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乱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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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在宫中充斥方士妖异之时，朝中的政治风气也越来越败坏。元狩六年（前117年），大农令颜异因白鹿皮币一事被诛，罪名是“腹诽”。此法一出，从此恶政无人敢谏。因为征伐四夷，大兴宫室，文景时积累下来的财富被挥霍殆尽，朝廷财政极度紧张。元狩四年（前119年），张汤向武帝献计，取禁苑中白鹿的皮，裁成一尺见方的小块，边缘饰以彩色文藻，定价四十万钱，名为皮币。这一小张皮币当然不值这么多钱，不过它并不用于在市场中流通，而是定向卖给列侯，它的依据是“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聘”是诸侯间的通问修好，“享”是诸侯向天子进献方物。先秦时聘享必具的礼物之一是玉璧，玉璧需要以皮币或者帛作为衬垫来进献。现在规定，进献给天子的玉璧必须用朝廷发行的白鹿皮币作为衬垫，而这张皮币的价格是四十万钱，既不可以用它物替代，也不可以还价。这是在以“崇古礼”“应祥瑞”为名，变相剥夺诸侯的财富。大农令是国家财政的主管官员，发行白鹿皮币的措施应当要征求大农令颜异的意见。颜异以廉直闻名，累迁至九卿。天子问颜异，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以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王侯朝贺时献上的玉璧才值数千钱，作为外包装的皮币却值四十万钱，这是本末倒置。此语暗暗讥讽收钱的道理太牵强，天子听了很不高兴，心里便对颜异有了芥蒂。此后，颜异被人告发，下廷尉张汤处查处。张汤过往与颜异有过节，他仔细搜罗证据，查出曾经有人向颜异提及国家颁布的法令有不便之处，颜异没有反应，只是微微地“反唇”，可能就是嘴唇向外微微地翻一下。张汤抓住这一点上奏，说这是在心里诽谤、反对国家法令：“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腹诽”从此作为一种罪名成为以后判案的先例，即“比”，以后可以比照它为罪名来处罚类似的行为。此后，“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对于朝政与法令，不再有异议出现。政治丧失了纠错机制，荒谬绝伦之事便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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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二者的差异并不只是高悬在学理辩论之中，而是落实到为现实政治做指引与辩护上。《公羊传》宣扬大一统，鼓吹大义灭亲，强调复国仇；而《穀梁传》讲亲亲尊尊，重视礼教，主张以民为本。武帝时，《穀梁传》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瑕丘江公，他跟随鲁地的申公学习《穀梁传》及《诗经》。武帝执政之初重用的御史大夫赵绾是申公的学生，在赵绾的推荐下，武帝以“安车蒲轮”从鲁地接申公到长安，要大兴儒学。董仲舒则是《公羊传》学派的代表者，他与写定《公羊传》的胡毋生都是景帝时的博士，据说他是从胡毋生处得受公羊学。瑕丘江公与董仲舒大致是同时代的人，《穀梁春秋》与《公羊春秋》也正是在此时有了被选择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竞争机会。武帝让丞相公孙弘主持两人辩论二传孰优，史言，董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是能言善辩、旁征博引的人。而江公“呐［讷］于口”，即口才不好，不擅与人争长短。这样，辩论的结果自然是江公“不如仲舒”。辩论的主持者公孙弘与董仲舒同属公羊学派，思想上本就倾向董仲舒，而辩论中董仲舒也确实占了上风，于是公孙弘就堂而皇之地判定董仲舒获胜，这也就意味着《公羊传》优于《穀梁传》。于是武帝定《公羊传》为《春秋》的官方阐释版本，因而也就是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江公与董仲舒的这场辩论发生在元朔六年（前123年），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春，辩论发生时他最大不过六岁，对这一辩论不可能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不过依制，再过两年太子就到该读书学习的年纪了。既然《公羊春秋》已被钦定为本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文本，到了太子该读书的年纪时，武帝就指定太子学习《公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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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公羊传》《穀梁传》与《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它们都是后人对《春秋》晦暗不明、语焉不详的文句所做的解释。《左传》更偏向解释《春秋》所涉及的历史事实，是一部史书。《公羊传》《穀梁传》则着重于阐发《春秋》的义理，可以看作政治理论著作。《公羊传》旧题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撰，《穀梁传》旧题为鲁人穀梁赤所撰，二书因此而得名。《公羊传》原书失传，长期以来依靠口耳相传，至景帝时，才由齐人公羊寿和胡毋生分别写在竹帛上，其文字才固定下来。《穀梁传》的流传亦同，至西汉初期被人用隶书记录下来，方才定型。