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文化史Ⅲ

• 瑾瑜与我

  2022-10-12
  中国铸币的设计元素极少且非常保守，但是遵循了古代传统。刻印的文字提供了基本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细节，包括年号，通常还有造币厂的名字。但硬币上不包含宗教或意识形态元素，也没有描绘统治权威的图像。所有信息都通过硬币的形式和铭文来传达。然而，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声誉，这种硬币的形状，即带有方孔的圆形青铜俦币，决定了中国甚至远超中国以外的更广阔地区的硬币的样子，以至于人们一看到这种设计，就能立即认出这些硬币是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硬币。当邻国采用相同的设计时，能明显看出其发行机构既试图模仿中国硬币，但同时又想昭示自己独特的身份的意愿。统治朝鲜半岛的朝鲜王朝最初依靠进口中国硬币，直到1625年，才生产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本国铸币。这些硬币上也刻有四个字“常平通宝”，“常平”是政府的食品供应稳定机构（发行者）的名字0，而“通宝”即与汉语道室（流通中的宝藏）相对应。其他政府部们后来也相继开始发行硬币，硬币反面带有复杂的标记系统作为标识。
• 瑾瑜与我

  2022-10-12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皇帝并没有铸造硬币。相反，境内流通的是商人盖印后的银锭。这些锭子，又被叫作“银两”（tael），“小而厚，略呈椭圆的长方形，形似中国人的鞋子，两端翘起”。中国的重量单位为“两”（iang），欧洲人将其称为37。5克银，这是“东亚地区普遍的货币标准”，相当于欧洲的计量单位克鲁扎多和达克特。一两的锭子流通最为广泛，但也有其他额度，最高达五十两（Grierson，。1975：61；von Glahn，。1977：133）。中国人随身携带着剪刀和秤，用剪刀把锭子剪成小块的碎银子并用秤来称重，以支付费。1626年，德・拉斯・科特斯神父（Father de lasCortes）在描述中国人估算银两成色的能力时，对此大为赞赏。此外，据他描述，中国人将碎银子放入锦囊，系在腰带上，锦囊里同时装有蜡，碎银子数量足够多时，就点燃蜡将其熔化，碎银子就又变成银块了（Braudel，。1981：454）o
• 瑾瑜与我

  2022-10-12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铸币不统一是由于不同的（往届政权或当前合法的）发行者发行了不同的硬币。但造成铸币不统一的原因还包括违法的操纵手段。例如，有人认为把某些流通硬币边缘的金属切割下来，这些被切割的硬币仍然可以流通，而切割者可以获得一些贵金属。吉拉尔德斯曾指出，如果硬币的内在金属价值超过其面值，这种硬币甚至可能会被熔化，或因其金属含量高而退出流通。人们倾向于使用“更便宜”的硬币（即那些面值高于内在金属价值的硬币）来缴纳税款、履行法律义务。这一时期也有伪币泛滥的现象。伪币的外观看起来很像法定硬币，但其贵金属含量很少（或根本没有）。一些政府甚至会通过降低硬币中的贵金属含量而使铸币“贬值”，这实际上是打着合法政府的幌子造假。
• 麒麟

  2022-10-11
  一枚硬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货币，图文设计是其基本要素，来自官方的印章则可以将一块金属从商品变成货币（Cibb，2009：499503）。一枚硬币的外观既可以反映出发行该硬币的统治者或国家的权力、权威和自我形象，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艺术潮流。但铸币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媒介，人们对硬币所给人带来的信任和熟悉度的重视，要高于对硬币新颖性和多样性的要求。硬币不仅需要触感适当、重量合适，而且还需要看上去顺眼。除此以外的任何方面，比如硬币上的文字或图像的含义，可能都是额外附加的。硬币的许多使用者是文盲，他们不会自发地对这些图文的意象抱有期待。尽管如此，所有的硬币设计都会期待其有一定的受众，这些受众会因兴趣、信任或赞赏而理解硬币的设计意图，并做出恰当的反应。每一种既定的设计都是发行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一种交流手段，它依靠的是17世纪唯一一种可靠的大众媒介。发行者公然控制硬币的设计形式，其实也是在有意地影响使用者。此外，单个类型的硬币的设计总是与其他类型的硬币相互借鉴：大多数地区发行的硬币的价值通常各不相同，铸造硬币的金属通常也不同，使用一种通用设计涵盖所有面额硬币的现象比较罕见。新硬币也往往与由当前或先前政权发行的旧硬币混合使用。同时代的不同发行者发行的硬币也可能混合在一起使用，有时候是征得了地方权威机构的许可，但大部分未经地方权威机构允许。流通中的货币通常是复杂多样的，硬币可能被人们偏爱、被囤积贮藏或出口，也可能被人们拒收、毁损或熔化。虽然硬币的设计并不是在不断评估和选择过程中的唯一考虑因素，但它始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 麒麟

