，但它们不会在费用上竞争。因为它们知道客户已经火烧眉毛了，不会去货比三家。这就意味着，贷款的费用很贵，而且借款人无论去哪家店都是一样被宰。因此，传统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费用低得多的短期贷款来和发薪日放贷机构竞争。一项研究估计，商业银行就算只收取市场价格1/8的费用提供短期贷款，一样可以盈利。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哪家银行想做这个业务。它与向低收入客户收取透支费用不是一回事，因为虽然这些费用主要是由最贫穷的客户承担，但表面上是对所有客户都适用的。但是，做发薪日贷款业务意味着提供专门为低端市场客户设计的理财产品，这些贷款的实际年利率会达到40%~80%，这会带来不好的声誉。到目前为止，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这些机构的高层认为这样做不值得。如果说发薪日贷款的借款人对价格不敏感（大多数捉襟见肘的人都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多数商业银行继续不给穷人提供服务的话，那么有利于发薪日贷款行业的市场失灵就会持续存在。发薪日贷款机构之所以收取高额费用，不是因为向穷人提供贷款有风险——即使多次延期，大多数借款人最终都会偿还。贷款机构放高利贷，是因为它们能这样做。每年人们都要支付超过110亿美元的透支费，16亿美元的支票兑现费，以及高达98亿美元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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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监管部门都对贷款机构收取的利息有所限制。由于这些限制，银行将利率保持在6%~12%，而且不大做穷人的业务。在急需用钱的时候，穷人会把贵重物品拿去典当，或者去找地下钱庄。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监管放松了，对高利贷的严格限制取消了，银行又做起了这种生意。很快，利率就攀升到300%、500%、700%。一夕之间，有些机构对开设面向穷人的贷款业务产生了极大兴趣。近年来，有17个州针对高利贷重新设置了严格的限制，给利率设定了上限，并有效地禁止了发薪日贷款。但在大多数地区，这种生意仍然欣欣向荣。在得克萨斯州借一笔为期两周的300美元的贷款，实际年利率可达664%；在威斯康星州，这一利率是516%；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利率是460%。要申请发薪日贷款，你需要有工资单和有效的身份证明，还需要一个银行账户。这就意味着，虽然这个行业面向的是低收入人群，但并不是位于市场最底层的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发薪日贷款客户的年收入约为3万美元。）客户借用一笔小额贷款，金额通常低于500美元，而每借100美元通常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每借100美元收取15美元的费用也许听起来很合理，但这实际上相当于400%的年利率。贷款经纪人会要求借款人提供还款方式，比如从借款人银行账户里取钱的权限，或者是写有全额贷款加上手续费的远期支票。这些贷款的期限大多是2~4周，直到下一个发薪日偿还，因此名为“发薪日贷款”。然而，当贷款到期时，你往往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你要求延期还款，为此你要付出更多的钱。例如，你借了一笔400美元的贷款，定在两周后还清，另付60美元的手续费（每100美元收取15美元手续费）；当最初的贷款到期时，贷款经纪人可能允许你延期，条件是你要先把60美元的手续费还上，然后他会再收取一笔手续费，比如再收60美元。就这样，你为了借400美元被收取了120美元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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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随着人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土地价值飙升，房东开始给房子打隔间，以租给更多的人住。1837年，一场金融危机令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史称“1837年大恐慌”。这场危机使得给房屋打隔间的现象愈演愈烈，地下室、阁楼和储藏库都被改造成单间公寓，租给贫困的家庭。人们发现，即使是在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中，这种租赁形式也是有利可图的。在西方的主要城市，贫困人口被高额租金压榨。19世纪中期，纽约市开始出现所谓的“廉租屋”，但这种房屋的租金比城区条件好一些的公寓还要高出30%；在最为贫穷的贫民窟里，也是同样的情况。种族主义和剥削会相互滋养。1915-1970年的“大迁徙”期间，大量黑人家庭迁往北方。他们到达克利夫兰和费城等城市后，就亲身体验了种族主义和剥削的这种联系。在这些地方，黑人家庭被困在贫民窟里，被迫接受别人不想要的住房。法律写明了黑人家庭可以在哪些地方居住，并由警方来强制执行这一规定。既然贫民窟的房东可以对被困在这里的租户收取更高的租金，他们当然就会这样做。在大迁徙的过程中，黑人住在城市条件最差的房子里，支付的房租往往是以前白人租户的两倍。按照中位数来计算，直到1960年，底特律市黑人居民支付的房租仍然高于白人。在《他乡暖阳》一书中，作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对这种情况做了总结：“收入最少的人被迫为最破旧的房屋支付最高的租金，这些房屋的主人都不在当地，他们试图从一个没有人关心的地方尽可能榨取更多的钱。”随着北方城市的黑人人口越来越多，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更赚钱的机会：他们可以购买位于贫民窟边缘的房产，将其改建为公寓，从原有的住房存量中尽量榨取更多利润，直到这些房屋被宣告（或者理应被宣告）不能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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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6-03