因为两书的作者、传播者和注录者分别是齐人和鲁人，所以《公羊传》在汉时被称为齐学，《穀梁传》被称为鲁学。二者的差异背后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分野。简而言之，齐文化求变进取，鲁文化因袭守成。《公羊》《穀梁》二传也分别继承了两种文化的精神内核，因此二者对于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角度解读。《公羊传》《穀梁传》对孔子是不是一个改革者，认识完全不同，所以对于革新创制的主张也不同。《公羊传》大力阐发孔子改制的一面，认为孔子受天命为素王，他不泥古，夏时制、嫡子继承制、亲迎制、三田制、选举制、郊制这六项重要的制度都是经他亲手而订，改周之旧制，立《春秋》新制，行为万世法。《公羊传》阐释中的孔子，活脱脱的是一个改革者、创造者。而在《穀梁传》阐释中的孔子则一生痛心于礼崩乐坏，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坚定维护者，正统平和。与对革新的态度相应，《公羊传》《穀梁传》对于周代的各种制度评价不一。世卿世禄制是西周固有的制度，《公羊传》讥世卿，尚贤能，其中自然蕴含“兴选举”的思想，为后世公羊家所发挥，开创了汉代的选士制度。《穀梁传》则维护周的既有制度，在《穀梁传》学说盛行的鲁国，政权世代由世家大族把持，甚至出现大夫专政、君权旁落的现象。齐文化崇拜神仙灵魂，两汉时流行的谶纬之学，来源之一就是齐国稷下学宫学者邹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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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当然，这也非皇家特立独行，而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使然。战国时开始松动的世卿世禄贵族政治体系，到秦始皇时被彻底推翻，建立了官吏行政体系。“尊贤尚功”“食有劳而禄有功”“见功而予赏，因能而授官”，才能取代了出身成为官吏的选拔标准。汉帝国的平民基因以及初创期对人才的渴求，使得身怀长技之人不再受出身、门第的束缚，可以充分施展其才能抱负。刘敬是个戍卒，因向高祖建议立都关中而立时得以侧身朝堂；叔孙通因应时势，不拘俗礼为百废待兴、一张白纸的汉朝立下朝仪。汉武帝又对汉初的政治改弦更张，大事开疆拓土。国家有为之日自然是人才涌现之时，卜式以养羊之人而为御史大夫，桑弘羊本是商贾而执掌国家转输，卫青出身骑奴建不世之功，金日磾为匈奴降人之后得托孤之任，这些人都出身寒微而得高位。班固对这个时代现象的总结甚为精辟：“刘敬脱挽辂而建金城之安，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崇尚母家的遗风与布衣王朝的基因二者相结合，才给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以机会。这种现象在后世不可想象。清人赵翼就很不理解，他在《廿二史劄记》中说：“汉武帝三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出自淫贱苟合，或为奴仆，或为倡优，徒以嬖宠进，后皆成大功为名将，此理之不可解者也。且卫媪一失节仆妇，生男为大将军。生女：长君孺，嫁公孙贺，官至丞相；次少儿，生去病，又嫁陈掌，亦为詹事；小女子夫，且为皇后。而去病异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后受遗辅政，封博陆侯，为一代名臣。”因为上面所说的原因，在汉代，皇帝与外戚、天子与舅舅实际上是比同姓宗室更亲近的亲属关系。而早期外家出身寒微，既无祖先遗泽庇护，根基极浅，权力的唯一来源便是天子，因此就成为天子最放心、最容易操控的势力。所以外戚才能在权力集团中占有一席之地，且天子更青睐外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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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女性的崇高地位也解释了西汉的长公主们——窦长公主、平阳长公主——为何掌有莫大的特权，能干预朝政，参与废立；女性宗室亦可封侯，吕后之妹吕媭封临光侯，刘邦的大嫂封阴安侯。甚至汉初好黄老，也与女性阴柔安静的特质有关。如此等等，都是因为汉代社会保有先秦母系遗风，汉皇室亦深受此时代风气的影响。西汉早期的外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来自民间，皇室选妃立后并不注重出身。所以与世族不同，外戚获得的一切尊荣都是皇帝给的，对皇权的依附性较强，这也是外戚受到重视的原因。战国以前，周天子和大诸侯国也有外家外戚，但当时的执政者都是世代传承的贵族，他们不与平民通婚，所以这些外亲们也都是世系绵长、有政治实力的诸侯和世家世臣。他们在政治上具有独立地位和权力来源，并不单单依赖君王。战国以来，灭国无数，至秦始皇统一天下，传统的贵族体系已然摧枯拉朽，荡然无存。韩信这样的“王孙”流落市井，赖漂母以食，此类的事在那时所在多有。刘季更是出自底层，吕雉得自己带两个孩子在田间劳作，所以汉家天子便不介意从平民中挑选外亲。特别是高祖至武帝之时，选妃以色艺和生子为重，不论贞操家世。景帝之母窦太后出身宫女，弟弟幼时被卖，可见其并非贵族世家。武帝之母王太后嫁人有子后离婚再嫁，竟能成皇后。卫子夫出身家伎，以歌舞技艺入宫为后。《汉书·外戚传》所载外戚22家，出身微贱者11家：高祖妻族吕氏，文帝母族薄氏、妻族窦氏，景帝妻族王氏，武帝妻族卫氏、李氏、赵氏，宣帝母族王氏、妻族许氏，元帝外家傅氏，成帝外家赵氏。其中有汉立国之际从龙的布衣，也有奴仆、倡优，乃至战俘、刑徒，“其始皆由贱妇而起”，“由至微而体至尊”。所以当时人家，有美貌的女儿，便延请教师教习歌舞色艺。也有专门的商人，在各地收买贫寒人家的美貌女儿，教以歌舞、说话技巧，养成后卖给贵族、官府，献给朝廷。赵地此风尤甚，邯郸有一人名叫贾长儿，便专营此事。