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王之怒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次尝试说明了官方更广泛的救援努力。这种救援努力非常现代，运用了新的航空科技来帮助原本难以接近的难民，由国民政府卫生部长刘瑞恒和他的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公共卫生工作者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陪同林德伯格乘坐飞机。这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和技能，并得到相当大的政治和财政支持。即使如此，他们的尝试仍是不成功的。他们没有设法为一个难民接种疫苗，却卷入一场不幸的冲突中。这场看似可行的救援计划，没有考虑灾民的行为模式。流行病可能是难民生存最紧迫的身体威胁，但饥饿心理则是他们行动的更强大动力。饥饿的难民最想要的是食物，而不是无关自身生存的说教和外国生物医学流程。在兴化事件中，灾害救助专家中的精英上层直接面对了他们的救助对象。这两个群体最终陷入紧张对峙的事实，暴露了官方想象中的洪水景象与当地灾害现实之间严重脱节。本章和下一章讨论两个使用不同知识语言的群体之间在沟通上的困难。两种知识语言的第一种是从兴化郊外的单翼飞机上走出来的技术专家说的语言，它充斥着抽象的经济概念、医学理论和科学术语。第二种是那些生活在舢板上的人所说的，一种具有乡土知识的语言，其语法受到了构成灾害文化的代代相传的习惯知识的影响。这两种话语被证明是彼此无法理解的，以至于当精英上层的代表与难民在兴化城外的水域相遇时，他们只能通过基本的手语和暴力威胁来沟通。洪水历史是为后人而记录的，那些书写灾害的人几乎只使用专门的技术话语。在这种权威记录的描述中，洪水叙事变成了一个由政府机构和救援组织主导的故事。那些采用自上而下措施的人成为决定难民生存的唯一裁定者。当乡土专业知识被注意到时，则被视为灾民已有绝望症状。诸如舢板这样不起眼的技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被遗忘了，而飞机等浮夸但基本上无效的技术则备受称赞。这并非救济机构的故意混淆，而是在灾害治理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机构意识形态(institu...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本章提供的对灾害现象学维度的细致研究，也有助于将难民的活动——或者这种情况下的不行动——与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到他们所遭受的难以抗拒和令人迷失方向的经历，他们坐在那里、不移动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天，灾害被认为会造成重大的心理和神经损伤。除了由身体损伤和疾病导致的器质性大脑障碍外，灾害还会导致一系列与创伤相关的精神疾病。人们很少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洪水的心理影响。对1998年长江水灾余波的研究表明，许多人都经历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这种创伤的症状之一可能是不愿动和分裂感。安德鲁·克拉布特里描述了2008年印度戈西河(Kosi River)洪水的幸存者在洪水过后显得“麻木”和“无助”。另外一些人则表示，他们“感官失灵”了。1931年洪水幸存者看似冷漠和不行动的样子，似乎也说明了一种类似的创伤性静止。这并不排除文化的作用，文化可能影响了对正在发生作用的创伤的具体理解，但消极绝不是某种特殊文化的特性。在一些案例中，洪水的创伤效应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在武汉洪水中，有大量自杀的案例描述。阿栋描述了洪水中一对夫妻失去了所有的孩子，这让他们悲痛欲绝，最终夫妻俩双双溺水身亡。一名外国记者写道，尽管中国有自杀的文化禁忌，但“到处都可以看到绝望、冷漠地自杀的人”。虽然这无疑有些夸张，但自杀的流行在中国并不少见。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地区的一些运河被那些认为自杀比面对战争创伤更可取的人的尸体堵塞。历史学家李勤曾描述，湖北的一些家庭绑在一起跳入洪水，以逃避20世纪30年代洪水的可怕后果。后来在1954年该地区发生的洪灾中，据报道有2 000人自杀，而在此次洪水中，洪水造成的心理影响远比营养冲击更具灾难性，自杀人数远超饿死人数。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将被动的灾害受害者等待慷慨的外部援助的形象复杂化。他们着重强调难民救助机构，详细叙述了这些机构采用的复杂策略。这种研究方...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就在不远处，越来越多的难民正聚集在赛马场的看台上。在这里，他们与俱乐部廊道上饲养的牛争夺空间。俱乐部饲养马匹的马厩也是这样。在所有被洪水困住的物种中，这些马匹是最不适应洪水的。