  相比贫困的黑人家庭和西班牙语裔家庭，贫困的白人家庭生活的社区经济条件要好一些。在全美国所有大都市区，没有任何一个白人社区的贫困率超过40%，也就是说在白人居住的地方，各种极端恶劣条件并不集中出现。但在全国各地，许多贫困的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都是在这样集中的极端恶劣条件下生活的。这意味着，相比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的孩子，大多数贫困的白人家庭的孩子能够去资源更丰富的学校上学，能在更安全的社区居住，较少遭受警察暴力，居住条件更有尊严。贫困不仅存在于个体层面，还存在于社区层面。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更有可能体会个体贫困和社区贫困叠加在一起带来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贫困的黑人男性与巴基斯坦、蒙古男性的预期寿命相近。如今，黑人和白人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与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相当。我们的体制系统性地把黑人挡在获得土地和财富的大门之外，而且这种情况已经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大多数人第一次买房的时候，都有父母帮忙付首付。许多人会选择给自己房子办贷款重组来帮助孩子买房——二战后美国政府曾为白人社区提供购房补贴，这些人的父母当年也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他们。2019年，美国白人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是18.82万美元，而黑人家庭仅为2.41万美元。家长只有高中文凭的白人家庭比家长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家庭拥有的平均财富水平还要高。贫困往往意味着物质匮乏、慢性疼痛、监禁、抑郁、药物成瘾等各种问题叠加交织，不一而足。贫困不是简单画一条线，它是各种社会弊病的紧密联结，与所有我们关心的社会问题都密不可分，比如犯罪、健康、教育和住房。贫困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意味着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国家，有千千万万的家庭过着没有安全、没有保障、没有尊严的生活。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贫困意味着生命和人格的矮化。贫困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让你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它会占用你本应用来做决策的精力，让你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麻烦事上，比如有燃气账单还没交费，或者是工作丢了，从而没有精力关注其他的事情。当一个街区发生枪击致死事件，在案发后的几天里，附近孩子们的认知测试分数会大幅下降，因为暴力事件让他们分心。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影响会逐渐缓解，直到下次再发生枪击命案。在贫困的影响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出在我们这些生活富足的人看起来不明智甚至是特别愚蠢的决定。请想一想：你有没有经历过坐在手术室外，一边看时间一边祈祷好消息的到来？此情此景下，你只关心眼前的紧急情况，其他所有事物和责任都显得微不足道（实际上也确实微不足道）。这和生活在贫困之中是有相似之处的。行为科学家森迪尔·穆拉纳坦和埃尔达尔·沙菲尔称之为“精力税”，他们写道：“贫穷会降低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比熬一整晚夜的程度还要严重。”当我们被贫穷困扰，“我们能分给生活中其他事情的精力就更少了”。贫困不仅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和舒适感，还分走了人们的精力。此外，贫困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种族劣势能够加剧不平等，相应地，种族特权也能缓解不平等。（种族和阶级，哪个是更主要的问题？哪个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哪个是分支？对你来说，哪个器官更重要，是心脏还是大脑？）黑人的贫困、西班牙语裔的贫困、美国原住民的贫困、亚裔美国人的贫困、白人的贫困，各有不同。黑人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陷入贫穷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这不仅源于美国种族历史遗留的问题，也是当今的歧视造成的。今天，黑人的失业率仍然是白人的两倍；研究显示，黑人求职者遭遇职场歧视的可能性和30年前相当。从这方面来看，当代人并没有取得进步。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政府常常通过指控穷人犯有轻罪或存在违规行为来剥夺他们的财产：这是穷人为迟交子女抚养费、坐地铁逃票或者持有大麻被抓而付出的代价。一个轻微的违规行为可能导致其他违规行为接踵而至。比如，你可能最初因为忘记了出庭日期，或者有一笔该交的钱没有交，结果再次受到处罚，多项处罚叠加起来，你就会陷入堆积如山的判决和债务之中。刑事司法机构向穷人征收高额罚款和费用，常常让他们为自己受到的检控和监禁买单。如果这些人没能按时缴费，法庭就发出逮捕令，动用私人讨债机构，甚至以监禁作为惩罚。如今，有许多人在看守所中苦苦挣扎，不是因为他们被判有罪，而是因为他们没按时交钱或者负担不起保释金。