宣帝刘询的生母王翁须，便是由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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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之母刘媪在野外小憩时遇蛟龙俯其上，人神野合而孕，这才有日后的汉高祖。刘太公当时出来寻妻，亲眼看见了这一幕。除了传统的编造神话以神化皇权的解释外，从人类学的视角观察，这还暗示了对于高祖的孕育之事，其父亲刘太公只是个旁观者。汉皇室的祖先神系统是神－人与女－男两个系统并行的，其世系合于上古“无夫的先妣始祖‘神母’系统”，母亲角色的重要性远非后世父系社会所能想象。这一点也表现于汉代的“同产”概念。在西汉时，同产主要指同母的兄弟姊妹，以与同父不同母的子女亲属区分。到东汉时，“同产”演变为同母、同父杂用，最后逐渐转指同父的兄弟姊妹。司马迁按照“同母者为宗亲”的原则，把景帝除刘彻外的十三个儿子按照不同的生母分为“五宗”，写下《史记·五宗世家》记录他们的事迹，明显与后世宗法制下以父系为宗亲的原则不合，班固时已不再接受这一原则，所以同样的人群，在《汉书》中写作《景十三子传》，其实司马迁是依从了西汉子从母族的旧俗。母亲的角色如此重要，也使舅舅在亲属关系中获得很大的权威与权力。西汉时，社会上视舅如父、称甥为儿，将舅、父连称为“舅父”。《史记》中有八处称“舅”为“舅父”，指代三人（淮南王刘长舅父赵兼、齐王刘襄舅父驷钧、宣帝舅父王长君），《史记·游侠列传》中，大侠郭解称姊之子为“吾儿”，此“吾儿”实际是其外甥。“舅”“父”连称正是母系亲属制度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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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4二姐卫少儿在子夫显贵后，也到了长安，与一个叫陈掌的男子有了私情。陈掌是开国功臣陈平的曾孙，不过不是嫡孙，没有资格袭侯。武帝就把陈掌召来封为詹事，使他贵显，让二人成婚。卫少儿之前在平阳侯府做奴婢时与在侯府服务的县吏霍仲孺私通，生有一子，霍仲孺后独自离开侯府归家，就如卫青的生父郑季一般。少儿独自抚养儿子，她对这个私生之子的未来所求无多，只求他无病无灾地长大，不要早夭，所以给他取名去病，随父姓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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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3所谓“巫蛊祠祭厌胜”，统称巫蛊之术，大致是制作木偶人代表某人，对其施行诅咒之术，然后埋入地下，特别是埋于道路之中，让灾祸远离自身或是转移到他人身上。在秦汉之时，只要不以天子为诅咒对象，行巫蛊之术并不犯法。秦代甚至设有专门施行巫蛊之术的“秘祝”之官，其职责是“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当国家有天灾或不祥之事，就令秘祝官祠祭，将祸害转移到某些官吏或者百姓身上，这是官方公开地以民为壑，光明正大地引祸水下流。直到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朝廷才废除这一做法。既然巫蛊之术不以天子为诅咒对象就不犯法，阿娇作为皇后却以此得罪，可能说明她的诅咒对象就是其丈夫，天子刘彻，如这一推测不错，可见刘彻多么伤她的心，也可见她是个被宠坏的女儿，得不到的东西宁可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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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夕felicity2025-03-23窦太后重新任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石建为郎中令，太尉一职被裁撤。许昌是柏至侯许温之孙，庄青翟是武强侯庄不识之孙，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后裔自然也是本朝沿袭已久的黄老政治的拥护者。而石建是石奋之子，石奋早年随侍高祖，“无文学，恭谨无与比”，看来也是黄老政治的拥护者。于是人事任命上又回到了以高祖开国功臣集团后裔为三公的传统，为政之道又回归黄老之术。新君刘彻的夺权运动——建元新政就此失败，但此事并非雁过无痕，而是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对历史的认知。兴儒本只是刘彻和王太后向窦太后夺权的幌子，终其一生刘彻对儒学并无特殊的兴趣，但借着这次失败的变革，后世不断渲染汉武帝对儒学的推崇，最后发展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甚至不惜模糊时间，把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定位在建元元年，将武帝接见董仲舒的情形含混地写成即位之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似乎他一登基就受到董仲舒的感召，可是董仲舒一生并未受到他的大用，只不过官至诸侯国的国相。武帝一朝明确以儒者身份为相的只有公孙弘，可是在司马迁的笔下，公孙弘并不具备一个理想的儒者形象，他没有原则与担当，极为油滑与虚伪。其实武帝一朝用人的原则是诸流并进，最重要的三个群体是开国功臣集团后裔、外戚和法家的酷吏，儒生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尚须等到宣帝、成帝之时。