  2022-10-11
  自然繁殖后代观。在近代早期，人们普遍认为，相比于繁衍后代，放高利贷者对赚钱更感兴趣。或者说相较于子女，他们更关心自己的财富，如《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中描述道，夏洛克（Shylock）将被偷的“达克特币”视为失散的“女儿”。16世纪之前，关于高利贷的经院哲学辩论主要围绕着高利贷usura）和利息（interesse）之间的区别来展开。前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罪的，后者通常分为两种情况：“所受损失”（damnum emergens，。即由于借款者无法偿还贷款而造成的放贷者的损失）和“所失利益”（lucrum cessans，即放款方由于借钱给别人而导致的潜在利润的损失）。后者，即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货币的“机会成本”，从经济学角度而非道德角度出发，解释了为什么应该对贷款收取利息。实际上，利率就是按可能放弃的回报来衡量的货币价格。在中世纪，这两个术语的区别仍然是争论的焦点，阿奎那允许前者出现，但拒绝将后者合法化。然而，到了15世纪中叶，即使高利贷在原则上仍然是一种罪，但“贷款可能会有风险”的观念为收取利息提供了合理依据（Jones，1989：11）。经院哲学之争尤其围绕“三方合同”展开一这类合同允许一方付款给另一方，以使其承担贷款风险。到了15世纪80年代，这种合同实际上已经成为放贷者和借款者当事双方之间的合伙关系（尽管其仍被称为“三方合同”）。因此，正如诺曼·琼斯（NormanJones）所写的那样：“借款者为放贷者的损失提供保险，以换取较低但有担保的贷款回报率”（1989：11）。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现在的“信用违约互换”。它允许金融机构，尤其是保险公司，购买抵押担保证券来承担风险一或者根据专业来说，与抵押担保证券捆绑销售，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这些证券的风险。
• 麒麟

  2022-10-11
  但笔者在本章的观点是，精神和世俗间题之间的划分在近代早期的基督教思想中并没有那么清晰，至少在与货币种类的关系方面划分得没那么清晰。确实，一些早期的评论家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关于上帝与人类之间关系的隐喻一就像恺撒将其肖像戳印在硬币上一样，上帝也在人类身上打上了他的形象。因此，人类作为受上帝眷顾的生物，其使用的硬币也被赋予了精神价值。然而，这样的图像也滋生了一些潜在问题，如货币贬值、伪造和囤积。例如，亚里士多德曾做过一个比喻，人类就好比硬币，取自父亲的印记和母亲的材料，而这催生了非法俦币的可能，类似于生产伪币。在此类隐喻的描述中，人们如何能想到去制造上帝亲自盖印的伪币甚至是贬值的硬币呢？虽然图像可能唤起人们理想中硬币的样子，但在实际的货币铸造经验中发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与贪婪有关一一金钱之爱是万恶之源。此外，上帝将其形象加盖在人类身上，这引发了“高利贷”的问题，特别是联想到《马太福音》中的另一段话：按才受托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Talents）①时。这则寓言暗含为高利贷辩护甚至赞扬高利贷的意思。因为在寓言故事中，将“高利贷可以生息”这一事实，比喻为发挥了人的“才能”，为上帝获得了荣耀。但《圣经》中其他关于高利贷的典故都强调了其罪恶之处，主要是因为它暗示贪婪，缺乏兄弟般的同情心。然而，随着商业文化逐渐开始影响神学论述，特别是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论述中，人们
• 麒麟

