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前夜
最新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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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小熊2024-12-26士大夫标榜儒家价值，属于“公天下”的范畴。帝制中国的理想政治图景，就是“武官上马定乾坤，文官执笔安天下”。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对皇帝可没啥吸引力，他可以依赖士大夫，却不敢把权力托管给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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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小熊2024-12-26确切地说，后汉是“皇帝专权”和“皇权托管给外戚”交替进行，直至汉桓帝终结外戚托管。刘宏即位初期才首次出现宦官专权，时间大约只有四年，到他十六岁处死侯览即告结束。宦官专权无形中也成为一种皇权托管，直至皇帝成年。而无论是托管还是专权，都属于“家天下”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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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迪小熊2024-12-26“士大夫”在华夏历史上首次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就是在后汉，其特点是思想上虽持儒家观念，但在行动上各有专业，手段上也不排斥法家“管理学”，并非纯粹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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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罩紫龙2024-11-02王甫马上从南门抽身赶去应对。在尚书们平时上班的宫殿门口，王甫正好听见陈蕃在慷慨陈词，高喊大将军忠诚卫国，痛斥宦官是叛贼。王甫不甘示弱，上前与陈蕃对峙，说道：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官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货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这大概是宦官面对士大夫时最有底气的一次反驳。王甫指出，窦氏家族骤然崛起，不仅封侯，还把桓帝宫女带回家享乐，短时间聚敛上亿财富。他更是快意地辱骂陈蕃，身为名臣，却和窦氏同党，还到哪里去抓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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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罩紫龙2024-11-02英国士大夫霍布斯（Thomas Hobbes）说：“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就等于是说，指定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霍布斯的说法是以“天下乱”的“自然状态”为前提，引申出现代国家或者说主权国家的概念，统治者作为集体意志的化身，其人格体现着国家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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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ung2024-09-12内地州郡承平日久，党锢之后礼法废弛，中央政令不畅，地方主义抬头，帝国的控制力下降，反而促成了民间的相对宽松。于是，社会上文艺和娱乐的风气很盛。上流社会里，汉桓帝和刘宏都喜欢音乐，特别是刘宏“善鼓琴，吹洞箫”；蔡邕亦精通抚琴，还写过《琴操》；张奂的儿子张芝擅写草书…民间社会里，祠堂和墓葬大量使用画像石，《孔雀东南飞》之类的民歌四处传唱，搞笑讽刺的“俗体赋”深受大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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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吉诃德2024-08-31政治制度是人造物而不是神造物。人尚且不是完美、纯粹的，人造物更是等而下之。从古代诸文明的经验看，一个杂糅、粗糙的政治制度，反而能在长时段里趋向动态平衡，带来社会相对稳定；相反，越是追求纯粹、完美，内部越容易失衡、断裂，社会就越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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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dog2024-07-30已经上路赴死，范滂又叮嘱送行的儿子，说了一句话，听到的人都忍不住哭了：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这算是范滂的遗言，意思是：我希望你将来当恶人，但父亲不会让儿子做坏事；我希望你将来行善，可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这句话很有深意。要理解范滂的意思，就要明白和后汉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孝经》中最有名的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用学术术语来说，这反映了古人的“身体观”，是对身体整全、不受伤害的重视。能够将父母“全而生之”的自己，最终“全而归之”，就意味着没有遭受惩罚、侮辱，也就维护了父母生育的初衷，这是孝的起点。于是问题来了，死亡是最大程度的“毁伤”，是否意味着范滂等人不孝？范滂母亲和苏轼母亲的话，是对还是错？后世的一些《孝经》注疏，包括部分古人在内，对此颇有些茫然，说这句话意味着为人要谨慎谦虚、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大有“好死不如赖活”的消极，岂不是把身体和生命当成了做人的软肋？岂能和舍生取义的儒家信念协调？岂能解释范滂母子的行为？