有时候，一个人与执法机构只要发生轻微的摩擦，就能体验到窝囊的感觉。政治学家维斯拉·韦弗已经证明，那些曾被警察拦下（但没有被逮捕）的人投票率更低。韦弗写道，刑事司法体系“培养人们接纳一种特殊的、较低级的公民身份”。贫困令人感到尴尬和羞耻。法国社会学家欧仁·比雷曾经评论说，困苦(misère)是“贫穷在道德层面的体现”。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去福利办公室“走流程”的时候：你要等待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和办事人员见上一面，说10分钟的话，而且从对方的态度来看，他们并不欢迎你的到来。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回到家的时候：公寓的窗户上全是裂痕，橱柜里爬满蟑螂，而房东却责怪你，说是你没有打扫干净。这种感觉可能出现在你看电视、听流行音乐、读儿童书籍的时候：这些作品不假思索地把穷人排除在外，让你意识到自己在外面的社会中是多么无关紧要。有时候静下来想想，你甚至自己都开始相信那些关于你的谎言。你知道公园、沙滩、购物街、体育场这些公共场所都不是为你而建的，于是你干脆不去了。贫困消耗着你的生命，但很少有人把贫困作为一种身份去接纳。如今，公开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都比告诉别人你一穷二白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当政治家提出脱贫立法时，他们说这是为“中产阶级”提供帮助...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贫困意味着自由的丧失。当代美国的监狱体系相比于其他任何国家或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无与伦比的。平均每天有200万人被关在监狱和看守所里，另有370万人在缓刑或假释中。这个体系所象征的是一些模糊而抽象的概念，比如正义、法律和秩序，而在这些概念背后的现实则是美国的在押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都非常贫困。在黑人男性这个群体中，如果没有读完高中，到35岁左右几乎七成进过监狱。监狱剥夺了人们的黄金岁月，不仅包括沉静倦怠的晚年，也包括斗志昂扬的壮年时代。犯人在押期间自然摆脱不了贫困。各州犯人工作的平均时薪为14美分到1.41美元不等。美国不仅把穷人藏在立交桥下和远离中央商业区的移动房屋营区里，还把他们藏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使其销声匿迹：在大多数全国调查中，在押人员都不纳入统计之列，这导致美国体现在统计数据上的进步实际上并不能准确反映现实。关于贫困的统计指标不光排除了监狱和看守所在押人员，也排除了住在精神病院、中途之家和流浪者收容所里的人。这意味着，美国有千百万穷人并没有被官方纳入统计范畴。贫困意味着你感到政府不是站在你这边，而是和你对着干的；你感觉这个国家是为了服务其他人设计的，而你自己注定要被管理、被“走程序”、被粗暴对待、被剥夺自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许多城市通过了“市容市貌法”，禁止“令人不悦的乞丐”出现在公共场所。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利用禁止流浪和游荡的条例把穷人从公园的长椅上赶开，从街角赶走。现在，市政法规仍然允许警察逮捕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无家可归者，这等于将极度贫困定为一种犯罪。近年来，在美国所有被枪杀的人当中，有多达1/12的人死于警察之手。3/4的黑人母亲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遭受警方的残酷对待，而警察的工作本来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其中一些孩子的名字已经为人熟知，比如塔米尔、乔治、埃里克；而其他人的名字我们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收入远低于贫困线的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个自由之地，你可以一路自由下坠，坠入“破布无产者”的行列。根据最新的国家数据，美国每1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深度贫困”之中，也就是极端贫困。一个人的收入如果还不到贫困线水平的一半，就属于深度贫困。破布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来自德语词汇“lump”（破布）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也译为“流氓无产阶级”，常用来指代没有阶级意识的无产者。——译者注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除了痛苦之外，贫困还意味着颠沛流离。过去20年来，租金飙升，租房者的收入却下降了；然而，在那些符合联邦政府住房援助条件的家庭里，真正得到援助的只占1/4。大多数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现在要花至少一半的收入来租房，1/4的家庭将70%的收入用于支付租金和水电。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低收入租户被赶出家门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紧急事件变成了生活常态。美国平均每年有360万份驱逐文件被贴在租户门上或交到他们手里，大致等于2010年金融危机高峰期时银行收回的房屋数量。一旦租户被驱逐，就有搬运工负责把他们的家当搬走。在配枪法警的陪同下，在被扫地出门的家庭的注视下，搬运工手脚麻利地完成任务。他们会把一切都清走，淋浴帘、地板上的床垫、冰柜里冻着的肉、橱柜里的面包都包括在内，这些东西要么被锁在仓库里（如果不按时给仓库缴费，这些东西通常会被拉去垃圾填埋场），要么就被扔在人行道上。被扫地出门的人只能尽力重建自己的生活。如今，劳动力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要求我们从头开始。