几个世纪前，清朝军官们已发现，在湖北的湿地上饲养马匹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驻扎骑兵营。马匹缺乏对抗自然的韧性，但马匹与人类无与伦比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弥补了其自然韧性的不足。当洪水涌入俱乐部时，一些马匹被转移到江边仓库的屋顶上，另外一些甚至被转运到上海。像那些救狗的人一样，这些马匹的外国主人用饱含情感的语言表达他们对爱马痛苦的担心。毫无疑问，这也有他们在马匹上的资金投入的原因。相比这些马匹，仅在几米之外避难的人类难民却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当俱乐部会员担心难民聚集会带来卫生风险时，他们向政府请求，要求将难民移走，难民们最终被疏散。那些在俱乐部消磨时间的人和栖身在看台上的难民在空间上几乎没有距离，但他们的灾害经历却几乎完全不同，就好像他们经历的是两场不同的洪水。对前者而言，洪水只不过带来了些许不便和无聊，而对后者而言，洪水却是对生命的摧残乃至终结。一些人只不过觉得洪水让他们只能喝纯威士忌，并抱怨新鲜的蔬菜短缺；而另一些人只能喝着肮脏的江水，并寻找野生植物充饥。这“两场洪水”的边界并不是由文化或国籍界定的。武汉的本地富人从提高房租、哄抬大米价格中获利，也生活在一个与大多数难民天差地别的世界。我们将重点放在考察某些外国租界，不是因为这些外国租界特别不受洪水影响，而是这种不受影响因种族和经济地位因素而相对明显。其实很多外国人对洪水也感到极度不适，就像很多本地人相对没有受到影响一样。这两种洪水经历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许多有文化的目击者对难民行为的蔑视态度。皮耶罗·坎波雷西曾表示，在早期近代欧洲，长期饥饿的穷人生活在一个情况相对好的穷人无法理解的世界里。在那里，长期营养不良和习惯性食用麻...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两则洪水轶事由于洪水的恶臭会引起普遍的厌恶，人们可能很容易把嗅觉想象成一种感官校平器。恶臭不会顾及社会、经济或文化的界限，无论是贫困难民、外国商人，还是本地商人，他们的鼻子都无法幸免。然而，虽然每个人都暴露在恶臭中，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迫与恶臭的源头密切接触。科尔班认为，“对臭味的厌恶”“创造了它独有的社会权力形式”。在洪水期间，这种权力表现为有权决定谁该对恶臭负责。在这方面，难民和流浪者经常被挑出来，他们被描述为随意大小便，将污水倒入水中。几乎没有人在描述洪水的气味时，承认他们自己排放的污水起了作用。权力也有一种有形的表现。一些人可以把自己安顿在卫生的“飞地”，把扶手椅放在舢板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从容地穿过被淹没的街道。与此同时，人力车夫和苦力们在尸体和污水中间艰难跋涉。他们回到家后，家里既狭窄又不卫生，几乎不可能维持任何形式的个人卫生规范。这只是明显的收入差距转化为截然不同的灾难经历的众多形式之一。无家可归的难民不得不与数十万人争夺有限的干燥空间。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生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一名记者描述了参观一个仓库的情景，该仓库估计容纳了5 000名难民。仓库内“人满为患，走路都几乎不可能不踩到别人的身体或四肢”。生活在如此狭窄和不卫生的环境中会对健康产生严重影响，“每个人似乎都患有某种严重的疾病：到处都是肮脏的东西”。在洪水中待几周后，人会患上战壕足（沟足）和其他症状。有时他们的四肢肿胀得很厉害，看起来像是得了象皮病(elephantiasis)。似乎这些条件还不够艰苦，那些生活在难民中的飞地的人往往不知道洪水的进展，也不知道援助是否在路上。在初期洪水浪潮袭击武汉一个月后，当局接到报告，称发现市区附近一座被洪水包围的山形孤岛上，有多达16 000人在此避难。已经死了的人和濒临死亡的人被不加区别地散置在避难所，没有任何卫生设施。饥饿加剧了这种不适。饥饿的经历是挥之...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人们对气味的态度并不是固化的，而是会因时间和文化而发生深刻变化。阿兰·科尔班认为，法国近代化的到来开启了一个嗅觉敏感度提高的时代。人们关注的重点从掩盖个人气味转移到公共空间除臭上，香水让位于卫生设施。中国有自己的嗅觉近代化路径，但与欧洲经验还是有诸多相似之处。在这两个文化区，传统上都将恶臭视为一种致病因素。瘴气(miasmas)曾是欧洲诊疗传统的核心，与中医所说的各种形式的致病“气”相对应。还有一个共同的假设是，臭味意味着个人或集体文明的缺失。到20世纪，作为现代公民的关键性先决条件是让自己的身体干净无臭味。与此同时，从公共空间中去除令人厌恶的气味也成为罗芙芸所描述的“卫生现代性”的标志。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武汉成为第一个采用污水管道系统的内地城市，成为这场嗅觉革命的前沿阵地。这不仅改善了公众健康，还大大减少了人类排泄物的气味。