范滂的遗言是愤激之语，更是批判之言，透露了身体的完整与政治的正义是一致的，“孝”的前提是政治清明，只有恶政才会摧折一个无过错者的身体，只有恶政才会让行善的人落得如此下场，范滂的赴死反映的是宦官当政的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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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2024-07-24日本学者东晋次曾指出：“如果说东汉王朝是中国各代王朝礼教国家形态的原型，那么王莽政权则是导致这一原型出现的诱因。”意思是说，王莽为“礼教中国”打了一个模型，虽然迅速失败，后汉却成为第一个质量可靠的制成品。此后，除个别政权之外，历代皇朝都以建立礼教中国为目标，以建成礼教中国而自诩，哪怕是异族建立的帝国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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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5后汉不允许本地人在本地当县令、太守、刺史，所以，一个人想在故乡出仕，就只能担任属官。宗资作为外地人来当太守，也需要征召本地有实力的名士大族为郡吏，才能稳住地位。最终，范滂出任汝南郡功曹，“功”就是“考功”，管理人事和业绩考核。 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人事官员。 后汉各州郡有着浓厚的舆论平议氛围。功曹为郡里选什么人担任郡吏，推哪些人给太守作为孝廉的候补人选，已经和舆论对人物的褒贬裹挟在一起。选得对，舆论为之雀跃；选的人不孚众望，功曹和太守都会备受舆论抨击。因此，功曹实际上承担了为本郡维系道德、弘扬正气的职能，不纯粹是“组织部部长”，所以当时人们都尊称功曹为“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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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5羌人这边，马贤转弘农太守，又被拜为征西将军（这是多年以后曹操的人生目标）。永和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41年2月14日），梁商收到了令他震惊的消息：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射姑山和羌人交战时全部阵亡。 这不仅是为老将殉国而震惊，还因为射姑山，距离旧都长安只有几天路程。 梁商给了马贤和马续同样的“锦囊妙计”，效果却截然相反，不知他是否领悟到，匈奴已经不再是汉家天下的外患，羌乱才是帝国安危的内忧。 一方面，汉家开疆拓土已经抵达了地理和经济所能开辟的极限，羌恰恰就在这个极限的位置上；另一方面，自前汉以来，汉家治理羌乱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将部分羌人迁徙到内地。特别是后汉初年，明德马皇后的父亲马援大规模迁徙羌人进入凉州，甚至旧都长安的附近。两相作用，羌人就和汉民交错杂居，彼此难分难解了。在古代，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而是散落在从陇西的黄河上游一直到今天的川北、云南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无数部落，汉家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置郡县，把他们迁徙到内郡时，“羌”就成了汉家对他们的统称。他们内部并没有“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不可能像匈奴那样形成一个草原“帝国”，有单于这样的首领；也不会像西域那样形成定居点式的绿洲邦国，拥有自己的国王。对待匈奴和西域诸国，汉廷“搞定”单于和国王就成功了一大半，而汉廷的护羌校尉有一次给羌人设宴，用毒酒“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杀了这么多羌人部落首领，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部落实在太多太散了。 所以，羌人的部落在大大小小的高原河谷里农耕，也在山上游牧，彼此互不隶属。他们时而为了争夺河谷而彼此攻伐，时而为了劫掠汉郡而临时集结，时而被汉军征发攻打别的“羌”，降而复叛，叛而又降。再加上边境一带汉羌杂居，分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愈加困难。 当然，历史地和客观地来看，这种内迁杂居也促进了彼此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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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4有人认为，洛阳南北宫能够对应古代天文星象的“三垣二十八星宿”。在天上，由星宿组成的“天宫”是一个以天帝为绝对中心的“政权”，四周根据关系的亲近和疏远，区分出高低不同的层次。紫微宫是天帝——太一星的家，宫中其他星是天帝的皇子、后妃；太微宫是天帝的办公室；紫薇、太微宫之外有三组星宿排成一排，叫作三台。在地上，洛阳北宫对应紫微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南宫对应着太微宫，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因此尚书台曾设在南宫；三台对应着在洛阳南宫外侧依次排列的三公府邸，显然较尚书台疏远；此外，后汉的“云台二十八功臣”还对应着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现实中，这种天上人间的对应并不严格，后汉的皇帝和太后在某些特殊时候，比如火灾后、政变时，会在南北宫之间迁移。南北宫分别作为“办公室”和“卧室”的功能并不绝对，准确点说是南北宫里都有充当皇帝卧室和办公室的殿，端看皇帝喜欢住在哪儿。真正重要的是洛阳建筑物的位置对天宫统治秩序的模拟，皇帝是绝对的中心，从内到外依次是他的家庭、宦官、尚书和部分服务皇帝生活的近臣（如管理车马出行的太仆等），最外层是三公等外朝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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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6士大夫这一华夏文明特有的社会阶层，自前汉中后期诞生，经过莽政的洗礼，在后汉得以长足发展，至“党锢”终于形成了具有身份意识的阶层。一方面，士大夫既因循秦制的吏道，又遵守儒家的礼教，是“秦制—礼教”政制的承载者。没有后汉这一混合政体的成熟，就不可能有士大夫的存在。另一方面，士大夫们起初未必意识到自己属于士大夫，正是因为党锢短时间、大规模禁锢党人，促使士大夫猛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当然，一个阶层是逐渐形成的，不存在某个具体的时间点，但党锢可以视为士大夫阶层定型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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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6这是后汉第一次有大臣明确提出彻底废除宦官的记录，是窦武和陈蕃的共识。