  2022-10-11
  奥斯曼帝国、波斯萨非王朝、印度莫卧儿王朝基尔提·乔杜里（Kirti Chaudhuri）清楚地描述了美洲的比素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从巴拿马地峡到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货币使用离得开‘八雷亚尔’。”（1986：73）奥斯曼帝国积极扩张领土，在占领叙利亚和埃及之后，实际上已经把控了洲际贸易路线。其中，税收对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方便流通，所有的白银关税都被取消，从16世纪80年代起，白银“涌入黎凡特市场”，被继续用来交换其他商品（1 nali冰，1995：139）。与这条“白银之河”密切相关的“价格革命”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奥斯曼帝国的货币体系持续恶化。苏菜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1494一1566）时期，小型银币艾克（aqche）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并不流行；直到l592年，造币厂铸造的都是带有地区图案设计的大型银币迪拉姆。到17世纪末期，白银铸币一直处于贬值状态，只有少数造币厂继续营业（Broome，1980：271）。萨非王朝的经济发展与伊朗在欧洲、印度和中亚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16世纪，丝绸之路振兴，由于丝绸之路经过伊朗北部，因此伊朗可与英格兰和荷兰直接进行贸易。当时的主要货币是银质铸币，但因为波斯统治者征收高昂的铸币税，所以硬币的流通价格高于硬币实际所含有的贵金属的价格。其中，银币主要是阿巴斯（abassis），质量较高，并且较重。而日常交易所用的零钱多为两沙比币（wo-shabi）和呈弯曲状的银条拉林（larin）。1587年，1达克特相当于6拉林；17世纪末，5拉林可以换1枚“八雷亚尔”16世纪下半叶，拉林沿着“黄金之河”向下，在印度洋沿岸贸易中“大幅扩张”（Broome，，1980：273；Haider，1996：304）。
• 麒麟

  2022-10-11
  但锤币的品质无论在纯度、重量，还是在大小方面都是有缺陷的，因此很容易被伪造。1537年，墨西哥当地人已经开始伪造四雷亚尔（pieces of four reals），而秘鲁当地人也将铅、铜与银混合在起制造伪币。当船队抵达塞维利亚后，来自美洲王室和私人的金银财产被卖给了金银商人（bullion merchants）（《金银买家》，Compradores deOroy Plata），促进了货币制造业的发展。出于权宜之计，专司与美洲贸易的机构一西印度交易所（Casa de Contratacion）更愿意先让私营商人负责将这些贵金属精炼至法律规定的纯度，然后再出售给造币厂。这项业务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因为对外宣称的这些金锭和银条的纯度与其实际的贵金属含量之间存在差异，从中可以获取一定利润。据克拉伦斯·H。哈林（Clarence H。Haring）估计，“显然，一马克银的利润很少超过四个马拉维第（maravedi），一比索金的利润很少超过一个马拉维第”（1964：175）。腓力二世时期，金锭和银条的纯度明显或高于、或低于法律规定纯度的情况已经十分常见。偶尔会有一种被称为瓜卡斯（gua©as）的银条，它里面含有一些黄金，但是以白银的价格卖给了金银商人，这其中便会产生高额利润。“1561年，从原本属于秘鲁王室的一批银条中提炼出了50万马拉维第的纯黄金”（Saz，1979：2：83，84），相当于天
• 麒麟