自古以来，洪水一直会给城市空间带来难闻的气味。然而1931年发生的嗅觉危机却是现代性失调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产物。排污系统成了污水涌入街道的管道，其流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结果是一股无法避开的臭味，让整个城市都令人感到厌恶。比起恐怖的视觉和听觉氛围，灾难的气味是完全无法避开的。正如一位外国记者指出的那样，“食物腐烂、漂浮的尸体和所有常规的污水处理设施被破坏后所产生的难闻气味”是不可能避开的。即使臭味消退，对其内在记忆的消退也没那么快。几十年后，胡学汉依然记得整个城市里人们随地大小便的可怕气味。恶臭侵入体内会引发不由自主的身体反应。谢茜茂谈到空气中的气味“臭气逼人”，陈鹤松也描述尸体气味非常难闻，以至于他想呕吐。极端恶臭的环境，体现在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各个层面，造就武汉人的共同的生理感受。正如G.尼尔·马丁所说的，嗅觉是“残存物的化学感知守护者”。这种最古老的感官现在正在提醒人们注意这种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功能失调所引发的非常真实的危险...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在历史学家刘富道看来，地方官参与宗教仪式是政治不理性和惰政的反映。这种评价低估了通过这种策略可能产生的政治资本。夏斗寅及其同伙完全有可能相信愤怒的龙王对武汉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同样看似合理的是，他们是在用仪式来平息公众的愤怒。正如清朝官员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愤怒而无视国家对异端习俗的禁令一样，这些地方官可能也愿意无视反迷信的法令，供奉强势的地方神灵。这种矛盾的更明显例子发生在1934年的一场旱灾中，当时在安徽和河南交界处的一个乡村，民众强迫县长向当地龙王举行了一场祈雨仪式。然而七日后仍未下雨，于是县长让行刑队处决了龙王。考虑到宗教仪式的潜台词，给予神灵信任可能是一种非常明智的平息公众愤怒的方式。不知道地方大员是否也参加了这种他们相信有效的仪式，或他们是否只是将宗教仪式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政治表演。或许二者都是真实的。可以确定的是，夏斗寅并没有因为祭拜龙王而在政治上有所损失。1932年，他晋级为省长。在此位置上的他似乎也没有努力重建龙王庙。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为任何单一因素都应该十分谨慎。正如大卫·阿诺德所指出的，霍乱和饥荒可能经常同时发生，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国民政府极力淡化洪水与疫情之间的联系。然而，毫无疑问，洪水为霍乱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洪水破坏卫生系统和中断供水，降低了群体免疫力。还在努力从洪水中恢复过来的宜昌和武汉等城市，遭受了最严重的感染。洪水造成了广泛的食物短缺，降低了个体免疫力，弧菌(Vibrio)在营养不良的身体里大量繁殖。洪水可能不是霍乱流行的原因，但它肯定有助于营造一个有利的流行病环境。洪水与随后的霍乱流行之间的复杂联系，说明了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道灾难的驱动力的理解。通过摆脱狭隘的以营养为中心的方法，我们可以开始理清楚促成致灾机制的各种因素的关系。这种转变迫使我们直面仍渗透在史学中的许多假设。我们不仅要探讨国家和社会如何滋养人民，还必须研究一系列社会生态互动如何帮助滋养病原体。认识到水对非人类物种的影响也迫使我们重新构建对灾害时间性的理解。洪水对牛、树和霍乱弧菌的影响表明，突发性的气候冲击可能会产生长期后果。这反过来又提出了我们如何量化灾害影响的问题。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确定过高死亡率的通常做法，没有认识到人道灾难从来都不是离散事件——它们是在各种时间尺度上展开的复杂过程。我们对计算和比较灾害致死率的盲目渴求，在混乱、碎片化和漫长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秩序。如果我们围绕洪水划定时间界限，并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考察其影响，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洪水在血吸虫等地方病中的作用。当地历史文献记载，洪水过后，这种通过水传播的疾病案例急剧增加。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洪水似乎为病原体和中间宿主创造了良好的栖息地。大量难民被推到受污染的水域附近，血吸虫卵和钉螺都在那里繁衍生息。然而，与痢疾或霍乱等以可怕的速度席卷全身的疾病不同，血吸虫病感染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缓慢过程。