而从武帝个人来说，这场失败的阴影在他的内心难以抹去，日后他的诸多行事轨迹，他的恐惧，他的猜疑，都能从这里寻到草蛇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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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小mo2024-12-24历史记载的矛盾处往往是有意遮掩的重大关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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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小mo2024-12-22在历史学能够被证明是实证的、客观的科学这一点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的当今，还不如为其加持“可能性艺术”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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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杏仁不算苦2024-10-28汉代极为重视母权与妻权，这是春秋以来的遗风所影响。东汉以降，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得势，不断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母系为纽带的亲族观念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淡出人们的观念，所以后世对汉代与此相关的种种现象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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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高头2024-09-04“酎”是一种每年正月酿造、八月制成的醇酒，天子以此祭祀宗庙，诸侯王、列侯必须献金助祭，故谓之酎金。照诸侯王、列侯封邑的人口数上缴，每千人缴黄金四两。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黄金一斤值万钱”，清代以前一斤皆为十六两，四两黄金就是2500钱。王侯们每年收入的大头是户赋，每户一年收200钱。每户平均五人，二百户为千人，收上来的户赋为四万钱。可见光酎金一项就占到诸侯王户赋收人的十六分之一，是个不小负担。所有王侯的酎金汇集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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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高头2024-09-04分为四个系统:最内层是省中，即皇家的生活区，俗称后宫，其宿卫由宦者令（后改称黄门令）执掌，管理门禁出人，没有实际战斗力。第二层是殿中的宿卫。长乐、未央、建章诸宫之内有一组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或称殿，如未央宫内皇后所居椒房殿；或称官如长乐官内太后所居长信宫。这些区域之内，省中之外统称殿中。其防卫由光禄勋掌管，属下诸郎官秩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不等，通常约有千人。汉代的“郎”主要吸纳一定级别官员的子弟，在皇帝身边服务，由皇帝甄选，作为日后的候补官员。也有地方选举或自荐而被皇上看中的人士，如东方朔、公孙弘，被武帝接见后授为郎。甚至还有花钱获取资格的、称“赀选”，如司马相如。依汉制，除议郎从事纯粹的文职工作之外，其他的郎官都轮流执戟值班，皇帝在宫中时则守卫请殿门户，皇帝出行时则充车马仪仗。他们的职能更多的是服务与仪仗，也没有多大的战斗力。武帝登基后，这支队伍增加了期门、羽林两支。武帝刚即位时，只是十几岁的青年，精力充沛，天性好动，经常微服出行，挑选郎官中的武骑常待以及从陇西、北地等边地选出的善骑射的待诏良家子，在殿门约期会齐，一起呼啸而行。他们逐渐发展成一支固定的侍卫队伍，多至千人，名曰期门。太初元年（前104）二月，武帝下令修建建章宫，建成后武帝移居此处，建章宫代替未央宫成为帝国新的权力中心。同年，武帝又组建建章营骑，作为建章宫的宿卫部队，后改名羽林骑，人数在两千人左右。之所以称为羽林，一种说法是取其驰骑“如羽之疾”，人数“如林之多”之意；一种说法是“羽”意为王者羽翼。羽林骑中有一部分叫“羽林孤儿”，他们是武帝多年征伐中战死沙场的士卒的子孙，由羽林收养，教以武艺。据《汉书·地理志下》载：“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六郡指的是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些地方都迫近匈奴，当地人常年修习战备，民风彪悍，崇尚射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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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高头2024-09-04“置”为官府沿道路所设的驿站，备有马和车，供传递公文的驿使换乘。疾置，就是采用最快的驿马换乘方式前进。当时，在不间断换人换马的情况下，驿使疾奔一昼夜的最快纪录是550里（《汉书·酷吏传·王温舒》王在河内郡任太守，为了向长安加快呈报死刑的速度，故自己出资沿途配置），若在不换人且不顾马力极限的情况下，强悍的军人一夜行军可达20里（《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讲漠北之战中卫青攻匈奴）。此时，马镫还未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