皇帝没有宦官，才能实现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愿景。而且，你不杀宦官，宦官就不会杀你吗？因此，从建宁元年的正月到日食之前这四个多月，陈蕃主动和窦武联手，开始为诛杀宦官做准备。 当年“书名三府”的党锢已经形同虚设，党人们纷纷回到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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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4从上层皇室及“六大家族”，到“中间阶层”的士大夫，再到普通臣民如张序宁，无不受到儒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支配。这就是建初四年后汉呈现出的礼教中国的治理结构，也是前汉被新朝改造、过滤后所诞生的“新汉朝”或“第二汉朝”气象，有人用一串形容词盛赞这段时期——“成熟、优美、和平、稳健、繁荣”。 处于至尊地位的汉章帝，是后汉第一个真正儒化的皇帝。王夫之说：“东汉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这是把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当成了因果关系。刘炟已经对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决。在古代，一个帝王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过去并面对现实，就已经是帝王里的佼佼者了。只是他的后继者未必有他的命运。建初四年是一个好年份，后汉在前期就拥有了一套比较稳定的治理结构。这一年越是好，就越能衬托出多年以后的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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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6征讨黄巾的重任落在了中生代名将身上。 于是以涿郡卢植为北中郎将，主要对付张角等冀州黄巾；安定皇甫嵩为左中郎将；会稽朱儁因为不久前镇压南海郡的叛乱有功封侯，这次拜为右中郎将，主要讨伐豫州黄巾。 士兵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洛阳的北军五校，二是司隶所属的河东、河内、河南三郡骑士，这两批军人可以被视为“王师”。 三是大规模征兵和募兵。后汉的兵员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从编户齐民征发、服役期限相对固定的征兵；一种是服役期限不定、带有雇佣性质的募兵。从战斗力来看，征兵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因为刘秀取消了内地郡国每年的军训和考核，这些兵战斗力比较弱；而募兵可以有雇佣兵、胡兵，战斗力较高，只要给的钱到位，忠诚度也可以保证。特别是募兵还包括从自己的乡亲、宗族、宾客入手的家兵，忠诚度更高。当时大族的田园都得靠家兵来看家护院，他们定期训练，维护兵器，战斗力也很强。 对于难以镇压的叛乱，后汉允许刺史太守们募兵。以前这类场合总归较少，如今黄巾起事使各郡国可以同时、大规模募兵，许多将军、地方官都拉起了自己的队伍。 镇压黄巾也给了郡国豪族以机会。在太平盛世，他们大多数只在本地做郡吏县丞，拥有许多农民依附的庄园，过着富足的生活，老死于户牖之下。如今，他们有了新的可能性，只要应募，庄园里的农民就可以成为自己的部曲兵。下邳丞吴郡孙坚此时加入了朱儁部，并很快冒头；卢植的学生涿郡刘备带着一批江湖兄弟，特别是杀人逃犯河东关羽和小老乡涿郡张飞，加入了本地州郡的队伍，试图通过战功来实现阶层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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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4深刻的功绩？为何他死后备极哀荣，却没有像前汉那样拜相必然封侯？ 在前汉之初，萧何、曹参这样的宰相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副皇帝”。但后汉的三公完全不同。设三公的精髓在于，既符合儒家典籍的记载，又能把前汉宰相的职能一分为三，地位相等，形成分权，不论是太尉、司徒还是司空，都和前汉的宰相无法相提并论。再加上刘秀父子还有一个迥异于前汉任何皇帝的癖好，就是史书中频频出现的“好吏事”三个字，意思是：喜欢抓具体事务，亲自干具体工作，不仅不烦，还乐在其中。这样的管理者，就更觉得三公碍事了：人选上，三公很少出自刘秀打天下的功臣，以免在军功之上又加相权；摒弃了前汉自公孙弘以来拜相必然封侯的惯例，除非另有原因，封侯不再是三公的“标配”。有的惯例却留下来了：每当发生灾异，皇帝就会策免三公。作为后汉的三公，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可能一次突如其来的日食就结束了任期。 这就是为什么牟融虽然德高望重，但其实只是管理军事等事务的高级文官，主要工作是联合司徒、司空维持政府的日常运转，处理大量公文，召集高级别会议，细碎而烦琐，很难有机会做出能被史书记录下来的特殊政绩。他并不掌握兵权，对于重大的人事任免和战略决策，主要是给皇帝提建议或表达抗议。这样看来，三公所掌控的政治权力确实大为缩水，以至于后汉末年有人发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感慨，认为后汉的三公名为宰相，实为虚职，真正的宰相被尚书台所取代。后汉的三公和尚书台，谁的权力更大，谁是事实上的宰相，这是个古老且著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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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勉2024-07-14若与前汉比，两汉都遵循“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 但前汉只要立了皇太子，生母就可以当皇后，无论她是皇帝尊贵的表亲，还是民间卑微的舞女。而后汉直到晚期之前，无论皇太子生母姓甚名谁，皇后一定出自六大家族。 套用亚里士多德给政治的分类，后汉皇室的这种统治方式，往好了看像是贵族政治，往差了看像是寡头政治。后汉确实吸取了王莽的教训，把外戚包装成“洛阳一家人”，使得外戚夺取帝位的动力大减，远不如对夺取皇后位置的兴趣浓厚，但也带来了新问题——每一个家族都想让皇后的位置在自己的手中多停留一会儿，今天只是干涉立太子，明天可能就要废皇帝甚至弑君，因此总会有一天，有一个人，决定打破这种“寡头政治”，建立真正的、大权独揽的、效仿前汉的皇帝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