急性期...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农业重建速率通常胜过自然的生态演替。因为在大多数地区，野生动植物没有机会利用洪水带来的丰富沉积物。不过，武汉以北的平原是例外，在这里，外国旅行者杰拉尔德·约克描述了在大片未开垦的土地上，野草和灌木丛生长茂盛。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居民萌发出某种潜在生态意识。相反，这是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影响了农民的土地开垦。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生态的自然演替就代表着人类正遭受苦难的程度。穆盛博认为，战争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生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军队以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形式提取能量，投入到新陈代谢之中。这个生态模型当然有助于解释人类冲突和环境灾害是如何对鄂北的人口构成威胁的。早在洪水来袭之前，由于战争的蹂躏，民众的生计系统已不不堪重负。1931年初，国民党在湖北、河南和安徽交界的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目的是将共产党从苏区驱逐出去。随着战事进行，军队消耗了可供应350万民众的日益减少的营养和能源。随后，在春末，山洪暴发，洪水冲下山坡，又卷走了大量庄稼。饥荒与疾病紧随其后。随着该区域的资源耗尽，张国焘下令向南进军，扩大了军队的新陈代谢范围。当然，与国民党采取的焦土政策所造成的破坏相比，共产党融入当地并与当地共生的影响无疑是微不足道的。1932年，当湖北大部分地区仍在努力应对饥饿和疾病时，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却命令他的部队去征粮，并在水井里投毒，以确保共产党根据地无法生存。很快，鄂北的许多地区沦为“无人区”。约克估计，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人被杀，大多数幸存者逃往城市。政府救援工作负责人约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表示，武汉的大多数难民实际上是为了逃离战争，而不是洪水。事实上，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鄂北的草地和灌木丛茂盛，要归因于洪水和战争冲突的共同作用。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大规模流民是所有饥荒中最危险的因素，这会导致免疫系统较弱的营养不良人群接触致命的病原体，削弱人群对于感染病毒的原有抵抗力。因此，迁徙作为应对灾害最广泛采用的应对措施之一，往往是极不成功的生存策略。表2.2数据显示，城市难民收容所的死亡率几乎是农村地区的三倍。以上讨论的样本可能有限，无法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在整个洪泛区普遍存在，但它无疑表明，那些留在农村，靠打捞农作物、鱼类和水生杂草等勉强维持生活的人，比那些前往供应相对充足的城市的人活得更好。当然，许多人其实是别无选择，只能迁徙，因为他们的家园已被洪水淹没；另外一些人则只是无法应对食物的匮乏而迁徙。饥饿可能不是最致命的疾病，但肯定是最令人信服的疾病之一。政治也起到了作用。洪水泛滥地区的冲突迫使许多人沦为难民，同时促使地方政府将无家可归的人关进大型难民营。无论难民离开家园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是人群中最脆弱的。
• 闻夕felicity

  2023-08-13
  微生物环境尽管粮食严重短缺，但灾害致死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并不是饥饿。南京调查统计数据清楚表明，在洪水发生后的前100天，只有1%的农村社区有人饿死，而在灾民安置营甚至没有出现饿死的情况。随后，政府就会用这些统计数据来宣称饥荒已被成功遏制。卫生部长刘瑞恒说，武汉人死于疾病，主要是疟疾、伤寒和痢疾，而不是饥饿。这种说法是基于对灾害死亡率性质的普遍误解——或者也许是一种省事的误解。他们将死亡简单归咎于饥饿或者疾病。事实上，这一假设深深植根在对灾害的普遍理解中，在这种理解中，英语语境中的famine和中文对应的“饥荒”都被认为是指全体人口饿死事件。很少有人在饥荒期间真正饿死。大多数人是传染病的受害者，至少传染病是这些人的直接死因。奥·格拉达和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发现，在饥荒期间，饥饿和疾病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其中一些通过人体发挥作用，另一些通过人类社会结构发挥作用。营养不良抑制个体和群体免疫系统，使个体和人类社区更容易受传染病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将饥饿与疾病分开，而应努力理解它们之间形成的致命协同效应。在1931年的洪水中，疾病无疑是导致死亡的主要直接原因，导致了农村地区70%和难民安置营87%的死亡率。然而，那些死于传染病的人都经历了营养不良导致的显著虚弱。疾病很可能掩盖了饥荒的真实强度。在洪水过程形成的致命微生物环境中，灾民往往是病死而非饿死。