在所有的新职位中，有一半不到一年就会被淘汰。过去那些有一定保障的工作，甚至是有工会资质的岗位，现在都变成了临时工。临时工不只包括开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在医院、大学和保险公司工作的人。很多人误以为制造业仍然能提供待遇良好、稳定的“铁饭碗”，但实际上制造业现在聘用了超过100万临时工。私营部门的长期岗位在逐步减少，特别是对于男性员工而言；未来几年中，临时岗位的增长预计将超过所有其他岗位。1970年以来，收入的波动性（即薪水在短时间内增长或减少的幅度）已经翻了一番。对于许多美国劳动者来说，收入极不稳定，每年甚至每月、每周都有大幅度的波动。市场底层的“垃圾工作”越来越多，这些工作提供的薪酬低，没有福利，也很少有保障，而美国社会对此听之任之。零售、休闲娱乐和建筑等行业每年都有超过一半的员工流失。劳动者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刚...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贫困意味着痛苦，生理上的痛苦——家庭保健护理员和注册护士助理往往遭受着背痛之苦，因为他们要弯下自己的身体，帮助老人和病人从床上和马桶上起身；收银员往往忍受着脚部和膝盖的痛楚，因为他们必须站着为我们点餐、帮我们结账；清洁工则往往饱受皮疹和偏头痛之苦，因为她们要使用含有氨和三氯生的产品清洁我们的办公大楼、家里和酒店房间。在美国的肉类加工厂里，平均每周都会发生两起截肢事故：工人在使用带锯时，一不小心就会锯掉自己的手指或整只手。在亚马逊仓库里，分拣员可以从自动售货机上免费获取止痛药。在贫民窟的房子里，霉菌和蟑螂携带的过敏原会渗入孩子们的肺部和呼吸道，令他们患上哮喘；这些房子含铅量超标，对儿童幼小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贫困意味着癌症，居住在石油化工厂和废物焚烧炉附近的人们体内更容易生成癌细胞。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大约1/4有蛀牙而未能获得医治，这可能会导致牙齿进一步龋坏，引起剧烈的疼痛，并可能感染整个面部甚至大脑。公共保险只覆盖很小部分的牙科护理费用，许多家庭根本没有钱定期去看牙医。在《平价医疗法案》出台10年后，仍有3000万美国人完全没有保险。贫困意味着要用结肠造口袋和轮椅，意味着夜惊，意味着没有把人打死但致人伤残的子弹。在芝加哥，2020年枪支暴力导致722人死亡，3339人受伤。据估计，全美有八成枪支暴力的受害者幸存下来，但往往被迫在痛苦中度过余生。穷人的生活里常常充斥着暴力，包括在儿童时期经历的暴力。从马萨诸塞州监狱释放的人当中选出的调查样本显示，超过40%的人在儿童时期目睹过谋杀；从被新泽西州儿童保护服务局调查过的父母当中选出的样本显示，超过34%的人小时候在家庭里经历过暴力，17%受到过性侵。贫困意味着创伤，由于社会没有为治疗这种创伤提供资源，穷人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应对痛苦。我的朋友斯科特在儿童时期被性侵，成年后开始嗑药，最终吸上了芬太尼，他每次花...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在德斯蒙德看来，美国式贫困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赤裸裸的剥削与伪善的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富有，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之上的。他提出，要想消除美国式贫困，必须通过这部分富人的参与、回馈乃至牺牲来实现。根深蒂固的贫富二元结构德斯蒙德指出，贫困是“社会弊病的死结”，与我们关心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息息相关。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伪善地把贫困复杂化，而拒绝承认一个颠扑不破的简单道理——贫困不过是剥削的结果。美国社会的贫困是一种“结构性不道德”，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上升到了社会层面。德斯蒙德强调，美国穷人的贫困有三大原因：首先是穷人受到剥削，丧失各种权益；其次是富人受到优待，加剧马太效应；最后是排外的富有社区不断集聚财富，使在贫民窟的穷人失去翻身的希望和机会。换言之，美国的穷人由富人制造，富人得到，代价就是穷人失去。因此，只关注穷人本身，是无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必须将富人也纳入考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就不难发现，古今中外的贫困问题往往都由剥削所致，概莫能外。例如，托尔斯泰搬到莫斯科之后发现，城市的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富人的剥削，“这个道理在19世纪的俄国适用，在今天的美国同样适用。问题不在于‘虽然’我们很富有，‘但是’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而在于‘因为’我们很富有，‘所以’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贫困”。韩国电影《雪国列车》则以寓言形式呈现出如下事实：哪怕到了世界末日，同样一辆列车上，末节车厢的穷人犹如奴隶一般挣扎过活，前面车厢的富人却醉生梦死依旧。而在贫富二元结构之下，科技水平进步也好，生活水平提升也罢，并不能改变美国社会的贫困，因为贫困和资源投入多寡无关，只和资源如何利用、管理有关。当下美国，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甚至超过了不少其他发达国家，却仍然无休止地索取；而美国穷人则不得不为美国富人的贪得无厌买单，恰恰是他们生...