  2022-10-11
  用牟复礼（F。W。Mote）⑦的话来说，“无论是从种族、文化，还是从政治上的统一性来说，中国一直都是最大的人口群体，其人口数量超过世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国家”。1500年，中国的人口数量为1。55亿，1600年为2。31亿，1650年为2。68亿（1999：473，475）。明朝末年，南京的人口数量超过100万，而人口数量紧随其后的北京则有66万。当占据世界人口份额如此之大的经济体争相购买某种特定商品时，尤其是当这种商品的价值高昂而且在各大洲之间的运输相对容易时，该行业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全球性的。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朝贡体系一一其他国家通过朝贡这种兼具外交和商业目的的手段与该国建立联系一原本仅在中国国内大量使用的白银在其边界以外的诸国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用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的话来说，“整个贸易区有一套自己的结构规则，在这些规则的把控下，以中国为贡品贸易中心，白银为流通媒介，整个区域自成体系。这个包含东亚在内的贸易网络，与部近的贸易区（如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无缝对接”（1994：9）。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强强联合为相关各方都带来了巨大利益。如果没有日本和美洲白银的大量供应，欧洲人就不可能购买到如此之多的亚洲商品，如香料、瓷器、丝绸等。西班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多明戈斯·奥尔蒂斯（Antonio Dominguez Ortiz）注意到了美洲白银是如何“流入土耳其、波斯和苏门答腊一那里的旅客评论称‘西班牙银元是随处可见的货币’一并最终抵达中国，结束其漫长旅程的”（1971：303）。新西班牙和秘鲁生产的俦币，加之塞维利亚的造币厂生产的铸币，几乎使西班牙帝国成为“世界货币工厂”（Bernal，1999：379）。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皇帝并没有铸造硬币。相反，境内流通的是商人盖印后的银锭。这些锭子，又被叫作“银两”（tael），...
• 麒麟

  2022-10-11
  中国是美洲和日本的重要客户之一，每年从美洲和日本购买大量的白银，使得这两个地方的采矿业因此大获其利，且这种局面经久不衰。维托里诺·马加良斯·戈迪尼奥（Vitorino MagalhacsGodinho）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抽气泵”（bomba aspirante），数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白银不断向此汇聚。（中国对白银的）这种需求因在不同市场中白银和黄金的相对价格不同而更加明显（1984：1上432465）。例如，在16世纪初，中国的金银兑换率为1：6，而“相反，欧洲的金银兑换率徘徊在1：12左右，波斯为1：10，印度为1：8”（vonG1ahn，1996：127）。16世纪90年代，广州的金银兑换率为1：5。5或1：7，而在同时期的西班牙，金银兑换率为1：12。5或1：14，“这表明，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两倍”。当时，日本的金银兑换率约为1：10，印度莫卧儿王朝的金银兑换率约为1：9（Chuan，1969：2；Boxer，1970：461）。鉴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金银价格差异，英尼斯（Innes）指出“中国向日本出口的黄金可产生40%甚至更多的总利润”（1980：27）。中国政府此前发行的纸币过多，以至到1450年时，纸币已贬值至其面值的千分之一（Cribb，1980：300）。因此日常交易需要一种新的交换媒介，而白银成为首选。J。P盖斯（J。Geiss）①解释了选择白银的原因：对于大多数交易而言，使用黄金是不切实际的；就铜而言，“铜币的价值由所含金属（铜）的价值决定，而非由造币厂决定…银可以根据需要检测纯度，铜币却不可以。如果检测铜币的纯度，那么这枚铜币便被毁坏了…因此白银成为衡量
• 麒麟

  2022-10-11
  枚硬币的面值是由其俦造金属的价格、内在价值、铸币费和铸币税共同来确定的。铸币费是支付给铸币厂老板的，包含制造硬币的所有费用一工具、合金、人工成本等；俦币税是国王征收的。尽管国家出台了法律和禁令，但铜币、银币和金币仍然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以实现其价值最大化。如果一枚硬币的内在价值高于法律规定的名义面值，那么这枚硬币就很有可能流向国外或者被熔化，人们会用更便宜的硬币来缴税或者进行其他合法交易。例如，1535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发行的金币纯度就经历过这样的转变。吸取卡斯蒂利亚的金币流向法国的前车之鉴，他决定用黄金含量仅为91，67%的新币埃斯库多（escudo）来支付征战北非的部队的军饷，这种新币的纯度与法国和意大利的金币纯度相当。两个埃斯库多被称为皮斯托尔（pistole），这种硬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意义（Carande，199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