• 闻夕felicity

  2023-08-12
  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界定了湖北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洪水历史。首先是被魏丕信描述为“水利循环”的洪泛农业重复增长和崩溃。对堤坝的大量投资，促使农业在一段时间里快速扩展和经济增长；当增长超过水利技术上限时，该地区水患加剧，经济衰退。只有当国家恢复治水投入，重新开始水利循环，阶段危机才能获得改善。水利循环在第二个千年期间发生了两次，大致对应于明清两代的兴衰。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这些循环嵌套在第二个更深刻的环境变化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可用的土地都逐渐被用于农业生产。伊懋可描述了人们如何尽可能多地将自然环境转化为农田。为了满足人类对于土地无止境的需求，人们将河流规束在河道内，排干湿地，砍伐森林。这些行为加在一起，提高了洪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宋代的水工们将分段的河堤整合成完整的水利系统。他们精心设置了排水口和闸门，使河流可以将多余的水和泥沙排放至洪泛区。与此同时，村民开始通过修筑名为圩或垸的堤坝将乡村包围起来。这些圩子成为湖北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角色类似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河堤和垸田——水车和脚踏提水等新技术的结合——使农民能够排干湿地。这一过程在明朝(1368—1644)期间急剧加速，部分原因是从下游江西涌入的大量移民垦殖者。这一增长时期大致对应被称为“小冰期”的全球变冷时期的开端。由于寒冷时期往往会导致长江中游洪水减少，气候可能使垦殖者更容易排干湿地。很快，江汉和洞庭湖平原成为帝国最大的稻米产区，甚至超过了繁荣的东部江南地区。如果两湖丰收，那么就可以说“湖广熟，天下足”。治水农业——一个本质上有风险的行业——此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经济体之一的重要组成部分。
• 闻夕felicity

  2023-08-12
  第四章通过描绘武汉水灾的感知史(sensory history)，使我们更接近水灾的即时体验。目击者经常提到身体的创伤景象、受惊吓的难民的声音和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不适以及无处不在的死亡和粪便的恶臭。学术研究往往会忽略这些令人生厌的细节，而更喜欢根据静态的定量数据来分析灾害。本章恢复在历史研究中被剔除的感性描述，通过对灾害的感观和情感叙述，不仅能丰富对历史的体验认知，还能深入了解人们在危机中的行为方式。要了解人们在洪水期间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尝试了解他们的感受。许多被记录下来的感观史料成为观察难民行为的关键切入口，而这些难民行为也是任何致灾机制都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本书的最后两章对比了两种形式的专业知识：精英救援人员的技术知识和难民的乡土知识。第五章描绘的是应对洪水的政府机构及制度史。它描述了救援组织是如何被一种孤立的意识形态主导的，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关于饥荒原因和贫困性质的共同假设。这造成反对者的声音被屏蔽，并掩盖了救援工作的诸多实效。尽管他们的努力后来被誉为近代国家的胜利，但在现实中，救援机构受到财政和政治困难的困扰。随着日本的入侵，中国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开始向美国申请小麦贷款。这些贷款以慈善的形式让贷方获利，也是美国政府稳定其疲弱的农村经济的方式。这种双边救灾模式似乎预见了后殖民世界将出现的国际秩序的某些新特征。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名义上的主权国家，竟运行在一个财富和权力严重不对称的国际体系中。随着粮食在中国仓库里腐烂，难民们发现自己在吃世界另一端种植的小麦。类似的不对称界定了武汉洪水的地方经验，尽管是微观的形式。第六章介绍了这座城市发生的难民危机的社会史，关注难民自身的专业知识，而非将难民看成一个需要专家治理的问题；考察他们如何应对灾害，如何应对治理。与公认的观点相反，许多难民不想被国家收容，更愿意选择自救。而不幸的是，市政当局几乎总是将难民...