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打工人也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近些年来零工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看似是白领精英的工作，实则充斥着缺少充分保障的外包工，这增加了普通劳动者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带来新就业模式，在不少方面突破了传统就业体系的制度约束和法律监管，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凸显出企业、平台和资本对利润攫取的欲望，如若不加以监控，它就会绕过法律规制伤害到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比如美国的优步司机和中国的滴滴司机就面临着近乎一样的困境。这说明，新经济形态穿透了社会制度的壁垒，打破了劳动者的防护罩，或许，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实际上，新经济的蛋糕由少数富人分享，而新经济的代价则由多数劳动者来承担，新经济带来新发展的同时，也为新的贫困埋下导火索。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贫困带来的伤害总是显而易见的，作者不断强调“贫困意味着痛苦，生理上的痛苦”“贫困意味着创伤”“贫困意味着生命和人格的矮化”……但最有价值的是指出“贫困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让你无法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前几年互联网上的热词之一就是“穷人思维”，而我们似乎将穷人思维看作穷人的主观意愿，但作者在这本书里证明了，穷人思维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缴纳的“精力税”。当一个人忙于维持生计的时候，又怎么能埋怨他不上进、鼠目寸光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人们不陷入穷人思维，充分挖掘人力资本的潜能，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中国的国力和潜力，这就是中国式脱贫的意义。国家与贫困的联系，更直接地说，是作者提到的，只有一个看得到苦难和贫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地实现进步和发展。这句话其实少了半句，看到且消除贫困才是进步和发展，故而消除贫困并不是噱头，而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关注，消除贫困不应该是进步和发展的目标，而应该是进步和发展的前提。《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这本书也存在着一些美国式局限，比如它过度强调种族问题，对阶层和代际的关注...
• 闻夕felicity

  2024-06-03
  如果说普惠型公共服务的缺失是大家都能意识到的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那么作者针对房租和贷款的分析则有不少新意。“美国并非只有一个银行业，而是有两个：一个面向穷人，另一个面向我们其他人。同样的，美国也有两个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美国社会的双重性让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容易忘记一个道理：穷人之所以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被剥削的消费者和被剥削的借款人，正是因为我们从体系中获利。我们社会的许多功能并非支离破碎，只是二元分化了。对一些人而言，房屋创造了财富；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房屋耗尽了财富。”经济学家经常告诉人们，房屋是一种投资品，却很少有人说出房屋是穷人生命的消耗品的真相。看来，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贫困的人们都会在房屋上消耗完自己一生积累的财富。但即便是被剥削，一些身陷困境的穷人也没有贷款的资格。从这个视角来看，银行毫无疑问成了制造贫困的“帮凶”，利息则是穷人的紧箍咒，富人的聚宝盆，同样的东西，对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而言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这应该也是大家熟知的马太效应形成的原因之一。作者更有意义的分析是关于房租的，众所周知，低廉的房租是贫困人口在大城市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多数时候，研究者关注的不是贫困人口房租的高低和房东的收益多寡，而是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而作者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房东把房子租给穷人反而能赚得更多。这一发现似乎违背常识，仔细一想却又那么真实，看一下一些大城市城中村的“牵手楼”“接吻楼”，就知道贫困人口的生存底线要远远低于其他社会阶层，只要价格足够低，住房面积和居住环境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于房东而言，把同样住房面积的房子拆成多个隔间，创造出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整租，这才会催生大城市的格子间、胶囊公寓。可是谁又能想到，同样的房子能在穷人那里赚到更多钱，准确地说，穷人所能忍耐的生存底线越低，房东和二房东的操作空间就越大，利润成了突破人类底线的最原生动力。其实，房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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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9-23
  Our grandparents had careers.Our parents had jobs.We complete ta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