• 闻夕felicity

  2023-08-12
  1931年洪水的六个历史画面本书分为六章，每一章都提供了关于1931年洪水的不同历史视角。虽然个别章节可以作为对特定主题和方法的阐述而单独阅读，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为读者提供了多维的视角，可以从不同的时间和地理尺度以及利用一系列史学方法来看灾害。第一章描绘了湖北自人类早期定居以来的洪水环境史。该地区以治水为主题的史料丰富，很大程度上阐明了人类是如何通过修筑堤坝和排干土地来改变环境的。如果我们要理解洪水问题，这种方法至关重要，但它也创造了一种水利范式。这种范式鼓励我们从堤坝建设者的角度看待洪水，从根本上将洪水视为技术失败。本章对定期洪水淹没景观如何成为区域生态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过去两千年来，在湖北乃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盛行的防洪风尚并非历史常态。地方群体找到了多种与水共存的方式，在适应而不是简单地抵御洪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复杂的湿地文化。随着农业的发展，自然属性的洪水成为自然灾害。农业开发不仅让河流变得更加危险，而且为洪水之后的饥荒和流行病创造条件。湖北近代灾害现象并非单纯源于自然，而是几千年来随着人类聚落与河流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而出现的。在第二章，我们缩小研究范围，考察单次洪水脉冲的生态史。为了解1931年人类经历了什么，我们必须考察水是如何影响居住在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的。洪水的历史研究往往集中在单一的生态影响上——可食用植物损失。这种以营养为中心的方法要求我们只关注农业和粮仓，而这扭曲了我们对灾难的理解。对于洪水受害者来说，很少会死于纯粹的饥饿，而更多的情况是由于饥饿和疾病的共同作用而死亡。1931年的死亡危机也不例外。可获得食物急剧减少，再加上经济权利的丧失，导致了一场严重削弱人类个体和集体的生存危机。然而，事实证明，席卷洪泛区的瘟疫才是最致命的。认识到疾病在灾害中所起的导源性角色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屈服于一种病原决定论——在这种论调中，人类只不过...
• DC

  2023-06-23
  看来即使世俗主义者也有他们形式的民族气象学
• DC

  2023-06-20
  这些争议缺少重要的声音。生活在陆地上的有文化的人对生活在水中的穷人提出了无数看法。洪水的受害者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已的意见。使得这些人易受灾害影响的政治和经济进程，也将他们的声音排除在公共话语之外。我们只能零散地找到其他人记录的一些句子。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相信历史学家会为没有发言权的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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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9
  当普通人意识到慈善与拘禁之间只有一线之隔时，难民们很快就发现再难相信任何身穿制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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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9
  洪水过后不久，在中国就有了真正的集中营，是由日本军队在东北背荫河建立的。国民政府很快效仿，建立了被委婉地称为“学校”的机构，将囚犯关在带刺的铁丝网内，并对其进行常规酷刑和即刻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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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集中营一词也经常用来指收容灾难和冲突导致的难民的场所。事实上，这可能是该术语的原始用法。……善行与拘禁之间的区别从来没有像现在看起来那样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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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9
  历史学家克劳斯·穆尔哈恩将集中营定义为：将特定种族或政治群体成员拘禁的机构，“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在近代各国历史上，似乎有许多例子表明，仅仅成为灾害的受害者，就足以让一个人被以慈善的名义拘禁。1931年在武汉郊区营建的机构使用了无恶意的术语：“难民收容所”(refugee relief shelters)。而外国记者和救援人员则会使交替用“难民营”(refugee camps)、“隔离营”(segregation camps)和“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等术语。这种语言上的不精确，暴露了救济和拘禁之间并不严密的划分标准。难民收容营地表面上是避难所，但也助长了各种形式的生理、社会和政治的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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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4-29
  伊懋可曾提出，在中国，水利工程创造了一种“技术锁定”模式，即由于建造水利工程，繁重而昂贵的区域维护任务拖累了子孙后代，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他们的投资回报多么有限，他们都必须继续进行维护。此外，建造堤坝能缓解自然的不确定性，生活在其保护下的人却容易受到人类不确定性的影响。